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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殿在我國古代最能夠體現統治者的身份地位和政治級別,主要作為居住地的它在文化區域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北京故宮建筑代表中國建筑文化的最高發展水平。朱元璋在營建宮殿之前,曾專門派人到全國各地進行實地考察,因而北京故宮與歷代故宮建筑有著一定的傳承關系。通過研究北京故宮的整體布局可以得知,北京故宮在宮殿門的設計上以及宮城的選址上都體現了一種中央觀念,北京故宮空間布置方式多為縱橫擴展。從正陽門開始依次向內深入,達到午門。建筑組合距離長達1.5公里均采用縱向擴展方式。其中坤寧宮、乾清宮處于內廷的核心,東西六所采用眾星捧月形式分布在兩宮周圍,布局形式采用橫向擴展方式。北京故宮在色彩上體現出了一種古樸美,從而體現出了一種內斂的漢文化特色。沈陽故宮地處關東平原,由努爾哈赤修建,東院用來處理政務、接待賓客和主持祭祀活動。佛阿拉宮的最主要建筑是尊號臺,又稱金鑾殿。其整體布局并不存在明顯的封建等級標準,大部分為硬山房屋或者是懸山屋面,由此可知,漢蒙文化對滿族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沈陽故宮由于受到元代建筑的影響,在其裝飾上大都選用彩色琉璃,看上去顯得光彩奪目。不同的地域生活環境會產生不同的社會結構文化,北京故宮和沈陽故宮在原型建筑設計上的不同和其原始精神價值有著十分重要的關系。
二、清代宮殿建筑的文化選擇與文化融合
清代統治者將都城由沈陽遷入北京,從文化發展水平落后的地區搬遷到文化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首先就要學會如何適應新環境并適應漢文化。滿族居民建筑設計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將建筑物設在高臺之上,其中沈陽故宮的臺上五宮都采用了這種布局方式。而等到遷都北京之后,乾清宮和坤寧宮的修筑就實現了從高臺到平地的過渡,從而體現了其生活方式與漢文化相適應的過程。最有代表性的是東北大院轉而變成了四合院,東北大院是滿族的原始部落,院落內部適合放馬停車。而北京四合院具有相對封閉的特點。此外,炕是關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北京故宮中仍然存有炕,但是其使用方式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滿族屬于游牧民族,其傳統的民居形式為黑色屋面,直窗欞。而明代北京故宮嚴格按照封建等級禮制要求進行修建,不僅突出了對稱性,并且還具有強烈的身份地位象征意義,對建筑的內外裝飾都體現出了一種等級觀念。在滿族文化理念中,傳統的習俗是以西為尊,然而北京故宮的修筑卻以右為大。滿族文化對中原文化也進行了充分滲透,具體表現在北京故宮的修建上。帶有宗教色彩的建筑,或多或少體現著宗教元素,進一步增加了北京故宮宗教氣息,這方面和滿族民族多種宗教有著密切聯系。滿族入主中原帶動了滿漢文化的相互流動,促使兩種文化的聯系性不斷加強,最終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生成了一種新型的文化狀態。
三、清代宮殿建筑的文化變異與文化遺失
清朝統治者作為社會決策系統的最高人物,更是國家決策系統的掌權者。清代的組織系統由四級組成。帝王是體系的最終操控者,通過頒布圣旨來實現自己的權力,而帝王手下的幕僚對帝王決策起著重要的輔助作用。在清代統治的幾百年時間里,統治者對漢文化進行強制性控制,使其與關東文化進行接觸。通過接觸無形之中給中原建筑文化造成影響,進而發生改變。不過這種改變受政治、經濟等因素的限制,而且和當時的社會觀念、生活方式有著密切的聯系。明代北京故宮刻意追求封建等級觀念,并盡力彰顯有序的天子身份。從沈陽故宮建筑群的分布可以看出,滿族建筑文化受到漢建筑文化的影響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滿族屬于游牧民族,過著藍天白云的游牧生活,因而其建筑色彩也具有鮮明的特征。中原建筑文化在經歷了滿族文化的不斷滲透之后,固有的建筑形態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部分元素甚至成為了文化發展的制約因素。明代雖然崇尚道教,但剛開始并沒有修建道教建筑。北京宮城的建造參考了南京故宮未建造欽安殿,也未將宗教建筑建造在中軸線上。從中可以看出,建造欽安殿主要目的在于表達明成祖對真武的信奉和崇拜。嘉靖時期建造了天一門和繚垣,正所謂天一生水,水在五行中指代北方,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殿后的正中欄板雕刻有雙龍戲水紋理,該欄板為北中之北,并使用水紋進行裝飾,整個建筑主要體現“北”這一概念。清朝入關以后,明代中正殿的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清代并設立了專門的藏傳佛教活動區。滿族建筑原型中的部分因素隨沈陽宮殿建筑的發展,初步喪失實際功能性,然而社會功能并沒有完全消失,某種程度上其精神特征得到了更深層次的豐富,其實這是統治者通過文化控制使傳統得以保持的處理方式。
作者:王炳江詹學軍單位:安徽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