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沉淪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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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婦女社會地位，國際上有常用的七項指標，即婦女就業率、對待男嬰女嬰的態度、男女青少年入學比例、男女青年就業比例、婦女在國家機構重要領導崗位上的職務比例、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婦女個人財產在社會財富中的比例，以此七項指標判斷中國，除了婦女就業率為世界第一（56％）之外，其他六項指標均不理想；若按這些指標綜合衡量，在160多個國家中，中國婦女地位排132位。
影響當代中國婦女人生價值取向變化的社會壓力
近幾年來，中國的報刊雜志及文學作品反映出一個令人不安的變化，即婦女的人生價值取向改變了，由原來要求自我發展，變成從婚姻中尋找出路。中國女性的自我定位發生極大變化。
首先，婦女主要依照男性的要求設計自我的定位，如溫柔美麗、善解人意、以男人的生活為自己的生活軸心、以她們所愛的男人的喜怒哀樂為自己的喜怒哀樂等。其次，自立自強的“女強人”不再被視為女人的成功典型，相反卻在男性作者筆下的小說與電影中成為一種失敗的社會形象，個個都面目可憎、非?？尚Α５谌?，婚姻已被社會有意無意間渲染成女人成功的通道，不少女作者公開宣稱，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絕不亞于第一次投胎，即所謂的“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則通過男人征服世界”，各種傳媒連篇累牘發表的小女人文章，把用各種手法釣得“金龜婿”的女人描繪為成功的典型。第四，關于隱私、外遇的報道、文藝作品蔚然成風，銀屏上涉及“第三者”的故事十分流行，而且對“第三者”已由八十年代的譴責轉為同情兼隱隱的贊美。有的電視劇干脆將妻子描述成非常討厭、毫無可取的庸俗婦人，而第三者卻靚麗、善解人意，并且是將男人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的天使。這既是中國男性主宰社會的話語擴張（銀幕或文學語言），這些故事的走俏還表明社會的廣泛接受度。居然還有人公開撰文，認為梁曉聲譴責第三者現象是觀念落后、思想陳舊，聲稱第三者對當代中國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中國女性從追求“半邊天”的地位，到“自覺”地回歸男性世界的附庸地位，是不少中國婦女在種種她們無法抗衡的社會壓力之下被迫作的選擇。原因首先在于，在改革前中國政府對婦女實施保護性就業與保護性參政的時候，女性并未提高自身的素質，一旦喪失政策性保護，便無法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獲勝；其次，面對轉型期種種傷害女性的行為，司法系統并未采取保護女性權益、維系兩性平等的措施，如對“包二奶”、色情行業等現象，一直未有效地取締。
失業率高、就業難
目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失業率中沒有性別比例，全國總工會1993年對7個省、10個省屬市的1230個公有制企業的調查報告，難得地說明了女職工的就業困境。被調查的這些企業共有職工92萬人，其中女職工占37％以上；失業和下崗女職工達2.3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5％、失業和下崗職工總數的60％。全國總工會1996年底的統計顯示，全部職工中只有39％是女性，但下崗人員中女性卻高達59％、約為560萬人，而男性只占41％，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說明，企業在裁減人員時多裁女職工、少裁男職工，而下崗女職工的再就業機會也少于男性。據上海市婦聯統計，約三分之一的下崗女工明確表示，下崗對夫妻感情、家庭關系很有影響，家人的態度變化包括看不起、冷言冷語、不尊重她們在家中的勞動，還有少數人被丈夫離棄。而北京的一項調查表明，這一比例高達41.6％。就業歧視女性同樣嚴重，不僅女大學生就業難，很多企業變相拒招女職工；一些外資企業只使用女工的“黃金年齡”段，將招工年齡段控制在16至20歲、合同期一般定為3至5年，期滿即不再與這些女職工續簽合同，以避開女工的婚、孕、產期。
工作中的性騷擾
婦女在工作環境中受到的性騷擾對她們也構成極大的壓力。中國女員工受到性騷擾的現象極其普遍，沿海地區的商業機構與企業招聘女員工時大都規定：未婚，23歲（或25歲）以下，身高1.60米以上，相貌靚麗，毫不掩飾對女員工性魅力的要求。
性騷擾構成了一種侮辱性的工作環境。中國一家權威的婦女研究所的熱線電話接到的性騷擾報告中，被控對象里單位上司占34.4％，同事占21.3％。該報告還指出，由于各種原因，受騷擾的女性只好忍氣吞聲，不敢聲張。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登記的所有律師事務所的接案統計中，找不到任何有關性騷擾的案例。
