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漢語文學資源與精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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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特殊的戰略地位和多元的文化生態使得新疆文學具備了不同于內地文學的氣息和風格。這些創作是新疆建立自身文化景觀、融入當代文學的價值所在。新世紀的新疆文學語境面對更為艱難的處境，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形態與奇觀化異域風情期待的復現和迎合也許本身就是令人困擾的內在因素。在內地文學整體疲軟的態勢下，新疆文學面對的是一次嚴峻的考驗、還是一次難得的契機、或是一次貿然而唐突的沖撞，無法輕易決斷。
新時期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全面實現，人民生活質量極大提升，各族人民間平等、團結、互助、友愛的和諧關系進一步鞏固，這些都使新疆文學呈現出整體上的昂揚樂觀的精神面貌和氣息。20世紀50、60年代，新疆文學以詩歌尤其是“政治抒情詩”和以“革命斗爭”為題材、表現農村生活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小說取得創作實績。這些創作以鑄造社會主義的國家意識、民族意識，表現國家解放和“人”的解放為主要內容，書寫解放后新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聞捷的《天山牧歌》、周非的《多浪河邊》。尼米希依提、鐵衣甫江、克里木•霍加等一批少數民族作家嶄露頭角。這些創作開始初步描繪新疆獨特的自然景觀和人文風情，加上多種文化形態交融下自由灑脫、慷慨放達的情感表達，使新疆文學顯現出不同于內地文學的色彩。新時期新疆文學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繼續發展。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以弘揚個體“主體性”和人道主義思潮為主要標志，開始重新確定個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自我”尋找成為文學的時代潮流，一個鮮明的“自我”形象在詩歌中明確地被提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1]在“自我”之上的是“懷疑”與“尋找”———懷疑成為自我生命的血液、尋找成為自我存在的命運———這是主體意識最初的復蘇與覺醒。90年代，社會的轉型帶來文學的變化。在商品經濟的影響下、在市場的操縱下，文學在表面豐富中片面地發展為一種平面化、形象化和表演化的大眾化文學。它將個性和自由兌換成市場通用的交換物———貨幣，市場原則壓倒了人文關懷，在片面的感性解放中包含自我精神的失落和主體意識的失落。“當時間進入20世紀最后10年，轟轟烈烈的中國新時期文學仿佛在一夜之間忽然陷入了尷尬的境地‘，文學危機’的呼聲此伏彼起，頗讓人惶惑不安。”[2]
在此時代背景和文化思潮下，新時期新疆漢語文學也經歷了這樣的變遷。20世紀80年代將各民族的個體生活狀況和現實精神作為關注點，廣泛表現不同身份、不同民族、不同階層普通人的人生命運、生存狀態，投射出所在社會的歷史變遷，體現出更加鮮明的灑脫慷慨之氣。這些創作將獨特的地域景觀和文化氛圍、具有濃郁民族氣息的各民族習俗、精神、性格和文化傳統作為建立自身文學價值的定位思考，體現出作家主體意識的覺醒和自覺的藝術追求。90年代，面對文學的時代困境，新疆文學明智地向內轉，專注于邊疆地區特異性的描寫———雄奇壯麗的自然景觀、奇特神秘的人文風情以及由此激發的對自然、生命、社會的重新思考，凸顯多元文化的異質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文學失范的惶恐，成為新疆文學拒絕文學頹勢的良性轉向。這些創作使90年代新疆漢語文學充滿了詩性的浪漫和文化上的“異鄉”情調，新疆文學的獨立地位開始確立，一些優秀作家被不斷發現和肯定。新疆學者夏冠洲將新疆漢語文學作家群歸納為“由新疆起步的”、“在新疆長期留駐的”和“來新疆作短期旅游訪問的”三類進行概觀性綜述[3]，較全面地總結了新時期新疆漢語文學創作的成績。在新時期眾多的漢語作家中，周濤、紅柯、沈葦、劉亮程、董立勃無疑是其中獲得廣泛肯定和喜愛的代表，他們這個時期的創作較好地體現了新疆漢語文學的風貌和特色。
