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樂府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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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總體風貌；魏晉詩文研究；樂府詩研究，對魏晉南北朝樂府詩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20世紀的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和中國古典文學的總體研究相對應，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很自然地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一二十年代，漢魏文風變遷的研究令人矚目、20世紀較早的樂府注釋之作有黃節(jié)《漢魏樂府風箋》（北京大學出版社1924年版）、余冠英的《樂府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王運熙的《論吳聲西曲的與諧音雙關語》、《論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聲》（均見《六朝樂府與民歌》）認為這些詩歌成功地運用了諧音手法，表達豐富的意蘊，既有“同音同字”，又有“同音異字”，變化頗多；又因為要演唱，就有送聲、和聲的差別，一人唱，多人和，形式非常活潑，具體材料請詳見：

【內容提要】

20世紀的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走過了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但總的趨勢依然是從涓涓細流走向蔚為大觀。從總體研究風貌、魏晉詩文研究、南北朝詩文研究、樂府詩研究等若干方面對20世紀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研究狀況作一宏觀鳥瞰，考察其源流，梳理其過程，凸現(xiàn)其特色，可以為新世紀的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20世紀/魏晉南北朝/詩文研究/樂府詩

一、總體風貌

20世紀的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和中國古典文學的總體研究相對應，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很自然地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上世紀初到解放前夕。此時期的主要任務是考察建造該段文學史的歷史面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10年代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20年代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以及40年代王瑤陸續(xù)發(fā)表的《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人思想》、《中古文人創(chuàng)作》。他們的研究在本世紀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近代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此一時期，還有一些不應忽視的研究成果，如徐嘉瑞的《中古文學概論》（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陳仲凡的《漢魏六朝文學》（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羅根澤的《樂府文學史》（北平文化學社1931年版）、陳家慶的《漢魏六朝詩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1934年版）、洪為法的《古詩論》（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1943年版）、劉永濟的《十四朝文學要略》（40年代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蕭滌非的《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中國文化服務社1944年版）、羅常培的《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獨立出版社1945年版）等在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方面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第二階段從解放初到70年代末。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政治過多地干預了學術，強制文學研究的標準應具有人民性、階級性、現(xiàn)實性，以此來衡量一切作家作品，這必然導致文學研究方向的偏離。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說明作家作品本身的面貌，而在于批判，從中找出精華和糟粕。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文學自覺時代，作為其時文學代表的山水詩、田園詩、宮體詩等，其實都是遠離這三個標準的。又因為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古代文學形式上的探索期，在此研究標準下，又被扣上了形式主義的帽子。當然，這一階段也有一些不容抹殺的研究成果，特別是一些基礎工作，如陶淵明、三曹的資料匯編，文學普及方面的一些詩選、賦選，《文心雕龍》研究方面關于“風骨”的一些討論，即便在今天看來，仍有積極的意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游國恩等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分別主編的兩部《中國文學史》的《魏晉南北朝文學》部分，依然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實用意義。此一時期國外及港臺地區(qū)的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如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的《中國詩史》（中譯本，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興膳宏的《六朝文學研究》（中譯本，岳麓書社1987年版），臺灣學者洪順隆的《六朝詩論》（文津出版社1978年版），香港學者鄧仕樑的《兩晉詩論》（香港中文大學1972年版）等均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第三階段從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這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多元化時期。此期內整個文學研究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產生了巨大變化，突出表現(xiàn)為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走向深入。典型的成果有王運熙、楊明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此書對本時期的文學思想和理論論述很全面，具備了集大成性質。曹道衡、沈玉成的《南北朝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徐公持的《魏晉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對有關史料進行了深入的發(fā)掘與清理，并廣泛地吸收了當前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對文學史的面貌重新進行了全面的描述，得出了較為中肯、允當?shù)慕Y論。羅宗強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側重于文學思想的研究，從廣闊的社會風尚和深厚的文化背景中考察文學思想，成就卓著。此外，八九十年代出版的胡國瑞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王次橙的《南朝詩研究》（臺灣私立東吳大學1984年版），王鐘陵的《中國中古詩歌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葛曉音的《八代詩史》（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駱玉明、張宗原的《南北朝文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程章燦的《魏晉南北朝賦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周建江的《北朝文學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等，標志著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走向了活躍、系統(tǒng)與深入。

