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節目的敘事藝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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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新聞:作為敘事的結構與特性分析

從敘事學角度來說,新聞話語是對新近和正在發生的事實的敘述,它擁有標準的敘事組件———新聞事實與敘述。大眾傳媒時代,新聞作為“最普遍、人們接觸得最多的一種敘述方式”①,正夜以繼日地為人們提供著外部世界瞬息萬變的信息。然而,在敘事理論中,這些五光十色的新聞報道背后仍然隱藏著某些相對穩定的敘事結構,如“句法結構”即為其一。我們知道,一則新聞消息通常由新聞摘要(包括新聞標題和導語)及新聞故事兩部分組成,后者是對前者的進一步詳述。

一般來說,新聞故事由新聞核心事實、事實所引發的反應與后果、背景、新聞評論的基本程式構成。有學者發現上述各構成要素中浸透著“句法成分”的特征:新聞故事中對核心事件的描述提供了新聞話語的主要信息,是其主干部分,類似于句子主干。新聞事件發生的時間、處所、狀態、程度等場景的交待可視為新聞話語的狀語。另外,新聞事件的結/后果及其所引發的相關方面的反應是對核心事實進行的補充說明,類同于句子的補語。不僅如此,新聞背景的介紹,包括目前背景和過去背景,則仿似新聞事件的“全句修飾語”。上述各部分共同構成新聞故事完整的情節。最后,新聞評論貫穿其中充當著新聞話語的獨立成分,表明作者的意見和看法。當然,在特定的報道中,記者常會根據具體情況凸顯或刪略某些成分。值得一提的是,新聞話語與句子一樣也有自己的必備成分:標題和導語,或標題和事件,或特殊情況下的僅一個標題,如標題新聞。如此,我們便能清晰地看出新聞話語里所蘊含的句法結構。②可以說,不論是報紙或是電視新聞報道都可濃縮成這一結構,其中的變項只是一些即時的新聞事實。然而,較之以文字為載體的報刊新聞,電視新聞有其獨特的敘述方式。

首先,作為一種影像媒介,電視新聞借助畫面、聲音等多種表現元素對新聞事件進行現場同步記錄報道,營造出強烈的現場感。從而使“事件”與“敘事”之間的距離完全消失,惟有新聞的“真實”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如果說電視新聞是一種“逼真的復制”,那么它復制的則是現實生活中一段業已流逝的時空,并用電視的二維平面再現了現實世界的三維空間。透過電視畫面,觀眾能身臨其境般地感知新聞事發的時空元素。可以說,電視新聞以“眼見為實”的方式將新聞報道的時空狀態推向了極致,從而創造和釋放了圖像敘事的威力與作用。這也迫使報刊新聞敘事不得不在深度報道上下功夫,并追求敘事的“文圖結合”與版式的視覺效果。但是,電視新聞的“眼見為實”也往往讓人們誤以為其報道是“純客觀”的。敘事學家認為,一個完整的敘事文本是由兩個部分組成:“一個是故事,內容或一連串事件(行為、事件)加上我們可以稱之為存在的東西(人物、環境);另一個是話語,即表達,使內容得以傳達的手段。簡單地說,故事就是敘事描述什么,話語則是如何去描述。”③可見,作為敘事本文的電視新聞依然是話語的建構。題材的選擇,鏡頭的選取,畫面的組接、聲音的安排處理,節目的編排方式等加工無不使電視新聞沉浸在“建構”的氤氳里,建構性成了電視新聞敘事的另一特性。這正如西方學者所說:“媒介不可避免地改變著它所處理的任何事物。”

新聞聯播:作為整體的敘事藝術

在電視新聞節目中,新聞聯播節目是一種引人注目的節目類型,其特色是借助“聯播”的形式將多條電視新聞連綴成鏈,而這其中新聞文本的整合性又催生出新聞聯播作為整體敘事的各種手法。時空敘事時效是新聞的永恒訴求,央視及各省臺的《新聞聯播》節目的敘事時態無疑都強調當下性。且不說《新聞聯播》的金字招牌時政新聞,即便是其他新聞的“保蔡騏歐陽菁:電視新聞節目的敘事藝術傳播藝術與藝術傳播鮮度”也極高。如今,隨著傳媒技術的日新月異,其新聞的進行時態得以不斷強化,使觀眾仿佛置身于永恒的當下和永恒的變化之中,隨時體驗著新聞資訊的鮮活。不僅如此,《新聞聯播》通常還會借助各種由頭,為“舊”聞重塑一座“時效”的金身。如在2005年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央視《新聞聯播》的《永遠的豐碑———抗日英雄譜》專題報道便將曾經的抗日英雄一一數來。而在敘事空間上,央視與各省臺《新聞聯播》卻有著不同的路數。受某些現實因素的制約,地方新聞的敘事空間多“囿于一隅”。然而,這看似不利的地域限制卻增強了地方新聞的貼近性,從而使之能積極地把握地方的政治、經濟、社會脈動。

