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中的古代文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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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代文學最初三十年的發展過程來看，現代作家的價值立場、思維習慣、心理結構和寫作經驗等與古代文學依然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關聯或隱或顯，或明或暗。正如溫儒敏先生所言：“五四文學革命在否定了傳統文學的制度，重建新的文學秩序的時候，實際上發現了小說、戲劇和白話文學的潛在傳統”，⑥因為“以口語為基礎的古典白話文學，不僅有可能沖破文化等級的語言牢籠，而且更有可能消除文學等級的語言存在，從而為中國現代的‘活文學’提供從文化到文學的本土傳統支撐”。⑦的確，古代文學歷經數千年，出現過無數的偉大作家和經典作品，有豐厚的文化積淀，它對現代文學的影響與滲透必定是“潛移默化”和“潤物無聲”的。不可否認的是，現代文學的先驅者們幾乎從小就與古代文學中的詩詞歌賦、小說戲曲等作品相伴成長，或閱讀、或背誦、或研究，耳濡目染，身浸熏陶，這就使得“現代作家們所獲取的傳統文化已溶化在其靈魂或血液中，成為其心理結構或藝術機制的組成部分，必然地會給文學創作帶來濃郁的傳統特色或民族性質感”⑧。

所以，仔細閱讀與體察現代文學作品，我們不難發現在“文學主題”、“審美風格”和“創作思想”等諸多方面，現代文學“有意”和“無意”地吸收了古代文學資源。首先，從文學主題看，古代文學一直彌漫著“寓教于樂”的教化傳統，崇尚“經世致用”的實用功能，有著“兼濟天下”的宏大理想，充滿“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這些理念一直是傳統文學的創作母題。在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化功能主要體現為“正人心”、“淳風物”、“止乎禮”的道德規范，指涉的對象是頑愚不化的下層民眾。現代文學發端于中國近代的民族危機時刻，在山河淪喪、亡國滅種的危機關頭，“啟蒙”與“救亡”自然成為了文學的時代主題。“在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啟蒙先驅那里，人格獨立、思想自由、公民權利成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⑨魯迅曾說，“世界的時代思潮早已六面襲來，而自己還拘禁在三千年陳舊的桎梏里,于是覺醒、掙扎、反叛，要出而參與世界的事業。”⑩現代文學的先驅者們發現了傳統“吃人”的本性，有感于國民的愚昧和麻木，迫切渴望通過文學來“揭示病苦，引起療救的希望”。于是，現代文學的“啟蒙”就與古代文學的“教化”有了不謀而合的共同指向，即“不開化”的社會民眾，而且兩者都是以自上而下、居高臨下的方式進行的，不開化的民眾始終處于社會底層、處于被動接受的尷尬局面。

這樣，現代文學雖然高舉“反孔、反傳統”的大旗，但“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念卻被許多作家潛意識地作為了參與社會的人生規范，古代文學中憂國憂民的傳統母題也成為現代作家關心國家命運和民族解放的創作旨歸。正是現代作家們有一顆“憂國憂民”的心，認為文學具有“改造人心”的功能，所以從現代文學的第一個社團“文學研究會”到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作家聯盟”，再到抗戰期間的“抗戰文協”等，都表現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精神，具有強烈的積極入世的愛國情懷。從這個角度上看，現代文學對古代文學的精神資源不是“反叛”，而是“繼承”。1921年成立的文學研究會，其宗旨是“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作新文學”，主張“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并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的一般問題”。輯輥訛現代文學的創作是要在整理中國舊文學的基礎上進行，其旨歸是“為人生”，可見，“五四”新文學的第一代作家們并沒有要“斷絕”與古代文學的聯系，而且“為人生”的目的與“文章乃經國之大業”的古代文學思想有著內在的“基因式”關聯。到了“左翼革命文學”和“抗戰文學”，由于“革命”和“救亡”的時代要求，文學的教化功能、救亡主題就表現得極為迫切和明顯“，在滿懷政治激情的左翼批評家眼中，古典主義藝術的政治性被極度強化”輰訛輥。這就決定了現代文學在關注現實、表現人生、干預社會的價值立場方面與古代文學中的“愛國、濟世”的思想母題有著一脈相承的血緣關系。郁達夫在《沉淪》中呼喚“祖國啊祖國，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輱輥訛，郭沫若在《鳳凰涅槃》中渴望一個衰敗的民族浴火重生、變得華美和芬芳，聞一多憂愁著祖國的面貌猶如“一溝絕望的死水”，等等，現代作家對人性的反思，對人生的拷問，對時局的關切，與古代文人的“但悲不見九州同”等情懷是一致的。試想，如果不是對古代文學中的愛國思想感同身受與自覺繼承，現代作家能在他們的作品發出如此真切的愛國聲音與憂思情懷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現代文學對人性的反思，不是西方式的對人的‘原罪’和純粹的人性缺陷的反思，而是對‘文明’與人性、與民族性格關系的反思，體現著中國式的實踐理性精神和現實情懷”輲訛輥。