9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幾部文學史（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郭預衡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的魏晉南北朝部分亦各具特色。章培恒、駱玉明著重引入一種古代文學研究新理念，多從人性的角度看問題，非常契合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特征，徹底擺脫了“”時期的僵化思維模式。郭預衡則從文學的覺醒、文學的士族化傾向、文學的宮廷化特色等角度對魏晉南北朝文學進行了準確細致的描述。袁行霈對20世紀特別是90年代的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成果進行了廣泛的吸收，形成了一系列深入、準確、簡明的概括和描述，提供了豐富的學術信息。

二、魏晉詩文研究

20世紀一二十年代，漢魏文風變遷的研究令人矚目。劉師培將其歸結為逐漸走向清峻、通脫、華靡，得到魯迅基本贊同。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1983年版）引證了豐富的材料，具體證明了魏晉士風肇始于東漢的觀點，得到學術界的廣泛認同。建安文學研究十分活躍，已舉辦過數(shù)次規(guī)模較大的全國建安文學學術討論會。曹操詩歌的研究一直是曹操研究的熱點，學術界普遍認為，

曹操詩歌深刻地反映了漢末的現(xiàn)實，表達了對人民苦難的同情，抒發(fā)了自己的豪情壯志（章培恒《〈三曹集〉序》，岳麓書社1992年版）。曹植研究開展得最為廣泛深入，趙幼文《曹植集校注》根據(jù)作品寫作時間的先后分為建安、黃初、太和三卷，有助于理解作者思想感情的變化歷程。對曹植及其作品作綜合研究始于20世紀初葉，20年代陳一百《曹子建研究》（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30年代洪為法《曹子建及其詩》（光華書局1931年版）以及70年代以后鐘京鐸的《曹氏父子詩研究》（學海出版社1978年版）、李寶均的《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鐘優(yōu)民的《曹植新探》（黃山書社1984年版）等，都對曹植作了較為全面的探討。曹植作品中爭議最大的可能是《洛神賦》。30年代沈達材集諸家之說而著《曹植與〈洛神賦〉傳說》（上海華通書局1933年版），以數(shù)萬言的篇幅考證了洛神傳說的淵源流變，詳細解剖了曹植為什么作《洛神賦》以及鄴下文人創(chuàng)作以描寫男女戀情為主的抒情小賦的風氣。周明《怨與戀的情結》（《南京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另辟蹊徑，論證了作者以洛神自喻，表達對君王又怨又戀的復雜感情。建安七子研究的杰出成果是俞紹初整理的《建安七子集》（中華書局1989年版）以及徐公持等人的研究論文。蔡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存世三首詩的真?zhèn)紊稀９簟⒂喙谟ⅰ⒈逍⑤妗⑼跣《艿雀骷覍W說皆引證豐富，很難取得一致的意見。左延年的《秦女休行》也得到較為熱烈的關注，胡適、陸侃如等對這首詩評價較高，吳世昌、俞紹初、葛曉音等對該詩的本事作了探討，并形成意見不一的學術爭鳴。正始文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阮籍、嵇康，側重于阮籍的《詠懷詩》和嵇康的散文。兩晉詩文研究主要集中于傅玄、張華及“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的作品。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姜亮夫的《張華年譜》（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陸平原年譜》（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沈玉成、傅璇琮的《三張小考》（《中古文學叢考》，《古代文學研究集》，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5年版），傅璇琮的《潘岳系年考證》（《文史》14輯）等。左思的研究更多集中于《三都賦》和《詠史詩》。《三都賦》的寫作年代有數(shù)種說法，主流觀點是作于272年至282年，游國恩的《〈三都賦〉序注》（《游國恩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9年版）、李長之的《西晉大詩人左思及其妹左芬》（《國文月刊》70期）、傅璇琮的《左思〈三都賦〉寫作年代質疑》（《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2期）等都持此說。