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移民對南宋民俗文化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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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宋王朝從趙匡胤黃袍加身到趙隨陸秀夫跳海自殺歷時三百余年，宋代文化的發展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占有的地位，史學泰斗陳寅恪對宋代文化做出了極高的評價：“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宋代文化的繁榮主要是對前代文化遺產的繼承和開明的文化政策，宋代北方移民主要是在靖康之亂以后的南宋時期，遷動到南方的人口數量較大，對南宋的民俗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出現了“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思念家鄉的民俗文化，北宋移民的南遷極大地促進了南北民俗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關鍵詞：北宋移民；南宋民俗；文化交融

正所謂“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文化不是一潭死水。要想創造出鮮活靈動的文化，只有動態的文化交流才能給文化自身的發展帶來活力。宋代文化繁榮發展離不開文化之間的交流，靖康之亂以后的北方人口大量南遷，使得文化隨之遷移。南北文化（后期包括金、蒙古統治地區的非漢族文化）也在不斷地交流與碰撞之中，逐步走向融合，北方人口的南遷對南北文化的交融與南方文化發展的作用功不可沒。

一、北宋移民與南宋民俗文化

關于“北方移民”問題，《中國移民史》中對“移民”做如下定義：“具有一定數量、一定距離、在遷入地居留了一定時間的移動人口。”[1]遷入南方的北方人口只有在“一定數量”“在遷入地居留了一定時間”的前提下才能對南方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產生一定的影響，才能初步對南北文化交流與融合做出一定貢獻，所以這一概念對本文來講是十分貼切的。文中的北方移民，即指從北方地區遷出的，具有一定數量的，在南方地區居住了較長時間的人群。另外，在北方移民南遷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宋金對峙時期，作為前線的淮南地區的部分民眾為躲避戰爭災禍，也發生了遷往江南等南方地區的現象，理論上這也應算作移民的一部分。通過討論北人南渡給南方帶來的北方文化特色，從中探討南北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問題。這部分移民在遷移之前就居住在秦嶺淮河線以南的地區，遷入相距不遠的江南地區，二地的文化在細節上雖存在一定差異，但同屬于南方文化的大范疇之內，并不帶有明顯的北方文化特色。關于民俗文化方面，鐘敬文先生提出民俗文化的概念：“簡要地說，是世間廣泛流傳的各種習俗風尚的總稱……民俗文化的范圍，大體上包括存在于民間的物質文化、社會組織、意識形態和口頭語言等各種社會習慣、風尚事物。”[2]他總結了民俗文化四個方面的內容，這些方面無疑都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的物質文化方面主要包括歲時節日習俗、衣食住行、娛樂游藝習俗和婚嫁習俗等。另外，南北文化主要指靖康以后，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學術界對于南宋文化史研究的重點多停留在所謂的上層文化之中，如學術、思想、教育、宗教等方面，對于有關社會風俗、社會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并不多，特別是其中有價值的研究較之前者明顯不足。其中民俗文化作為民俗學和文化學的交叉學科，一般將其放于文化史敘述的結尾一筆帶過。而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論述南北文化交融，尤其是民俗文化變化發展問題的研究較少。在全面搜集和分析史料的基礎上，如果以南方民俗文化的變化和發展為視角，對靖康之亂以后，北方移民的南遷和其對南北文化交融的影響問題做出力所能及的探討，對于更加深刻地認識北方移民的影響和宋代文化的發展有一定的學術意義。

二、涉及古代史料概況

在古代史料方面涉及歷史地理和民俗文化的內容，因此這兩方面的史料都應包含在內。從總體上看，宋代的史料可謂浩如煙海，無論是正史、小說文集或碑刻資料都是極為豐富。在歷史地理方面，正史類史料如《宋史》《宋會要輯稿》《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文獻通考》等，比較集中地記載了有關宋室南渡和移民情況。另外，地理類書如《輿地廣記》《輿地紀勝》等也有記載，各地方志特別是現存宋代方志，成書年代多為南宋時期，也為研究區域內的北方移民提供了重要資料。宋代的筆記小說和詩詞文集，雖然也有記載，但比較零散或所記移民規模較小，局限于一家一姓之遷移。所以在移民方面，最主要的還應依據正史和地理類書籍的記載。關于民俗文化，中國古代的正史一般不將其作為記述的重點，宋代正史中只有較為零星的記載。另外，宋代出現了大量的筆記小說和詩詞文集，對正史在這方面的缺陷予以彌補。專門記載風土民情的筆記小說就有很多，如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對東京社會各階層、生活各方面的記載較為全面，吳自牧《夢梁錄》、周密《武林舊事》對南宋臨安的記載，《歲時廣記》等筆記的敘述都十分詳盡、生動。另外，莊綽的《雞肋編》，耐得翁的《都城紀勝》等筆記和宋代文人對社會生活有感而發所做的大量文集、詩詞，也為研究宋代市民的社會生活、風俗民情提供了大量的資料。這些筆記的記載雖然相對較為零散，但因宋記小說的總量較大，其所記載民俗文化的總量也相應較大，是研究宋代社會民俗文化不可或缺的史料。