周濤將強烈的生命激情寄寓在哈薩克族牧人理想的生命存在范式中，表達對昂揚向上、自由奔放的生命意識的頌揚和追求；沈葦通過對中亞豐富的詩歌傳統和音樂、舞蹈等藝術瑰寶的理解和感悟，發現西域文明的深邃與豐富；紅柯在對西域大美的反復書寫中，頌揚生命所保持的尊嚴和高貴，藐視當下現代人生命力的委頓與靈魂的蒼白；劉亮程將人與自然的親密無間、人與天地的物我同一、生命在日起日落風霜雨雪間自然流淌的內在思考和生命哲思樸素表達，既不乏中國古代哲學的流風遺韻，更有在凡世紛擾喧嘩世情中的詩情守望；董立勃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戰士的生活作為創作方向開始其屯墾小說的創作，《白豆》、《米香》、《靜靜的下野地》等系列小說體現了高度集約化組織形式中個體意志的艱難和集體主義原則下的專制思想與服從意識，對心靈的麻木和精神的奴性保持了高度的清醒這些作家創作傾向各有不同，但共性在于用“異質”的氣息建立各自的身份，體現文學韌性的新疆氣質———周濤被稱為“半個胡兒”[4]；沈葦自言前身是個“胡商”、“駱駝客”、“絲路驛站上的一個郵差”[5]；紅柯在新疆“黑茬茬的胡子長起來了，頭發開始曲卷，我常常被誤認為哈薩克人，嗓音沙啞，新疆男子都是這種大漠喉音……收拾后的模樣還是個半胡半漢”[6]；劉亮成、董立勃雖未認可自身的胡人身份，但文筆間的新疆神韻無法掩蓋。這些作家不約而同地在用一種迥異于內地文學的特異姿態和敘事策略構建著作為邊地和多元文化載體的新疆文學的藝術生機和活力。從初期就已開始著力描繪的風情特征———遼闊無邊的草原、氣度非凡的天山、一望無際的戈壁、瓜果飄香的驛道在新時期再次成為新疆文學的代名詞，同時經過作家個體生命感受和濃郁時代氣息的加工，已從無知無覺的半原始狀態走向具有生命高貴與尊嚴的自在；另一方面新疆文學愈加鮮明的本體意識讓多民族文學景觀發生變化，民族“同一性”的強調開始走向肯定民族“差異性”的動態發展。這種“異質性”追逐使新疆的現實存在與現代化或現代性在文學中構成某種對立———對文學的傳統的田園牧歌式情調的追求、對無法再重復的社會歷史進程的浪漫懷想、對民族風情風俗的濃墨重彩的鋪染，與整個中國社會的市場化轉型和現代化進程不同步。然而正是這種不同步成就了“新疆”的文學。新疆成為了不同文化觀念的載體，被寄寓不同的人生理想和文學觀念，并與地域文化共同作用形成了與之相關的特異性精神意蘊和人文氣息。與此同時，創作中的刻意性也無形中迎合了主流文化的審美情趣和對邊疆的“格式化”想象。
二、對地域性和民族化的質疑
不管新疆漢語文學曾有何等的豐富意蘊和時代意義，而今僅從世界性和整體性視角審視就會產生一個潛在的疑問：新世紀后新疆漢語文學的文學精神是否已跨越自身局限和視野、跨越地域性和民族化束縛而獲得人類性眼光和時代性氣質？客觀地說，新疆漢語文學一直沒有得到比肩于一流文學的廣泛肯定，原因有很多，但筆者以為其中根本內因還是源自對“地域性”和“民族化”要素的固守和缺乏突破自身的勇氣。隨著當代文學遭遇創作上的瓶頸，特定時代的文化氛圍迫使文學急于突破原有的傾向和范式。對文學的民族化、地域性“特色”的不斷挖掘和有意夸大不失為一次改善文學創作和接受的大膽嘗試，這也是新疆文學長期被寄予厚望的根結所在。可惜表象的熱鬧并不能積極促成新疆文學引領文學走向新生，也不能帶領新疆文學獲得整體架構中的優先地位，當前的新疆文學創作還在緩慢躑躅著。然而長期以來有意無意的對多民族文化形態和神秘地域特征的強調，使文學的邊緣化和他者化被一步步地強化，最終建構和塑造出的是一個想象中的新疆———文學不能真實地接近時代、接近生活，刻意的對期待想象的迎合遮蔽和掩蓋了那些具有全局性和人類性精神要素的認識和表達。由于不能從“人類”的視野和“整體”的平臺看待文學創作和文學意義，作家創作的靈感和選擇受到極大限制，研究者的思維空間和視野層面也同時被束縛。文學如果不能以更廣闊的視域打開新的文學主體精神和價值觀念、不能突破既有的制約因素和想當然的“新疆神秘特色”強調，就無法獲得化解思維定勢的動力，無法打破既有的創作模式。