《詠史詩》亦有爭議，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認為作于咸寧五年(279)以前，泰始八年(272)以后；劉文忠的《左思和他的〈詠史詩〉》（《文學評論叢刊》7輯）則認為這幾首詩并非寫于一時，第一首寫作時間較早，第八首寫得較晚，多數(shù)是中年時的作品；徐傳武、牟世金《左思文學業(yè)績新論》（《文學遺產》1988年第2期）則認為這是集中作的組詩，是晚年的作品，是一生的總結。劉琨、郭璞的研究有：劉文忠的《劉琨評傳》（《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續(xù)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游信利的《郭璞正傳》（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學報》33期），曹道衡的《郭璞評傳》（《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玄言詩及玄言詩人研究進展較大。孫綽的生卒年頗受關注，各家說法頗有差異，其文學貢獻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玄言詩中的山水情趣；一是文學批評。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認為寫景詩作較多較早的是庾闡，曹道衡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史札記·庾闡的詩歌》（《中古文學史論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對庾闡及其詩歌有較多論述。關于王羲之的研究，60年代郭沫若作《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zhèn)巍罚ā段奈铩?965年第6期）引發(fā)了一場討論。陶淵明的研究是20世紀古代文學研究的熱點，作品整理有古直、王瑤、逯欽立、丁福保、王孟白、孫鈞錫、唐滿先等各家的校、注本。陶淵明的名、字，陶淵明的年齡，陶淵明的里居，“不為五斗米折腰”等問題眾說紛紜，至今尚未取得能統(tǒng)一眾說的結論。關于《詩品》中的“陶詩源出應璩說”，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列舉詳盡論據(jù)加以否定；古直的《鐘記室詩品箋》（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1928年版）認為，應璩詩以譏切時事、風規(guī)治道為長，陶詩亦多諷刺，派出應璩殆指此耳。王運熙的《鐘嶸〈詩品〉陶詩源出應璩解》（《文學評論》1980年第5期）從內容上詳加論證，肯定“陶詩源出應璩說”。關于陶淵明思想的論述很多，其中與佛學關系的研究比較引人注目。40年代，陳寅恪著《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認為，陶淵明的思想實承襲魏晉清談之旨，未受佛教影響。逯欽立《〈形影神〉詩與東晉之佛道思想》（《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不僅認為陶淵明的思想與佛學無干，而且有反佛思想。這種觀點為學術界廣泛接受，羅宗強的《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tài)》（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袁行霈的《陶淵明與慧遠》（《中國典籍與文化》1992年第1期）等都堅持這個觀點。但問題并不這么簡單，日本學者吉岡義豐據(jù)敦煌遺書《金剛般若經》紙背抄錄的佛曲《歸極氏贊》題下附注“皈去來，皈去來”，結合日本《圣武天寶宸翰雜集》卷末存釋僧亮佛曲《歸去來》、《隱去來》五首考證，僧亮為晉末宋初僧人，與陶淵明同時。兩人所作的《歸去來》反映了東晉佛教的凈土信仰。從陶淵明與慧遠、劉遺民的交往、個人經歷和家庭背景等都可以找到他與佛教關系的例證（《東洋學論叢》石濱先生古稀紀念）。國內學者丁永忠的《陶淵明與慧遠：陶不入蓮化社之我見》（《學術月刊》1987年第10期）、《〈歸去來兮辭〉與〈歸去來〉佛曲》（《文學遺產》1993年第5期）等擁護此說，認為陶淵明的思想不能簡單地視為純正的老莊玄理的翻版，而是佛玄合流。

三、南北朝詩文研究

山水文學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進展。王瑤的《玄言·山水·田園》認為山水詩與玄言詩關系密切。王達津的《論六朝山水詩的形成》（《河北日報》1961年7月28日）、高爾太的《山水畫溯源》（《甘肅師大學報》1978年第2期）認為漢末的動亂、士人精神寄托的失落、江南的開發(fā)，是山水文學興盛的歷史前提和文化背景。韋鳳娟的《山水詩溯源——試論東晉前的自然景物描寫》（《文學評論叢刊》13輯）、王立群的《晉宋地記與山水文學》（《文學遺產》1990年第1期）、趙昌平的《謝靈運與山水詩起源》（《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認為山水文學傳統(tǒng)、晉宋地記的豐富，是山水文學走向繁榮的內在原因。關于顏延之研究有季冰、繆鉞、蔣祖怡等的年