由此可見，現代作家對古代文學資源的吸收和利用完全是自覺和不自覺的，他們身上都遺留有傳統文化的基因，對古代文學的有用資源自然無法抵制。因此，現代文學的現代化絕不是“傳統”與“現代”的對抗，而是“現代化、民族化的雙向選擇及傳統與現代交錯發展的復雜過程”，輳輥訛是現代意識、現代思維方式與民族精神結合起來的漸進過程。其次，從審美風格看，古代文學的創作繁復多樣，《詩經》開創了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離騷》則創造了浪漫主義的先河，這兩種審美風格如涓涓細流從古至今一直流淌在文學作品之中，為歷代的文人所借鑒、所喜歡，成為他們藝術創作的慣用手法。五四新文學的創作雖然全方位地向西方開放，積極吸納西方多元的現代創作手法，但是也同時在無意識地繼承與轉換傳統文學的創作樣式。總體而言，五四小說就是一種“悲劇＋反諷”模式，它介乎晚清小說的“滑稽＋反諷”傳統模式和高度教化的政治寓言小說模式之間。茅盾在1920年發表于《小說月報》上的一篇宣言中指出，當時的中國文學還介于“古典”和“浪漫”之間，他看清了現代文學的變革并不是完全徹底的，“這期間進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輴訛輥。現代文學的核心價值在于追求個性解放、倡導科學民主、張揚理性批判，由此也容易形成注重現實、批判現實的現實主義品格，以及注重個性、獨抒性靈的浪漫主義傾向。從文學思潮和總體審美特征看，現代文學以現實主義為主，又有現代主義、浪漫主義等多元審美風格互滲并存，交織發展。

可以說，中國古代現實主義詩歌傳統和浪漫文學資源是現代文學最為得天獨厚的本土資源，還有道家文化關于“回歸自然、關懷生命、尊重個體”的傳統母題，都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孕育一種樸素情感和獨特風格的基因底蘊。不可否認，《離騷》的多情浪漫與象征手法，《史記》的悲劇氣氛和傳奇色彩，《古詩十九首》的批判精神與感傷情調，以及杜甫的沉郁頓挫，李白的豪邁飄逸，等等，這些灼灼生輝的審美風范如同太陽的光芒投射在每一個現代作家的心里，在他們的作品中生根、發芽和綻放。因此，從創作主張和藝術風格看，現代文學的很多流派特征在古代文學中都可以找到“契合點”，文學研究會的創作是典型的“現實主義”，創造社的風格則趨向“浪漫主義”，后期新月派提倡“新格律詩”反映出在審美趣味上向中國傳統詩歌特征的回歸。就創作個體而言，魯迅的文章嬉笑怒罵、冷峻犀利，既有尼采個性主義的超脫思想，又有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情懷，還有不畏權貴的“魏晉風骨”，他的辛辣諷刺藝術則直接師承和借鑒了《儒林外史》的諷刺手法，他的《故事新編》就是以“古今雜糅”的方法，借古人與今人的相通之處來來達到一種現代性的嘲諷。郭沫若創作《女神》時火山噴發式的恣情率性、瀟灑浪漫，與古代的屈原、李白難道沒有精神氣質上的吻合？林語堂的獨抒性靈，周作人的沖淡平和，沈從文的關注自然，與道家思想中的個人本位、超脫物外有著天然的承繼關系。王德威曾指出，“沈從文的家鄉湘西既是蠻荒的鄉村，又是風景如畫充滿浪漫氣質的地方，尤其還是誕生了兩部偉大的古典文學經典：屈原的《楚辭》和陶潛的《桃花源記》。因此，沈從文充分意識到，他正是在這種杰出的文學傳統中寫作”輥輵訛。還有一代才女張愛玲的古文功底特別深厚，其小說創作深受《紅樓夢》的影響，創造了一種“新舊交織”、“雅俗共賞”和“古今雜糅”獨特文體。而且，仔細考察現代作家，古典文學修養深厚者非常之多，胡適、魯迅、郭沫若、郁達夫、聞一多、徐志摩等都擅長舊體詩寫作。魯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等至今依然膾炙人口。郁達夫的舊體詩清新、流暢、意蘊深遠，徐志摩與朋友寫信慣用文言文，而且寫得十分漂亮，凡此等等，不難發現“五四”新文學作家們有著十分濃厚的古典文學情結，承載著傳統文化思想的古代文學，其當中的許多元素都成為了現代文學不可忽略的精神資源。再次，就創作主體的精神氣質來看，現代文壇的作家們整體上都具有一種“積極入世”的奮發心態，以及渴求“建功立業”的宏偉理想，與古代士大夫渴望參與社會的精神氣質尤為相似。