而央視作為國家臺,總是以恢弘的氣度包容來自各地的新聞報道,并注重其報道范圍在空間上的協調與平衡。比如2005年教師節,央視《老師,節日快樂!各地歡度教師節》這則報道,其敘事空間就跨越了祖國的大江南北,甘肅、大連、廣東、湖南、天津、沈陽、新疆、青海、黑龍江、上海等省市的學子,以感激之情為辛勤的園丁們獻上節日的賀禮,在此空間成了一種敘事手段。主題敘事除時空敘事之外,《新聞聯播》在主題敘事方面也凸現了它別具一格的敘事特色。如果我們將各條報道視為單個的文本,我們可以從《新聞聯播》中報道主題編排次序及其所占篇幅上窺見其敘事結構。通常,央視《新聞聯播》劃分為國內與國際新聞報道兩大類。勿庸置疑,國內新聞無論在報道量或是報道時間上都占據絕對優勢,而國際新聞僅以“點綴”之勢追隨其后。國內新聞報道一般又以從政治到經濟再到文化新聞的順序依次登場,各板塊內的新聞也依據其重要性依次編排。這一敘事結構在《新聞聯播》中屢試不爽。以2005年9月5日央視《新聞聯播》為例,其前五條時政新聞關注高層外交動態。如“會見出席第22屆世界法律大會代表”、“會見英國首相和歐盟領導人”、“吳邦國抵達卡薩布蘭卡開始對摩洛哥進行正式友好訪問”等,經濟新聞“黃菊會見英國渣打銀行集團主席”等緊隨其后,接著是文化新聞的播報,最后,節目以“美國密西西比州152人死于颶風災害”和“印尼一架客機墜毀機上人員全部遇難”兩條國際簡訊鳴金收兵。④

顯然,如此的敘事結構體現出《新聞聯播》鮮明的價值取向:國事優先,政治主導,而且這也成了我們解讀該欄目的一種潛規則。互文敘事文藝理論中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被譯作“文本間性”,通常用來指示兩個或兩個以上文本間發生的互文關系。它包括“某一文本通過記憶、重復、修正,向其他文本闡釋的擴散性影響。”⑤如果我們將央視或各省臺的《新聞聯播》看成一個大的敘事文本,那么下面各則報道之間的互文性便成了一個顯著的特色。比如,央視2005年9月3日的《新聞聯播》濃墨重彩地報道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系列活動,其中包括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紀念大會。會上總書記發表了重要講話;首都各界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向抗戰老戰士、愛國人士、抗日將領代表頒發紀念章等等。這些新聞報道相互呼應,互為表里,共同建構著人們對這一事件的理解。如果再轉到各省臺,上述鏡頭畫面不僅以“直接引語”的姿態出現在當天各省臺新聞聯播的頭條報道中,而且其地方新聞還會進一步補充具有地方特色的“引申”和“呼應”,如報道本省各地群眾以各種方式隆重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領導干部為本省抗戰老英雄頒發紀念章等等。現今,這種互文敘事已經成了各類重大主題報道的常見手法。

意識形態:在敘事的表象下

現今的電視新聞正高效快捷地為人們提供無所不包、無遠弗界的新聞資訊。正是通過對新近和正在發生的事實(故事)的敘述,電視新聞將其無處不在的議程設置影響力深植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既要講述故事就存在一個怎么講的問題。小說家詹姆斯曾略帶夸張地說:“講述一個故事至少有五百萬種方式,每一種講述方式都會在讀者身上喚起獨特的閱讀反應和情感效果,因此講述直接決定著這種效果能否得到表現。”⑥由此可見,說話者身上存在著以某種方式影響聽話者的意圖,“怎么講”會使信息的傳播不自覺地透露出意識形態的訴求。巴赫金曾說過:“實際上,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是在說話和聽話,而是在聽真實或虛假,善良或丑惡,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話語永遠都充滿著意識形態或生活的內容和意義。”⑦毫無疑問,在現今的傳播譜系中,央視及各省臺的《新聞聯播》節目已處于意識形態建構的軸心位置。⑧如果進一步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許多意識形態訴求正巧妙地隱藏于敘事的面紗后。