譜或評傳，曹道衡的《論顏延之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古典文學論叢》4輯）、沈玉成的《關于顏延之的生平和作品》（《西北師大學報》1989年第4期）等一批論文。謝靈運的生平研究有葉瑛、丁陶庵、郝立權等各自編著的《謝靈運年譜》，沈玉成著有《謝靈運評傳》（《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作品校注有黃杰的《謝康樂詩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葉笑雪的《謝靈運詩選》（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顧紹伯的《謝靈運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等。鮑照的生平研究有繆鉞的《鮑明遠年譜》、吳丕績的《鮑照年譜》（《讀史存稿》，三聯(lián)書店1963年版）、錢仲聯(lián)的《鮑照年表》（《鮑參軍集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等。鮑照的作品校注有黃節(jié)的《鮑參軍詩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錢仲聯(lián)的《鮑參軍集注》。鮑照的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四個方面：一是生年，二是籍貫，三是家世，四是《蕪城賦》的寫作年代，很難得出統(tǒng)一的結論。永明文學研究亦有相當突破，已不限于四聲八病，而有了更為廣義的理解。劉躍進的《永明文學研究》（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對永明體的特征進行了探索。至于永明體在近體詩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朱光潛的《詩論》（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郭紹虞的《從永明體到律詩》（《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以及管雄、張永鑫、吳小平等都作過清晰的描述和深入的論述。永明文人的研究也有一定進展。沈約、謝眺王融的生平研究就有多種年譜和作品系年；江淹的生平研究有吳丕績的《江淹年譜》（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俞紹初的《江淹年譜》（《〈江淹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曹道衡的《江淹評傳》（《中國歷代著名文學家評傳》）、《江淹作品寫作年代考》（《藝文志》3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作品整理有俞紹初的《〈江淹集〉校注》。永明詩壇的主流派沈約、謝眺、王融等人的詩作講究聲律，崇尚清麗，屬于其時的“新體”；江淹、任昉王儉典雅古質，保留著“古體”的風貌。對新體、古體之爭的研究主要有曹道衡的《江淹沈約和南齊詩風》（《河北師院學報》1986年第2期）、劉躍進的《永明文人集團論述》（《浙江學刊》1992年第6期）等。梁代中期的代表性作家何遜、柳惲、吳均、王伯儒、劉峻都得到了一定研究。曹道衡的《何遜生卒年問題試考》、《何遜三題》（《中古文學史論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對何遜的生卒年作了詳盡的考證，李伯齊的《〈何遜集〉校注》（齊魯書社1988年版）是目前惟一的全注本。宮體詩風發(fā)生、發(fā)展的過程得到重新認識，興膳宏的《沈約與艷體詩》（《六朝文學論稿》，岳麓書社1987年版）、劉躍進的《昭明太子與梁代中期文學復古思潮》（《〈文選〉學論集》，時代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等認為梁天監(jiān)十二年以前是永明文學的延續(xù)，沈約、任昉蕭琛、陸倕等永明作家還比較活躍，他們的創(chuàng)作也已具有宮體詩的某些特征，稱之為宮體詩的先河并不為過。宮體詩的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形成時間。周振甫、商偉等認為宮體詩最早起于人們對徐魑作品的稱呼；沈玉成認為，宮體詩開始形成于蕭綱入東宮之前，只是隨著蕭綱的被繼立才正式獲得了“宮體”這一名稱。二是宮體詩的界定。吳云、董志廣認為，宮體詩是指梁代那些用纖巧艷麗的詞句去描寫女性和閨情的詩歌。汪春泓認為宮體詩的作者范圍僅限于東宮、春坊、玉臺。沈玉成的《宮體詩與〈玉臺新詠〉》給宮體詩概括為三個方面的特點：一是聲韻格律在永明體的基礎上更為細致；二是風格更為秾麗；三是內容更為狹窄，以艷情為主，其他則是詠物、吟風月一類的作品。三是宮體詩的評價。朱光潛的《詩論》（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客觀地評價了宮體詩的利弊得失。但從50年代中后期起，“民間文學主流論”一度成為文學史研究中的主導思想，宮體詩受到嚴厲的批判，甚至“”后思想比較激進的李澤厚等人還認為宮體詩是中國封建時代高級的色情文學。“”后，有些評價似乎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如劉啟云的《活色天香情意真，莫將側艷貶詞人——重新評價宮體詩》（《江漢論壇》1989年第9期）。宮體詩為中國詩歌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一個劃時代的功績，它與南朝民歌宛如雙璧映輝，各領風騷，共同構成了南朝社會的藝術風采。但后對宮體詩的評價，總體上是客觀的。宮體詩的基本文獻得到了較為深入的研究。蕭綱的《與湘東王書》、《〈法寶聯(lián)壁〉序》得到日本學者興膳宏、清水凱夫、林田慎之助、森野繁夫及國內學者王達津、曹道衡、沈玉成、劉躍進等的廣泛研討。