古代文學作品將士大夫精神的闡釋可謂淋漓盡致，對后世的影響不容小覷，比如“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執著精神、“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責任意識、“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勇無畏，等等，這些積極入世的思想不可能不燭照現代作家的心靈。無論在民不聊生的晚清之際，還是在軍閥混戰的民國時代，現代知識分子面對衰朽凋蔽的祖國，往往“以事功為重，既渴望以啟蒙喚醒民眾，但更希望取得切實且巨大的事功”輥輶訛，這種價值立場和人生追求體現了傳統文人思想的延續，正如學者余英時指出的那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將民主、自由、進步等公共價值原則看成是個體事情，是源自中國古老而悠久的士人傳統。”輷訛輥的確，現代作家們面對頹敗凋弊的社會，不是消極避世，而是主動參與時政，力求干預時弊，“我以我血薦軒轅”就是現代知識分子忠貞愛國、心懷天下的明證。無論是五四時期的第一代作家魯迅、郭沫若、胡適、郁達夫、聞一多、茅盾等，還是第二代作家張天翼、丁玲、老舍、巴金、曹禺等，他們身上都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以及“豈因禍福避趨之”的獻身精神。這種責任意識和獻身精神無疑會影響到他們的文學創作，從而使得現代文學普遍呈現出一種情緒高亢的“焦慮感”和畫面低沉的“灰色調”。

當然，“五四”新文學雖然有對民族國家、現實社會的強烈使命感、責任感的擔當和頌揚，“但它畢竟過分看重文學的啟蒙功能和審美意義，遠離大眾或者對大眾真實的生活理想和情感立場隔膜，這在相當程度上也就剝奪了‘依然有閑’的中國人親切有趣地閱讀小說的基本權力以及新小說本身的市場號召力”輮訛輦。正因如此，“五四新文學并沒有能夠沿著最初設計的現代性方向，真正進入世界話語的核心，缺少真正有力量的民族心靈史。”輯輦訛不過，即便如此，熱切關注國家命運和國人靈魂的現代作家們，為了緩解現代化轉型的陣痛，他們努力地多方尋覓精神資源和創作資源，積極地參與著中國現代文學的建設，這種精神是彌足可貴的。總而言之，古代文學是一個豐富的藝術寶庫，現代文學在面對古代文學資源時，既高呼“推翻重置”，卻又戀戀不舍，正如王瑤先生所言：“五四時期的先驅者們既是現代新文學的開創者，同時又是傳統文學歷史的新的解釋者，而且二者是互相聯系和滲透的。”輰訛輦當然，現代文學雖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古代文學資源，但在多元化的文化語境中，既向西方思潮開放，又與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無論在文學觀念、思想內涵，還是藝術形式上，依然顯現出了鮮明的現代性特征和現代性品格。

作者：徐漢暉單位：湖北大學文學院貴州凱里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