估客樂生活寫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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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王朝，人們歷來認為安史之亂是整個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這是非常符合歷史發展的真實的。既是鼎盛時代，所以，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尤其是商品經濟空前發展，對中國歷來所有的“商為末技”的農本思想，唐人有了更新的認識。就連最為典型的封建正統思想的代表韓愈，也充分認識到商業于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他在《送鄭尚書序》中甚至極力主張發展外貿，認為朝廷要選派得力官員治理嶺南，從而使“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可勝用。”由于商貿的繁榮，所以，商人生活也就成為文人筆下常用的題材。在這一類作品中，中唐偉大詩人元稹與張籍的《估客樂》是優秀的代表作品之一。他們同為中唐現實主義詩人，同樣把商人生活寫人自己詩中，并由衷地稱贊了商人經商活動，這種嶄新的生活內容是以前根本沒有的。所以也就決定這兩首《估客樂》有著不同一般的文學價值。首先，我們來看元稹的《估客樂》：
估客無住者，有利身即行。出門求火伴，入戶辭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無不營。火伴相勒縛，賣假莫賣誠。交關但交假．本生得失輕。自茲相將去，誓死意不更。一解市頭語，便無鄰里情。瑜石打臂釧，糯米吹項瓔。歸來村中賣，敲作金石聲。村中田舍娘，貴賤不敢爭，所費百錢本，已得十倍贏。顏色轉光凈，飲食亦甘馨。子本頻蕃息，貨賂日兼并。求珠駕滄海，采玉上荊衡。北買黨項馬，西擒吐蕃鸚。炎洲布火浣，蜀地錦織成。越婢脂肉滑，蹊童眉眼明。通算衣食費，不計遠近程。經游天下遍，卻到長安城。城中東西市，聞客次第迎。迎客兼說客，多財為勢傾。客心本明黠，聞語心已驚。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主第，點綴無為精。歸來始安坐，富與王者京力。市卒酒肉臭，縣胥家舍成，豈唯絕言語，奔走極使令。大兒販材木，巧識梁棟形。小兒販鹽鹵，不入州縣征。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鯨。鉤距不敢下，下則牙齒橫。生為估客樂，判爾樂一生。爾又生兩子，錢刀何歲平?
全詩六十八句，洋洋灑灑三百余言，集中描寫了當時商人的經商活動各個方面，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史詩”，無獨有偶，比元稹長十三歲的張籍也同樣有一首《估客樂》：
金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生長無風波。欲發移船近江口，船頭祭神各澆酒。停杯共說遠行期，入蜀經蠻遠別離。金多眾中為上客，夜來算緡眠獨遲。秋江初月猩猩語，孤帆夜發滿湘渚。水工持楫防暗灘，直過山邊及前侶。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農夫稅多長辛苦，棄業長為販寶翁。
全詩十六句，凡百余言。其所反映的生活內容與元詩相差無幾，通過元、張二首《估客樂》，我們完全能了解到當時商貿活動的情況，對唐代社會生活有了更全面的認識。我們知道，張藉、元稹都是中唐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們的詩歌，上承杜甫的現實主義優良傳統，下開白居易樂府詩新現實主義創作，是承先啟后的橋梁人物。而元稹更是與白居易齊名的樂府詩創作的優秀作家，時并稱“元白”，元和四年，他讀到李紳所作“樂府新題”二十首，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和作十二首，正式開始了他的寫意諷喻法新的創作。并且提出“離意古題，刺意見事”和“即事名篇，無復依傍”2的創作主張。這正是中唐新樂府詩運動的創作原則，毫無疑問，這樣的創作理想是非常進步的。
