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政治文化給村民自治造成負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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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村民自治在中國取得了極大的成就，但同時面臨著一系列困境和問題。筆者認為，阻礙村民自治順利發展的最大阻力來自農村自身，來自中國農村的傳統政治文化。因此，對中國傳統的鄉村政治文化給村民和村民自治帶來的影響做一番分析，將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村民自治難以順利發展的根源。

[關鍵詞]傳統政治文化村民自治負面影響

阿爾蒙德和維巴在《公民文化》中根據人們在政治參與中表現的差異對政治文化進行了分類，那就是狹隘觀念者文化、順從者文化和參與者文化。[1]在傳統順從型政治文化下的民眾“對國家政治施加于他們的影響有所認識，但是卻沒有自己去影響國家政治生活的意識和自信，他們主要是受政府的影響而不去積極地影響政府。他們有可能對官員的公務行為懷有某種期望，對于政府和權威人物也已經具有某種程度上的親疏感，但是他們一般不主動地參與政治生活。在政府與順從者之間的關系中，是政府作用于順從者的單向作用關系。”[2]我國農村傳統政治文化屬于順從者文化。這種政治文化在農村社會的根深蒂固，已經對農民的政治素養和村民自治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極后果。

一、造成村民的民主觀念缺失

傳統中國是民主觀念較為缺乏的國度，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留給了我們過多的忠君、等級思想，它在人們的政治心理和思想行為模式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時，作為一個后發型民主國家，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同西方原生型民主制度不同，“在后發型民主國家，主要是其政治精英接受了公民文化，在急于現代化的心理驅動下，在民主文化比較滯后的前提下，直接建立起民主制度”。[3]同樣，“中國的村民自治對于大部分村民而言，也不是原生型的，而是國家為了推行全國范圍內的政治民主目標，實現占據中國絕大部分比例的農民的現代化，培養具有現代民主人格的村民，從外面引入的結果。”[4]這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雖然建立了初步的民主制度，但由于缺乏相應的民主觀念的支撐，面對沉重的歷史傳統，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時時反映在村民的政治思維中，影響著村民政治行為的實際選擇。

二、造成村民的自治主體意識缺失

彭真認為，“有了村民委員會，農民群眾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實行直接民主，要辦什么，不辦什么，先辦什么，都要群眾自己依法決定，這是最廣泛的民主實踐”。[5]可見村民自治的主體應當是村民，然而，在幾千年的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體制下，農民完全被排斥在權力機構和政治生活之外。在這樣的政治專制的文化等級境遇中，培養的只能是奴仆和附庸的政治人格。小農生產方式也決定了村民只能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維持自己和家庭基本生存需要的資源土地上，農民不能也無法進行政治參與，這種先天的不足必然導致農民主體性的缺乏，導致他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而只能由別人來代表。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之上的權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它階級的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露和陽光。”[6]

三、造成村民組織能力不足與公共觀念的缺失

農民是小私有者，因而也是個人主義者。長期以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廣大農民的生產生活單位是家庭，沒有一個較嚴密的組織去領導他們，他們形成了自己支配自己的習性。只能以個體的方式存在，缺乏組織性，不易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對于各種組織生活，農民都不感興趣，有種天然的厭煩"對村民自治也不例外。在農民中間，雖然也有互助合作的行為和實踐，但從未產生過超過這一范圍的各種自愿的聯合，以解決單個家庭在生產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困難。雖然某些時候，他們也會主動參與一些公共事務，但這大都與自己的利益切身相關，他們參與其中主要是為了規避一種政治風險或者獲得一定的經濟利益，還沒有真正具備集體組織的公共觀念。

四、使村民重禮俗輕法制

現代社會民主政治的發展需要完備的法制作保證。建國以后，我國的法律制度雖有了很大的發展，但作為一個自古就講究人情禮俗的國家，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歷來就缺少基本的法律意識和觀念。在傳統社會，雖然國家也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條文，但是這些法律是建立在公認的禮俗基礎上的，并且是為維護這些禮俗服務的。農民生活空間的狹小和幾乎停滯的流動性，使得村民基本上生活在一個熟人社會里，大家對某一項禮俗的認識有著高度的一致性，致使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習慣以情代法，重禮俗而輕法制。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問題通常是最后無奈的考慮。現代法律在立法理念和目的上與傳統法律有了本質的不同，但正如費正清所指出的，在中國“法制是政體的一部分，它始終是高高地超越農村日常生活水平的，表面上的東西。所以，大部分糾紛是通過法律以外的調停以及根據舊風俗和地方上的意見來解決的。”[7]雖然有了現代意義上的較為完備的法律制度，但人們在生產和生活中熟悉和操作的還是傳統的一套，只有在村落內部的禮俗無法解決的時候才借助于法律的手段。

五、宗族勢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鄉民的政治行為

家族組織是鄉土社會固有的產物，正如于建嶸在《岳村政治》中所總結的: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政治特征是由保甲制度、宗族組織及士紳統治結合在一起的鄉村自治政治。[8]雖然建國之初至上世紀70年代這一段歷史時期，宗族體制受到了、合作社運動和化運動的摧毀，但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為主的農業經營方式的執行，部分農村地區宗族主義又得以復興。他們操縱或者破壞村民委員會的選舉，村民直選中的賄賂、暴力、威脅等非法行為已經成為無法回避的現實。在一些宗族勢力強大的鄉村，農村宗族家族組織對村黨組織的內部權力配置有著直接的影響。在某些封建家族勢力活動盛行的地方，村民自治實際上成為家族勢力的自治，憲法和法律賦予村民的權利形同虛設，基層直接民主制度難以得到正確有效實施。

總之，在小農經濟中孕育和成長起來的傳統依附型政治文化始終是阻礙村民自治發展的無形障礙。培育出與現代民主政治相適應的政治文化，已經成為推進村民自治發展，提高農民政治素質的急迫任務。

參考文獻

[1]阿爾蒙德，等，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和民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程同順，當代比較政治學理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

[3]暴景升，村民自治與公民文化的培育[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01(6)

[4]戴玉琴，政治文化視野下對村民自治發展困境在解讀[J]，貴州社會科學，2007(6)

[5]彭真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7]費正清，美國與中國[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8]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間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