三、近代研究現狀綜述

這一課題包括到移民與民俗文化兩個方面的內容，除歷史學的基本內容外，還涉及歷史地理學和民俗文化學兩個學科。首先，就宋代北方移民而言，在歷史地理學的范疇內研究宋代移民問題上，張家駒先生可以說是最早的拓荒者之一，最主要的著作《兩宋經濟重心的南遷》涉及北方人口南遷的問題。此書主要對宋代經濟重心南移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和論述，其第二章《政治重心移動對南方社會的影響》中，將人口遷移作為經濟重心南移的背景略作介紹。書中將北人南遷分為三個階段，即靖康南渡之役、金完顏亮南侵之役和蒙古南下之役，以第一階段規模最大，并對人口南流的地區和各階層略作說明。最后簡要論述北方風俗遂移民的南傳，表現在語言、社會生活方式、娛樂事業等方面，并指出“北方風俗的南傳引起南方上層社會生活的變化，促進南北風俗見有了新的融合。”[3]此書將兩宋經濟重心的南遷作為論述重點，故只將北方人口的南遷作為經濟重心南遷的原因之一來闡述，所占篇幅不多，論述較少，不免有所遺漏。吳松弟先生的《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的變遷》一書較為詳盡地對宋代北方移民展開論述，成為后人研究宋代北方移民的基礎。書中詳細闡明了靖康以后，北方人民的南遷過程、遷入地分布、遷出數量和路線等南遷概況。該書充分運用歷史地理學的方法，將靖康之亂以后的北人南遷分為七個階段，其中靖康之亂到紹興議和的十五年間是南遷規模最大、人口最多的一次；各遷入地的移民數量并不均衡，其中以江南最多，江西、兩湖、淮南、四川等地次之，兩廣、嶺南最少。并以路府為單位對遷入移民的區域分布做了細致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對移民與南宋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做了一定的論述。其中不僅提及大量北方移民對南宋政治經濟帶來的積極影響，同時也指出了移民中的流民對南宋政權穩定的負面作用。但是書中對南遷移民與南宋文化，尤其是社會風尚（民俗文化）的論述著墨甚少，不免讓人有意猶未盡之感。