我們拿各家電視臺對于礦難的報道作為分析案例。作為國家媒體,央視《新聞聯播》擁有獨一無二的話語權。災難發生后,及時傳達政府指示,表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此事往往是其報道的第一要務。如在關于“8•7”礦難的報道中,它旗幟鮮明地突出了“事發后,國家安全監督管理總局、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和廣東省積極迅速開展救援和家屬安撫工作”及國務院成立事故調查小組等。而事發地梅州的新聞報道顯然與央視不同,它借助連續的“人文敘事”,巧妙地建構起一幅“遇難見英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媒介圖畫”,重點報道“劉日知七晝夜現場指揮搶險”、“被困礦工家屬:政府照顧無微不至,很滿意”、“礦難搶救一線:一群忙碌的老人”、“新聞特寫:為了被困礦工,我們一直在努力”等新聞⑨,這樣,地方政府對于災難應負的責任被淡化,他們組織搶險倒成了一種政績。與上述二者不同,作為旁觀者的外地臺報道突出的多是對事故原因的幕后追蹤,對死難者的痛心疾首,對其親友的深切同情等等,“揭秘”與“煽情”成了其敘事的重點。為什么對同一事件會產生敘事的不同?這是因為敘事話語背后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與礦難報道類似,在“11•3”湖南衡陽大火的電視報道中,當地媒體也是將大量的鏡頭投向了戰斗在第一線的消防官兵。鋪天蓋地的英雄事跡的報道,直接沖擊著我們的感官,那一個個可歌可泣的消防戰士,一場場驚心動魄的救火場景,贏來了廣泛的贊譽與喝彩。一時間,事故成了故事,壞事成了好事,消防官兵的英勇獻身成了天災人禍的遮羞布。從這些報道中我們不難看出,所有的敘事策略為的是要推銷包裹于新聞中的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也確實通過電視新聞的敘事話語,源源不斷地走向熒屏外的觀眾。

事實上,在電視新聞敘事手法與其意識形態的契合方面,“媒介視點”是其中不可小覷的一環,因為在敘事作品中,“無論敘述所描述的事件與人物如何表現出來,都一定會經由一個特定的‘視點’,也就是一個觀察點。通過這一特定的觀察點,敘述者將所看到的一切呈現出來。”并且,視點并不僅僅只含有視覺的意義,而且它也包含著價值與道德判斷等更深層次的意義。⑩因此,媒介視點不僅能體現媒介看待事件的獨特視角,而且其報道邏輯及敘事話語會隱含內在的意識形態訴求。在這方面,電視的新聞人物報道不啻為一個極佳的注腳。粗略分類,我們常見的電視新聞人物報道有以下三種:上仰視點與英雄化敘事這一敘事手法對人物的塑造采用“仰視”與極性的審美思維方式,且輔以美德與進步的宣傳話語,使人物高度地符碼化、臉譜化與公式化,從而傳達出主流價值觀。這在央視《新聞聯播》的《永遠的豐碑———抗日英雄譜》專題人物報道中展露無遺。以其中的幾期為例:《新四軍抗日名將———羅忠毅》說的是新四軍第16旅旅長羅忠毅率全旅將士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后壯烈犧牲的英雄壯舉。《鐵軍將才———朱程》則講述了毅然回國參加抗日的留日學子即后來被譽為“鐵軍將才”的朱程的故事。

《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者羅瑞卿》介紹了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指引無數熱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線的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者羅瑞卿。這些人物報道的英雄化敘事為我們樹立起一座座流光溢彩的豐碑,受眾在仰視與嘆服的過程中接受著教育。平行視點與日常化敘事較之上者,電視新聞在這類人物報道中另辟蹊徑。生活在平凡世界、忙碌于各種崗位的社會“普通一員”成了其重點捕捉的新聞人物,新聞報道采用平行的視點和平等貼近的話語將其故事娓娓道來。如央視《新聞聯播》的《時代先鋒》人物報道中《熊貓“爸爸”———張和民》一期講述了張和民和他的團隊率先在世界上攻克了大熊貓繁育的三大難題,使得臥龍大熊貓成為全球最大的圈養大熊貓種群的故事。報道從張和民守候產房、迎接熊貓寶寶出生的鏡頭入手,將張和民傾注于熊貓的愛淋漓盡致地描述出來,并親切地稱他為“熊貓爸爸”。又如《王府井的便衣衛士———謝海寶》中以王府井保安謝海寶為報道對象,且將他的一次擒賊經歷安插于報道中,其紀實性的日常敘事話語使這位便衣衛士更可親可近。下俯視點與權威化敘事此類敘事方式以俯視的目光報道人物的惡行并輔之懲奸罰惡的權威化敘事話語,從而呈現出與前面兩種敘事方式截然不同的特色。這種敘事方式在人物的批評報道中尤為見長。如湖南《新聞聯播》對“郴州貪官李樹彪貪污挪用公款案”的報道,在貪官李樹彪低垂頭顱、悔恨交加到認罪伏法、接受審判的畫面穿梭中,講述了當事人挪用公款揮霍豪賭的犯罪事實,并繼之以令人正顏的審判場景。其中下俯的報道視點與權威的敘事話語相得益彰。

電視新聞也正是要借助這類明辨善惡、公正賞罰的報道,來恢復人們對主流政治及現實社會的信心。這種手法如今已經成了電視新聞批評報道的主流。曾有一位敘事學家說過,任何敘事作品都可以用敘事理論來進行分析,并得出與過去的分析決不雷同的結論。確實,敘事分析也是一種見仁見智的活動。但無論如何,敘事分析從傳統的文學文本走向更為廣闊的各類文化文本,不管是對敘事學本身,還是對被分析的對象,都應該是一件幸事。這自然也是本文把敘事學引入電視新聞研究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