張藉、元稹所處的時代，正是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時期，安史之亂后，唐王朝統治階級內部分崩離析，所謂“無地不藩，無藩不叛”，封建割據，背離朝廷，各自積蓄力量，間機逐鹿中原，形成擁兵割據的藩鎮與朝廷長期對抗；而朝廷之內，牛李黨爭不息，宦閹專權迭起，奸佞當道，忠良不用。尤可憚者，外患日重，回紇吐蕃，不時侵入，可謂是內外交困，矛盾重重。也正是這樣一種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不斷加深，終于導致了唐末黃巢大起義，作為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張藉、元稹生活于這樣一個黑暗的動蕩的歷史時代，他們目光無疑是直面社會人生的。所以，在元稹留下來的詩集中，有大量的重用古題和新題樂府的詩歌，這些詩歌，題材廣泛，反映揭露現實深刻有力，如其中古題樂府《田家詞》、《織婦詞》、《估客樂》、《采珠行》，無不具有鮮明現實針對性和諷喻性。而《估客樂》則是更具特色內容的一首古題樂府詩。
《估客樂》為樂府舊題，系樂府西曲歌名，《樂府詩集》中的《估客樂》，傳為齊武帝肖賾所作。至梁改為“商旅行”。估者，賈也，估客，指販運商品進行貿易的行商。中唐一代，不少詩人寫過《估客樂》，而最負盛名的則是元稹與張藉二人的《估客樂》，究其原因，則是這二位詩人所處為中唐時代，而又以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本，故詩中所反映的社會生活更為真實深刻。二首《估客樂》集中寫了那個時代商人生活與商業活動，是一幅形象的中唐商貿生活圖畫。詩歌全面介紹了商賈的經商之道，經商之法、經商之算計辛勞與成功喜悅。使我們能夠充分地認識到當時也就是唐中后期商貿生活的突出特點，乃至了解當時社會的生活風貌。
一、棄農務商的社會時尚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重本輕末”是歷代封建統治階級的治國要策之一。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商品交易漸成社會經濟生活的主流。過去，人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歷史，至宋元才有城市規模的擴大，市民經濟的繁榮，到明代中葉，才有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隨后，說到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貿易的繁榮，我們不能不首先把目光投向唐代。在中國二千多年的經濟發展史中，唐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它既是整個封建社會經濟繁榮的制高點，也是古典經濟發展的一個分水嶺。簡言之，唐代社會是由“重本輕末”的農耕經濟向“亦農亦商”的商品經濟轉折點。唐代建國伊始，政治上較為開明，思想文化開放活躍，三教并行，思想束縛較少，農村經濟繁榮帶動城市經濟的發展，出現了諸如長安、洛陽、揚州等商業性的大城市。出現“舟車輻輳，人庶浮繁”的空前繁盛局面。當時有民諺云：“揚一益二”，說的就是揚州自開鑿運河之后的商業繁榮景象。就連古蠻夷之地的廣州，險僻的成都，都成為“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尤其是首都長安自隋始，就有東西二市，在這里，“俗具五萬，人物混淆，華戎雜錯。去農從商，朝夕之利：游手為事，況錐刀之未。”可見，到了唐代，二市商業日盛。據《西京新證》所云，東市“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而西市則“市內唐肆如東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雜糅貨賣之所”。迨至安史亂起，王朝勢力衰微，均田制的破壞與兩稅制的推行，廣大農民趨于破產，“農夫稅歲長辛苦，棄業長為販寶翁”。張藉《估客樂》詩中所吟正反映了這樣的歷史事實。這樣，也為商貿提供了發展的契機。由于兩稅法的實施，農村廣泛與市場聯系，造成農產品的商品化，而唐王朝一貫的開放政治，摒棄自古以來重農輕商的觀念，尤其是中唐以后，封建割據，各個藩鎮急需大量資金和物資來充實自己的實力，故對商業重視，更加寬容甚至放縱的政策，這樣，使商賈在社會經濟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也更使廣大農民紛紛投入到商品經濟活動之中，元稹《估客樂》形象地反映了這樣的社會生活，“估客無住者，有利身即行……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無不營。”