北朝文學研究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比較沉寂。20世紀以來學者們開始對北方文學進行專題研究，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陳仲凡《漢魏六朝文學》、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北朝部分、中科院文學所《中國文學史》北朝部分等對北朝文學都有較為客觀的評價。八九十年代，曹道衡對北朝文學進行了大量的拓荒性研究，在《南北朝文學史》北朝部分、《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的北朝部分及一大批學術論文中，作者旁搜遠紹，縱橫比較，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如十六國文學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荒涼、北朝后期北方文學家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南方文學家等觀點，較為詳盡地勾勒了北方文學的全貌。佛學對北朝文學藝術的影響也是20世紀北朝文學研究的重點，孫昌武的《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蔣述綽的《北朝質樸文風與佛學》（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佛學與北朝文學的關系上均有深入細致的探索。關于北朝文學的評價，劉師培、錢鐘書等學者上承歷史傳統(tǒng)，著力于南北文學異同的評價。張國星的《北朝文化主潮與文學的式微》（《社會科學輯刊》1991年第3期）認為，北朝前期文學比不上南朝是各種文化因素“合力”所形成的以儒教復古主義為特征的社會文化思潮所致。北朝文學以散文為主，其代表作《水經注》、《洛陽伽藍記》、《顏氏家訓》得到一定研究。《水經注》注本有1989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的楊守敬、熊會貞疏本。從文學價值研究《水經注》的有范文瀾、鄭德坤、譚家健等人。《洛陽伽藍記》有張宗祥、周祖漠、范祥雍等人的注本。顏之推的生平研究有繆鉞的《顏之推年譜》（《讀史存稿》）和《顏之推評傳》（《中國歷史著名文學家評傳續(xù)編》）。《顏氏家訓》得到較好的研究，注本以王利器的《〈顏氏家訓〉集解》（中華書局1993年版）最為詳贍。關于《顏氏家訓》對中古文學的參考價值，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認為其平實的文風在南方浮華、北方粗野的文風中自成一家之言。王利器認為《顏氏家訓·文章》是中古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如與《文心雕龍》相比較，兩者多可互相發(fā)明。《顏氏家訓·涉務》對研究梁代中后期士人精神狀態(tài)有重要參考價值。庾信的生平事跡研究有劉文忠的《庾信評傳》（《中國歷史著名文學家評傳》），作品校注有許逸民點校的《〈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1980年版）。庾信后期作品研究的重點是《擬詠懷持》二十七首和《哀江南賦》。日本學者網祐次的《論庾信》認為《哀江南賦》是庾信早期作品；魯同群的《庾信入北仕歷及其主要作品的寫作年代》（《文史》19輯）亦持相同說法。但多數(shù)學者依然信從陳寅恪《讀〈哀江南賦〉》（《金明館叢稿初編》）中的考證，認為《哀江南賦》作于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十二月。關于該賦的寫作動機，陳寅恪認為該賦表達了強烈的思歸之情；劉文忠則認為這種鄉(xiāng)關之思是建立在對梁王朝的回憶和思念上的。研究論著有8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劉文忠《鮑照與庾信》，張翥與曹萌《歷史的庾信與庾信的歷史》；90年代中后期出現(xiàn)的魯同群《庾信傳論》和林怡《庾信研究》；對庾信的家世、生平、創(chuàng)作、評價等問題進行了綜合研究，視角不完全相同，各有獨到之處。王褒的研究有清水凱夫先生的《王褒傳記與文學》（《六朝文學論文集》，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曹道衡的《關于王褒的生卒年問題》（《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等若干論文，主要集中在創(chuàng)作和生卒年方面。