中國社會科學院唐燦女士1994年專門就此事做過調查，她的調查報告談到有36.8％的打工妹承認遭遇過性騷擾。唐燦指出，從女性在黑暗中以出賣肉體做交換，到流行在外企白領中“如何博得上司歡心”的“辦公室秘籍”，性騷擾問題現在只是中國女性問題浮出水面的一部分。唐燦的文章被香港的報紙轉載，國內的有關部門卻稱此文“有損社會安定團結”和“國家形象”，唐燦被迫寫了
四、五份檢查。
根據筆者在深圳生活多年的了解，廣東各地相當普遍地存在著性騷擾，與內地不同的是，黨政事業機關的領導干部比較收斂，因為在當地滿足性消費相當容易，內地源源不斷南下的年輕女子多如過江之鯽，故而一般情況下領導干部“兔子不吃窩邊草”；但商業界則通行露骨的性騷擾，有的靚女在被招工的當天就受到嚴重的性騷擾。久處在這種環境中，部分受騷擾女性會把為上司提供性服務作為自己找工作、升遷的籌碼。
婚姻家庭的脆化
西方學者認為，經濟發展狀況與離婚率成反比，經濟萎縮時離婚率下降，經濟繁榮時離婚率上升，中國的情況證實了這一點，而且在先富起來的那批人當中離婚現象也最突出。據報道，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國的離婚率上升了近三倍，其新特點是中年、老年的離婚率高于任何其他年齡段的人，離婚最集中的三個年齡段依次是50歲至54歲、40歲至44歲、60歲以上，因為八十年代這三個年齡段的人的經濟地位變動最明顯。到九十年代，夫妻的年齡差距也開始拉大，九十年代中期丈夫比妻子大十歲的比例比1987年增加了14.5個百分點，這種大男小女的婚配狀況一般都是男子富裕以后與原配偶離婚后再婚。
廣東沿海地區富裕者相對集中，傳統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嚴重挑戰，出現了一夫一妻多個臨時性伙伴制，或一夫一妻多妾制。深圳一些有錢男人堂而皇之地宣稱，男人一生要想完美，需要結三次婚，30歲、40歲、50歲各娶一個靚女。廣東省婦聯曾做過幾次調查，發現該省“包二奶”現象相當普遍，整個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幾十萬“二奶”，而養妾者大都是經濟條件較好的企業負責人、個體商人、以及部分干部，少部分“二奶”還受過高等教育。對這一現象的研究始終未納入正式的科研課題，因此沒有全國性的調查數據，但可從各地曝光的大、要案中發現，98％以上的貪污腐敗案件的主角都擁有一位甚至數位“情人”，而且這并不妨礙他們同時用公款、獲得異性按摩等各種性消費。
目前深圳還出現了一種另類的男女性關系，即一些男人不愿花高昂成本包“二奶”，就在周邊地區的工廠里找個打工妹，給其配一個傳呼機，在方便時隨時幽會，每次給女方幾百元錢。據說這些打工妹也心甘情愿，這樣掙來的錢比打工要高得多。
婚姻的實用化與性的商品化
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中價值層面被顛覆得最徹底的，就是婚姻與戀愛觀。中國女性遭遇到的種種社會壓力使她們沒有安全感，而婦女們選擇自強自立又面臨那么大的風險，于是她們往往將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強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這使得女子擇偶過程中出現了極強的實用主義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幾乎成為許多婦女的共識；與此同時，女性逐漸喪失相對獨立的社會地位之后，她們的受教育程度只不過是性商品資本增值的手段。
九十年代媒體上出現的“完美女性”描述是：“在客廳里象貴婦、在廚房里象仆婦、在臥室里象蕩婦、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貞婦?！边@樣的女性形象已成了部分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在一家著名衛視的速配節目中，就曾有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在陳述自己的求偶條件時，以上述語言表述自己的“美德”，認為自己同時兼具“完美女性”的四種素質。其實，這是中國傳統社會里男性“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在新時代的變種，也反映中國男性利用他們的性別優勢對女性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而女性認同這一標準，則完全是在各種社會壓力下的一種不由自主的退讓。
九十年代中國女性的擇偶標準極度金錢化，社會上少數富有的、或在權勢部門的男性，成為趨之若騖的對象。例如，1999年武漢市“千萬富翁”方忠征婚，成為傳媒的聚焦點，那1500余名參加征婚的佳麗當中，不僅有在校大學生，還有博士生、以及在國外見過些世面的留學人員。
有幾位年青女子用股場語言向筆者談論擇偶原則，十分具有代表性。她們認為，選婿如選股，事業有成、錢袋飽滿的男子是“績優股”，在婚姻市場上牛氣沖天，是“女股民”竟相追捧的對象；這樣的“績優股”多值壯年，雖早已成家、受到“內部人”的控制，但“績優股”穿躍于“花叢”之中，活得瀟瀟灑灑；而“內部人”卻活得很累，因為她們的“控股”地位并不穩定，經常面臨“第三者”的惡意“收購”，不得不與經常更替的“第三者”們進行殊死戰爭。年青女子們并不將做“第三者”視為畏途，她們認為，兩個（或多個）女人比賽性魅力是一場“公平競爭”，“第三者”最好是先做“債券”（第三者），再爭取“債轉股”（由情婦成妻子）。如此“炒股”雖然艱難了一些，但總比“買”一只前途未卜的“原始股”好。更何況，辛辛苦苦將發展前途不明的“原始股”培育成“績優股”，也還得再面臨“第三者”們要求“債權轉股權”、爭奪“控股權”的嚴重威脅，以往同甘共苦的經歷在這種“性戰爭”中未必有用。女大學生的“賢妻良母”觀