這就是當時的社會觀念，一反古代圣人“君子不言利”之訓戒，公開打出“求利莫求名”的旗幟。中國文化的傳統，名高于一切，利是卑微的，但在唐代商人看來，名之于利，已是末流。“生為估客樂，判爾樂一生。”經營商業，獲利殊多，生活奢靡，何樂不為?在《估客樂》中，作者說“歸來村中賣，敲作金石聲”。“歸來者”云，可是這些商人是過去的農民。姚合《莊居野行》：“客聽野田間，比屋皆閑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官家不稅商，稅農服作苦。”別說農民，就是那些經營莊園者，也無不以經商為樂。《闕史》，卷上趙江陰政事條云：“時有楚州陽農者比莊，頃以豐歲而貨殖焉。”可見，莊田主在農時閑暇，年成豐稔時也往往貨殖謀利。這是迥異乎前代的新的社會風貌，也是《估客樂》一詩給我們最為形象的展示。
二、闖蕩南北的商幫團隊
中唐商業活動的繁盛，也導致了商賈販運方式的變化，對于這種變化，《估客樂》是這樣反映的：“出門求火伴，入父辭父兄。”“火伴相勒縛，賣假莫賣誠。交關但交假，本生得失輕。”“求珠駕滄海”從詩中明顯可以看出，斯時經商，已不是過去獨立經營的販運模式。而是結成一個一個的團隊商幫。其次，販運之貨物地域廣布，品種繁多。北至吐蕃，南極滄海，西入蜀地，東至百越，所購貨物都是價值昂貴的珍稀之品，甚至包括男女僮妓，真是“不計遠近程”，“經游天下遍”。在此之前，商人經商，多為單個所為，隨著中唐社會商品經濟繁榮，因為販賣的地域廣闊，畏途崖巖，難免有不虞之禍，于是，結伙同行則可遠禍避災。
一如詩中所云；“鉤距不敢下，下則牙齒橫。”就是人多勢眾的結果。孤單一人，決不能如此。這種結伙販賣的現象，在我國其他典籍中多有記載。如《蘇州府志》中就描述當時經商者夥，他們遠到楚、衛、齊、魯之地，且數年不歸。販賣販買，以求贏利。而《河間府志》中也記錄，河南商人經商的商業種類極多極廣，有販賣繒、粟、鹽、鐵、木材各類商人。販繒的去南京、蘇州、臨清等地，販粟的，則去衛輝、磁州與天津沿河一帶，販鐵的，自臨清溝來，販鹽的自滄州、天津來，可謂種類繁多，品種豐富。且販運各種貨物，都會到這一貨物原產地去進購，這樣，不僅品種多，質量好，且價格自比它處便宜，利潤空間最大。這樣的經商理念，直到今天，仍然是很有價值的。
三、販劣賣假的原始積累
商人經商，誠信為本，所謂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然而到了中唐這樣一個動蕩的時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許多商人過去滿足于衣食淫俠到追求資本原始積累，為了資本原始積累，許多商人不惜昧著良心，販劣賣假，以牟取暴利。《估客樂》一詩就較為詳盡的反映了這種行為。“火伴相勒縛，賣假真賣誠。交關但交假，本生得失輕”“瑜石打臂釧，糯米吹項瓔。”“歸來村中賣，敲作金石聲。村中田舍娘，貴賤不敢爭。所費百錢本，已得十倍贏。”這些生意人，“賣假不賣誠”成為他們的經商之道。他們“一解市頭語，便無鄰里情”。為了利，可以不顧鄉親，大肆兜售偽劣產品，豪哄鄉親，以獲取高額利潤。他們用黃銅冒充金子來打造鐲子，用糯米吹做項珠，以微末之本，贏暴額之利。為了能賣出，他們專向同村婦女兜售，這些農村婦女，一則見識短淺，難辨別真偽；二則未經世面，不敢面爭，這就使得假劣產品暢銷無阻。出賣假冒偽劣產品來牟取暴利，自古便是奸商的不二法門，但沒有元稹所處時代如此泛濫猖獗。與元稹同時的詩人韋應物，曾寫過一首《酒肆行》的詩歌，詩中所寫的酒店老板就是這樣的商人，為了牟利，酒中摻水，廉價賣出，吸引酒客，然而，由于其酒“初酞后薄為大偷，飲者知名不知味。”終于導致“深門潛醞客來稀”，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宋代民間有一首《行香子》詞，形象嘲諷江浙酒商的摻假行徑，“浙西華亭，物價廉平。一道令，買個三升。打開瓶后，滑辣光馨。教君未婚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說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迭三斤。