四、樂府詩研究

20世紀較早的樂府注釋之作有黃節(jié)《漢魏樂府風箋》（北京大學出版社1924年版）、余冠英的《樂府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綜合研究有陸侃如《樂府古辭考》（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羅根澤《樂府文學史》（北平文化學社1931年版），前者著重于歌詞考訂，后者著重于文學背景，兩者可相互補充。蕭滌非的《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中國文化服務社1944年版）對陸侃如和羅根澤的某些觀點提出了批評，其本身最值得重視的地方是對樂府詩內容的闡釋，鉤稽史實，相互印證，頗為詳贍。王易的《樂府通論》（中國文化服務社1946年版）對樂府詩的起源、建立、沿革等作了探討，并結合音樂來論及樂府詩，將中樂與西樂進行了比較，認為燕樂、西樂實出一源，同出印度。王運熙50年代出版的《六朝樂府與民歌》（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和《樂府論叢》（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是兩部關于漢魏六朝樂府詩的論文集，討論了樂府官署的起始與沿革，考證了樂府的某些曲調、歌詞的演變、樂府與民歌的關系，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材料，考訂相當細致，代表今人研究樂府詩的最高水平。楊生枝的《樂府詩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從一代又一代樂府的觀點出發(fā)，揭示各個時代樂府詩的不同特點，并從詩和樂的結合中論述樂府發(fā)展演變的過程及其特殊規(guī)律。《孔雀東南飛》的創(chuàng)作時間有漢末與六朝兩種看法。孫望、古直、王越、蕭滌非、王運熙、蔣逸雪、林劍鳴等都肯定漢代創(chuàng)作說。六朝創(chuàng)作說的堅決主張者是張為麟，此外，陸侃如、馮沅君、徐復也持相同主張。《木蘭辭》的寫作年代也是研究的焦點。前人有漢代創(chuàng)作說和三國創(chuàng)作說，游國恩、余冠英、張為麟、胡適、陸侃如、蕭滌非等皆認為此詩是北朝之作。《敕勒歌》研究主要在作者、背景、語言等方面，引起中外學者的廣泛討論。南朝樂府民歌主要是《吳聲歌》、《神弦歌》、《西曲歌》，王運熙的《神弦歌考》（《六朝樂府與民歌》）認為《神弦歌》所祀的都是地方性的雜鬼神，是比較渺小的神道，威嚴小，因此也易與平常人站在平等的地位，以致發(fā)生不少神、人戀愛的故事傳說。王運熙的《吳聲西曲的淵源》（《六朝樂府與民歌》）認為這些民歌看似普通風謠，但實際上有其明顯的淵源系統(tǒng)；羅根澤的《南朝樂府中的故事與作者》（《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認為這些民歌大多有本事可考，與上層階級的關系頗為密切。在藝術手法上，王運熙的《論吳聲西曲的與諧音雙關語》、《論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聲》（均見《六朝樂府與民歌》）認為這些詩歌成功地運用了諧音手法，表達豐富的意蘊，既有“同音同字”，又有“同音異字”，變化頗多；又因為要演唱，就有送聲、和聲的差別，一人唱，多人和，形式非常活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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