自新疆文學被列入“西部文學”范疇并成為具有實績力量的一部分起，“地域”色彩就被濃墨重彩地強調和宣揚。新疆身處祖國的西北邊陲，擁有迥異于中東部地區的地域風貌和特征，40多個民族持有不同的語言和文化傳統，相互間的文化交融在不間斷的進行，這些都是新疆文學不可窮盡的文學資源，但同時也意味著新疆文學從一開始就在“他者”的心理期許和注視下進行著。不幸的是，這種敏感的覺察轉而變成一種有意的的心理迎合，使文學的精神意蘊和價值意義建構陷入了一個人為劃定的先入為主的框架：地域上的邊緣化———神秘感的空間所在；文化上的異域化———神秘感的心理所在。在這個參照系面前，新疆當代文學之“新”一直被作為在時間上不同于“現代”、在空間上不同于“內地”的“特例”來強調，其文學精神意蘊和文化特質同樣被作為“特例”來尋求。在強調它的神秘色彩和文學精神的“異域”內涵時，實際上把這種“新奇”視為無根的、沒有延續性的“全新”的創造，而非對舊的超越后的歷史承繼。這在客觀上人為割斷了當前新疆文學與現代化社會進程的反映關系，同時也割斷了它與新的時代氣氛和先進的社會風貌積淀形成的人性意蘊間的精神聯系。當我們強調當下新疆文學的精神蘊涵時，又在用所謂的“新疆特色”的強調來顯示其獨異性———這種獨異大半被理解為單面的民族化、奇異的地域性和固守的時代性，無法辯證地認識到新疆當下生活的現代性和精神面貌的普遍性。特異性被反復強調，屬于人類和時代的同一性被無意地淹沒。兩種參照在表層似有“聯系”、深層實際“孤立”的思維和研究“結構”中割斷新疆與現代、與先進間的現實關系，成為一種隔絕的“異在”，藝術精神要素和價值的估定也常與“異在”的被突出和被強化相聯系。強化文學的特定性、強調文學與民族文化交融過程中的“時代內容”的對應性、強化文學在歷時性中的回顧性，忽視文學意蘊中的相通性、共同性和穩定性因素，在客觀上拒絕新疆文學可以展示社會發展和時代進步的時代性因素。對立面的比照和差異性的尋覓成為研究視域的焦點，文學的共同性、相通點的探究被忽略。地域性、民族化要素成為新疆文學天然的身份標識。需要肯定的是，文學需要“存異”也需要“求同”，“差異”只是文學復雜性和特殊性的一個面，另一個面是“殊途同歸”和“異曲同工”———在與時代的主體性蘊涵方面文學與之的相通性。
當“異質”成為內地人們從個人角度觀照和“凝視”新疆的標準時，就會出現社會、文化、心理背景和個體因素制約所帶來的偏見和局限：或基于新疆的地域想象而追求文學中的粗獷放達之美，周濤的胡人之氣讓他們看到新邊塞詩的強悍；或基于“視角優勢”而更多地關注原始、野性的生活，從而不自覺地放棄新疆與時代密切聯系的現代性或后現代性，將新疆文學主體部分理解為民族化、地域性風貌而缺乏時代性和社會性的文學。這種有意無意對新疆當代文學精神的“模式化”闡釋，影響了新疆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并形成一個心照不宣的觀念：只有那些游離于現代社會中心的“邊緣”才能獲得認可，才能體現新疆風貌，作家“邊緣化”的價值傾向和精神色彩才能體現更多的新疆氣息。地域性和民族化是無法超越的，但是厚重的歷史和現代的今天更無法輕易超越。新疆文學如果到了新世紀還固守于特異性表相，沉迷于吟唱粗獷、豪放、野性的美，就無法把觸角深入到新疆人內在的精神世界中，更無法深入到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中，不能給心理歷史和文化歷史做真實的和全景的描述。這種拒絕認同自身所處的現狀和與時俱進的能力、用簡單的藝術思維和處理方法進行他者化塑造的趨勢必然產生強大的后坐力，使文學拘囿于一角難有大發展。在日益發展的現代社會中，新疆文學固守地域性和民族化，這本身就是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現代神話。新疆文學缺少的不是題材內容，而是一種主動的感性批判精神，一種從廣闊的文化背景上駕馭掌握對象現實的主體精神。沒有主動的感性批判精神和左右對象的主體精神，在面臨這個特定時代日益復雜的現實情狀變化時，文學就會在更大的迷亂中無所適從。傳統的文化意識和精神在浮躁和喧囂的文學表相下受到沖擊，一些更現實的新事物和現代思想觀念出現。文化意識和心理的無根狀態將心理貧窮、文化孤獨和缺乏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奴性意識進一步加深。新世紀新疆文學與其作繭自縛，不如積極尋找出路，在傳統文化意識和現代精神撞擊裂變的背景中找到恰當有利的落腳點，從整體角度把握和展示新疆和新疆人，對歷史和現狀作合理的、歷史的、經濟的等多角度藝術分析和表達，才能漸次形成現代新疆文學的整體特色。