君還不信，把秤來稱，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全詞語言俚俗，明白如話，妙趣橫生，笑中帶刺，極力諷刺了奸商以假充真、欺詐顧客的丑惡行為。詞所說的是宋代，又何嘗不是《估客樂》中所揭露摻假賣劣的遺風。元詩一開篇便說：“估客無住者，有利身便行。”明確指出當時商貿，所圖者唯一利耳!他們風餐露宿，跋涉江河，無非就是為這一個“利”字，父兄訓導，用伴誓約，更使他們見利忘義，唯利是圖!另外，如此賣假售劣之風泛濫，與廣大農民破產轉為經商也有一定關系。因為農民大多是在瀕臨破產下走上經商道路的。這時候他們沒有任何資本實力，為了擴大經營，急切地希望加快原始積累，而制假是最好的捷徑。加之世風日頹，又有專業商人處處示范，當然使得這種不良風氣迅速蔓延，幾成燎原之勢。而最后，銷售假貨的結果是：“顏色轉光凈，飲食亦甘馨。子本頻蕃息，貨販日兼行。”商人本利相生，利上轉利，事業蒸蒸日上，原始積累迅速完成。就這一點而言，元稹、張藉《估客樂》所揭示的已不是唐代社會的真實生活，而是揭示整個資本社會原始積累過程的實質。
四、官商勾結的雙重利益
官商一體，互相勾結，爭取利益，相得益彰，這種社會現象，并非唐代才有，而是早已有之，而不過是到中唐，此風之勢如燎原!據《太平廣記》所載，長安巨商鄒鳳熾，“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游。
邸店園宅，遍滿海內。又嘗謁商宗，請市終南山中樹，估絹一匹，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竭。”同樣，玄宗時代的巨商王元寶，回答皇帝問家產之數，也是“臣絹一匹，系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絹未窮。”這些商人，有著豐厚的資金。便用錢來買官；而官家則仗其勢而經商。這樣，許多大商人實際成了大官僚。明代小說《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就是集官人、商人、地主三位一體的社會腫瘤。如上所述，唐朝對商人態度較之前代更為寬容和認可，所以商人人官在唐朝也很普遍。《問進士》中所說“今商賈類，臺隸下品，數月之間，大者上污卿監，小者下辱州縣”。應該是符合歷史真實的。元、張在《估客樂》中，真實地反映出這種社會現象，“經游天下遍，卻到長安城，城中東西市，聞客次弟迎。迎客兼說客，多財為勢傾……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主第，點綴無不精”。這些商人，因為有錢，所以他們結交的都是一些卿大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詩中是“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常侍者宦官也。宦閹之為下下，豈可在公卿之先。然而，這正是中唐社會的真實生活。中唐之后，宦官專權，自高力士始，“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已。”權傾朝野，炙手可熱。連百官公卿，藩鎮節使，都拜服于宦逆腳下，何況蕓蕓眾生輩的商賈。當時，長安商人均賄賂宦官，持名神策軍籍，而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自己卻在從事販賣。他們依仗宦官權勢，廣置房產，偷稅漏稅，或甚至不予納稅。“小兒販鹽鹵，不入州縣征。”何以至此?有宦官與大小官僚庇護也。這些財勢顯赫的巨賈富商，不僅結交官門，而達官權貴也無不樂至其門下，誠如太史公所云：“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蓋彰。”這樣，官商勾結，商人所得是“歸來始安坐，富與王者京力。市卒醉肉臭，縣胥家舍成。豈唯絕言語，奔走極使令。”他們狼狽為奸，互為依仗，當然，這只是苦了百姓，窮了國庫，唐之社會危機，日趨嚴重，最后終于走向窮途末路。
馬克思曾經指出：“現代英國一批杰出的小說家，在他們自己的卓越的描寫生動的書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揭示的還要多。”讀元、張的《估客樂》，是完全符合馬克思這一論斷的。詩歌以紀實的手法，形象反映了中唐社會商業繁榮的社會現實，深刻揭示奸商欺人，官商勾結的黑暗腐敗，具有史詩性的藝術價值。關于元稹之詩，后人評價說：“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為最，韓孟詩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考之《估客樂》，這樣的評價是當之無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