受教育本來是提高女性自強自立精神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現階段在中國卻出現了一種極具諷刺意義的趨勢，青年女性努力擠進高等教育的窄門，但目標卻是賢妻良母。
閔冬潮曾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師范大學做過調查，然后寫了“淺議當代中國大學生的女性觀”一文，談到為數眾多的女大學生們現在更關注女性傳統角色的回歸，她們認為，以往宣傳婦女解放時所提倡的男女平等，是在生存競爭中對女性設有保護與照顧機制的條件下才出現的，這種婦女解放是以婚姻家庭的松散和女性風度魅力的喪失為沉重代價的，現在的女大學生們不愿意再付出這種代價，轉而追求一種更為實際的生活道路。這一特點在北京大學這類重點學府中顯得更為明顯，一般來說，這種學校中男生比女生多，素質比女生強，于是形成一種男生占有絕對優勢的競爭環境，給女生造成了較大的心理壓力，有的女生還沒加入競爭就在心理上敗下陣來，開始為自己尋找另外的人生道路。如北大歷史系88級的一些女生，一進校門就開始考慮如何把自己培養成家庭主婦，她們以日本婦女為楷模，學習化妝、裁剪、烹調等，而對專業課程并不感興趣。北大的女生部長就宣稱：“女生部的宗旨就是要把北大的女生培養成為未來的賢妻良母。”北大外語系一位女生說得更為明白：“為丈夫補襪子的妻子，她的價值決不亞于一個女總統！”這些女生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價值觀，是校外潛在的社會壓力的結果，也與校內同學之間的社會壓力有直接關系。例如，北京大學百分之八十的男生都表示，他們不能容忍女孩子與他們并駕齊驅。為了得到一個具體的男人的承認，女生們開始自我塑型。
如果說在婚姻市場上性魅力的競爭還只是性商品化的一種間接表現，那么當今在中國繁榮不衰的娼妓業，則是性商品化的直接表現。這個問題需要專門研究，本文無法展開，只指出一點，由于男人們的要求越來越高，高學歷的坐臺女應運而生。筆者曾問過一位自稱某名牌大學畢業的坐臺女，為什么選擇這一行？她竟然回答，在這種場合認識成功人士的機會比她在工廠里的機會多。學歷在這一行業中體現“價值”，應算是性商品化潮流中的一種特殊產物。
婦女生存狀態對社會的影響
首先，婚姻家庭的脆化導致女性犯罪率上升。在這種脆化的婚姻關系中，受傷害者往往是婦女與孩子。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項調查指出，家庭破裂對女性心理的打擊相當嚴重，近年來該市法院受理了近兩萬件離婚案，近七成被判決離婚，一些迫不得已離婚的婦女采取極端的報復行動；另一些婦女則陷入婚姻失敗的陰影中不能自拔，又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自暴自棄，被人唆使、擺布，跟隨不法分子犯罪。該報告還指出，近年來女性犯罪以盜竊、吸毒和搶劫為主，其中盜竊案最多，案件則大有趕超勢頭，女性參與詐騙、營黃販黃、拐賣綁架兒童、出售運輸假幣的案件也有增長趨勢，女性利用職務之便經濟犯罪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其次，婚姻家庭問題直接引起未成年人犯罪率攀升。據對婚姻家庭問題日益突出的深圳市200名犯罪青少年的家庭背景調查，家庭結構嚴重殘缺的占39％，家庭暴力現象突出的占44％。其他類似調查也證明了同樣的事實。
第三，婦女問題不但關系到一個國家當前近半數的人力資源的素質，還關系到將來人力資源的總體素質。人力資本理論已證明，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最主要方式，是提高勞動者的教育水平，其收益率高于物質資本的收益率。據研究，勞動者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所帶來的工資增長率，女性高于男性，這意味著投資女性人力資本的收益率，大于投資男性，所以增加對女性的人力資本投資有益于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據一項在危地馬拉的調查，由于男性收入中的相當部分用于無效益甚至負效益的消費（抽煙、喝酒、等），所以要改善家庭內孩子的營養，其開支往往主要來自母親收入的增加。從女性人力資本的社會效益看，母親的教育水平對后代的發育成長的影響，比家庭結構、家庭規模、收入、民族、父親教育程度等都大。13個非洲國家在1975年至1985年間的數據表明，婦女識字率每提高10％，兒童死亡率就下降10％，而男子識字率的提高對此影響甚微。對25個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和健康調查表明，若其他條件相同，母親甚至只要受1至3年的教育，就足以使兒童死亡率下降6％。
一句西諺云：“推動搖籃的手是推動世界的手。”如果中國當前的社會環境迫使女性在解放的道路上倒退，并剝奪她們的人格尊嚴，將來受懲罰是整個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