三、未來發展的價值定位和精神追求
主體的失落、理想的沉淪是社會轉型期深刻變革所帶來的文學變異的結果。世紀之交中國現實的深刻變革、社會經濟生活和人們精神需求的深刻變動導致了文學生存環境的改變和文學格局的進一步調整。現代大眾的興起、個體的平均化和文化的同質化造就了以娛樂消遣為主要特征的大眾消費文化。在這一文化語境下，中國當代文學長期引以為豪的特性———切入現實人生，注重對自我、對社會所期待的價值取向以及審美主體的體察與感悟，鮮明的主體意識和批判精神———在時代變遷和文化轉型時發生了大的逆轉。在嚴肅文學日趨式微而大眾文化日益擴張的趨勢面前，作家們似乎不約而同地采取了某種退卻策略，大眾消費文化的價值取向被積極地奉行“，文以載道”的教化文學觀被漸漸揚棄，人文精神、使命感和責任感等文學精神漸漸流失，主體意識和反叛精神的追求被一點點地蠶食。中國在走向全球一體化的時候一方面進行著現代性遠未完結的“大敘事”，繼續實現著西方發達工業社會的現代化和工業化；另一方面又受到以競爭和信息產業的強大沖擊為社會特征，以反文化、反智性、反中心、反權威、反絕對為文化特征的后現代精神的浸潤。對現代主義深度模式構成反叛的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反話語霸權的本質強烈要求推翻現代社會的話語等級秩序，為各種話語爭取平等的權力，創造公正的多元話語語境。這意味著自古以來中部與西部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的文化的不平衡必將終結，西部包括新疆長期面對的“他者”話語、霸權話語必然丟失。這也許是一個福音，它使我們可以用一種更加靈活和開放的姿態來思考新疆文學，使當前的文學創作能在現代社會多元的話語秩序中獲得一種多重的、復合的、相對的、靈活的身份認同。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下，批判文學主體意識的沉淪、呼喚人文精神、重建文學的深度模式是當代文學必須面對和改善的。新疆文學未來的自我革新不是孤軍作戰，橫有內地文學的奔突，縱有百年文學的歷史進言。面對全球化和后現代所造成的文化沖突，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創作實踐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困守傳統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海納百川的文化氣度和收放自如的文化胸襟才是改變的前提。林語堂的“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寫宇宙文章”不僅是“五四”時代的文化胸懷，也應該是新世紀中新疆文學和當代文學的文化氣度。當文學資源不再單一和純潔，當新的時代和新的生活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沖擊和制約文學創作時，新疆漢語文學的適時改變至關重要。所幸遼闊的地域、多元的文化、繁復的歷史與民族命運、先進與落后共存的生存狀態都是新疆燦爛繁碩的文學資源。故而保持既有的文學風貌、堅守自身的文學資源、開拓新的文學領域、適應后現代社會多元要求才是延續和發展當前新疆漢語文學創作的一個基本思路和先決條件。新的世紀，新疆文學需要的不僅是“留守”的堅忍，也要“向前”的勇氣；不僅需要繼承和堅守傳統的文學資源，也需要對西方文化采取開放和接納的姿態，以現代人自由、豁達和進步的文化胸襟和氣度進行新疆文學的當前建設是獲得實績的可取態度。