上書刊印后，吳松弟先生又發表《宋代靖康亂后江南地區的北方移民》和《南宋移民與臨安文化》兩篇文章。將南宋時期的移民分為兩宋之際遷入的北方移民、南宋紹興末以來北方新遷入的移民和南方籍移民三階段，分別概述其對臨安文化的影響。本文不同于其著作的創新之處是，作者對遷入臨安的南方籍移民及其對臨安文化影響的重視。另外，葛劍雄先生主編的《中國移民史》第四卷遼宋金元部分亦為吳松弟先生所做，對宋代北方移民的論述與其專著類似。范玉春先生的《移民與中國文化》一書，也涉及宋代移民的過程，并對移民與中國文化的時代性演進和地域性展開做出研究。《靖康之變與開封人口的南遷》等文，也對靖康以后北人南遷及影響方面進行了大致的梳理和說明。由此可以看出，前人在宋代尤其是靖康之亂后的北人南遷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尤以張家駒先生和吳松弟先生的研究最為顯著。他們劃分了靖康之亂后，北方移民南遷的階段和過程，討論了移民的分布區域，并研究了北方移民對于南宋社會各方面的影響。但通過觀察可以發現，學術界側重于北方移民對南宋、南方社會政治經濟影響的研究，對南宋文化，尤其是南方民俗文化和南北文化融合的研究或一筆帶過，略顯薄弱。其次，就宋代文化和民俗研究的范疇而言，學術界也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關于宋代文化史、社會史的著作中，一般將民俗歸置于社會風尚之下進行較為宏觀的概述。楊渭生老師的《宋代文化新觀察》《兩宋文化史研究》，朱瑞熙先生的《宋代社會研究》《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和姚瀛艇主編的《宋代文化史》等書，對整個宋代的衣食住行、風俗民情等民俗文化在文化史和社會史的層面上做了整體的概述。程民生先生的《宋代地域文化》一書，突破了以時間為線論述文化的傳統模式，從空間地域論述文化的不同發展形態。將“時間與空間相結合，趨同性與多樣性相結合，共性與個性相結合，”[4]展示了多維的宋代文化形態。在書中第一章即以各地風俗特點及影響為題，總結出北方質直忠厚、勁勇強健、勤勞節儉的特點，南方靈巧輕揚、柔弱、奢侈的特點，在此基礎上比較南北風俗的差異。此書以地域文化為視角進行研究頗有見地，但書中較為籠統地將地域分為南方和北方的差異之上，對各自內部并沒有作進一步詳細的劃分，并且對于婚喪嫁娶習俗、節日習俗等具體方面也未有更深地研究。在民俗學領域，鐘敬文先生主編的《中國民俗史》可謂中國歷史民俗學的奠基之作。其中由恩師游彪先生等撰寫的宋遼金元卷，系統全面地闡述了有關宋遼金元的歷史民俗，尤以宋元民俗為重。該書從整體上把握宋代民俗，提出有關宋代民俗的極大特點。如以寒食、端午為例，指出“趙宋王朝統治范圍內，各地區民俗存在很大的差異。……區域性是兩宋時期民俗的又一重要特征……并且，宋代民俗并非只是單純地繼承前代，而是不斷地加以發展和創新，形成具有濃郁時代特征的民俗現象。”[5]

除此之外，由于宋遼金時期的民族融合，宋代的民俗又呈現出強烈的多元化特征，是相當復雜而多姿多彩的。另外，從民俗的某個層面進行研究的學者和著作也大為可觀。對宋代歲時節日習俗的研究。周寶珠先生的《宋代東京研究》一書，按時間順序介紹了北宋東京傳統的民間節日活動。朱瑞熙先生《宋代的節日》一文，是較早的對宋代節日展開論述的重要專題論文之一。文中將宋代的節日分為帝后圣節、官定的重要節日、季節性和節氣性的節日及宗教迷信性節日四類，為后人研究宋代節日提供了重要的基礎。由于該文成文時間較早，對宋代節日的概述是宏觀的、寬泛的，只對節日做了一定程度的分類，對于宋代節日習俗的變化等方面尚未涉及。劉春迎的《北宋東京三大節日及其習俗》《北宋東京重陽節習俗》，介紹了北宋東京的春節、冬至、寒食三大節日及其節日習俗，并提到“臨安的都市文化曾深深地受到東京的影響，尤其表現在節日習俗方面。”[6]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的節日風尚》，熊海英的《中秋節及其節俗內涵在唐宋時期的興起與流變》等文章，以地區節日習俗或某個節日為中心，討論了宋代民俗文化的某一側面。另外，近來的碩博論文也對宋代節日文化作了相應的探索，如《宋代官定節日研究》《北宋東京節日研究》等。四、結語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雖然目前學術界對于宋代北方移民與民俗文化的在歷史地理和文化史、歷史民俗學等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這幾類學科的交叉點上的研究略顯不足。有些研究雖然涉及一些北方移民對南宋南方文化、民俗的影響，但并未將其作為重點。對宋代民俗節日的研究雖然也看到了南宋北方移民對南方民俗文化的影響，但大都一筆帶過，并不深入。而事實上，宋代尤其是靖康之亂以后的北方南遷，對南方文化和南、北文化融合都產生了非常巨大的影響。

參考文獻：

[1]葛劍雄.中國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10.

[2]鐘敬文.民俗文化學發凡[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253.

[3]張家駒.張家駒史學文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46.

[4]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3.

[5]鐘敬文.中國民俗史•宋遼金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5.

[6]劉春迎，吳愛琴.北宋東京重陽節習俗[J].中州古今，1994（3）.

作者：張艦戈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