1.傳統文化和民族文學資源依然是可供索取的文學養分和精神對象。新疆的神奇與神秘，不僅是因為戈壁、沙漠、高原、冰川，更是因為江河日下的蒼茫和地偏心遠的孤獨。在持有多民族個性鮮明的民族性格中，這份蒼茫和孤獨孕育出對自然的崇拜、對自由靈魂的歌唱、對堅韌生命力的頌揚、對人類社會文明進化的深刻理解，這永遠是新疆文學的精神優勢和價值優勢。季羨林先生在談到人類的文化分類時說，人類的文化大概可以分為四種，即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佛教文化和中國的儒道文化。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在這個世界上，也許再也沒有一個地區像新疆這樣同時擁有人類的四大文化了。文化的多元共生和不可替代讓新疆作家具有潛在優勢，發揚這種多元的文化傳統和由此形成的文化精神已是新疆文學自覺追求和努力的方向。周濤說“：邊緣不是世界結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闡明自身的地方。”[7《]鞏乃斯的馬》傳達的不僅是對自然的神性崇拜，更是對民族陽剛精神力量的呼喚。鞏乃斯的馬在雷雨中充滿自信、義無反顧和勇往直前的生命力量“成為周濤的精神榜樣和社會化的自我期待”[8]周濤和許多新時期獲得文學地位的作家在新疆書寫著遒勁剛毅的時代之歌，到了新世紀，這一主體精神更需繼承和張揚。
2.用真正的現實主義態度實現文學對現實的整體性反映。也許這種觀念很容易被誤認為是機械的反映論，但是“現實主義批評大師盧卡契對現實主義的反映論有一系列經典的論述‘：現實主義不是一種風格,而是一切真正偉大的文學的共同基礎。’‘所有偉大的藝術時期都必然是深刻的客觀現實主義時期。’盧卡契強調文學對現實的整體反映。認為整體性是對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維的拜物化的克服。真正偉大的藝術作品就是一個獨特的世界。這個世界比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世界更真實、更完整、更富有生氣。”[9]全球化語境中，現代性和后現代性交融的藝術思維應順利地進入新疆的文學范疇。整個西部文學常常被學者詬病的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頑固的農耕文化意識、原生態寫作和陳舊的鄉村文化的趣味和傾向。文學再也不能沉浸在“眾小民族”的拘囿中，現實主義需要重新登場，表達新疆現代和后現代的時代氣息與精神風貌。以奇觀化、地域性和異質性、民族化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時代和文化語境“，變”才能“通”。新世紀，新疆漢語文學不能繼續單向地塑造“想象的新疆”和“他者化新疆”，文學規律的自我調適要求文學的翻新和革命。塑造“現實的新疆”和“現代性的新疆”是對前一個面向的有力補充。用優秀的現實主義態度，塑造全球化時代和后現代語境下的真實新疆和與之相伴的現代的人文精神和價值追求無疑是又一個合理而明智的選擇。
與世界文學相比，與期待中的偉大作品相比，新疆漢語文學在總體上還暫時呈現出一種“落后”或“平庸”的局面，即缺乏令世界矚目和激賞的具有超越性的大著。新世紀是一個呼喚“史詩巨著”和爭取與世界平等對話的文學時代，新疆漢語文學大有可為。漢語作家們獨具的“一腔異血”和多維度的文化生存空間使他們獲得多重的文化身份，這種文化身份認同與民族性、世界性雙重結合的文學方向會讓新疆文學這棵大樹枝繁葉茂、開花結果。當刀郎的歌曲以悠遠蒼涼為國人描畫一個想象中的新疆的時候，我們的文學要在堅守藝術性的時候，更注重文學的社會性、現實性和價值性，任何藝術的存在和發展都無法脫離真實的現實，更無法依據一種基于理想化的閱讀欲求而刻意的迎合。多元文化的互動是一個生機，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交融是另一個生機，舊我與新我的共同加速才能讓新世紀新疆漢語文學獲得真正實現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