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影響下明清社會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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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舉制度在云南的實踐

明代云南科舉考試與元代相比雖已顯成效，但與內地科舉發達省份相較仍有差距。鑒于此，明政府對云南也多有優惠照顧政策。比如，逐步增加云南鄉試錄取名額，以此來適應文化教育的不斷發展。云南鄉試定額始于洪熙元年（1425年），最初為十名，“凡鄉試取士，……云南、交阯各十人”[9]579。宣德四年，云南、貴州兩省合并鄉試，詔增云南科舉額，由十名增至十五名。英宗正統二年（1437年），朝廷又詔令：云南鄉試取士不拘數額[6]8；正統五年（1440年），復定取士額，“……上定為……云南二十人”，自此之后，鄉試取士之額常有增加。嘉靖十四年（1535年），云南、貴州鄉試各自設科，因之前云南鄉試二十名為最少,于是命云南“增至四十名，而貴州亦二十名”。南明永歷帝曾“駐蹕云南”舉行丁酉（1657年）鄉試，是年錄取名額達54人，這是明代最后一科取士，也是云南科額最多的一年。對云南的照顧政策還表現在對生員的甄別方面，如正統七年（1442年），朝廷規定對全國生員三年進行一次甄別考選，有年老、殘疾及相貌鄙猥的都取消待遇，年上40歲又不諳文理的也黜廢為民。而云南、貴州的生員可以免考。這些措施無疑促進了明代云南科舉、教育的發展。在全國大興科舉的背景下，云南也大量興辦地方各類學校為科舉考試服務，學校教育相較元代有突飛猛進之勢。清朝入關建立政權后即開科舉，因襲明代“非科舉毋得與官”的舊制，高度重視科舉制度，科舉的制度名目諸如科舉程式、場級、內容、名額分配等都不斷得到規范。順治二年（1645年）定各省鄉試名額，云南中式五十四名。順治十七年（1660年），“題準鄉試照舊額減半……云南初定，首舉鄉試，照舊額取中”[12]2164–2165，這是云南入清后第一次舉行鄉試，所以名額仍為54人。由于云南貢院未修，學臣未至，總督趙廷臣奏請朝廷延期。到順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補行十七年（1660年）庚子鄉試，云南才真正舉行鄉試。到康熙二年（1663年），云南與內地其他省份一樣“鄉試名額照例減半，中二十七名”，康熙五年（1666年），“命云南舉行武鄉試。照文闈額數，取中二十七名”。自此，云南科舉已步入全國正軌，融入科舉考試體系中。云南雖地處邊疆，但考制一開，就能持續推行。中原因戰亂等停試時，云南仍能按制選士。如因故脫試，地方請求補行，朝廷也都應允。

雖然云南科舉已跟上了全國的步伐，但與內地省份相比也有不少差距，特別是少數民族子弟考中者仍很少。為此，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勵政策。如順治十八年（1661年），“題準云南省土司應襲子弟，令各學立課教訓，俾知禮儀，俟父兄謝事之日回籍襲職。其余子弟并令課讀，該地方官擇文理稍通者開送提學，考取入學應試。”這是清政府為土司子弟接受教育而制定的一個優惠辦法。要求土司子弟接受漢族的教育，各地方官選拔其中文理稍通者參加提學主持的特別考試，考取者為入學，可參加各級考試。康熙時還采取增加錄取名額的方式，康熙二十二年，“題準云南土官族屬子弟并土人應試，附于云南等府，三年一次，共考取二十五名，另行開造，附于各府學冊后，照例解送禮部禮科查核。”雍正時，對土司統治之地進行大規模改土歸流之后，繼續推行一系列措施，鼓勵少數民族子弟入學。如在少數民族地區廣泛開設社學、義學，雍正元年（1723年），定全國各州縣設立社學、義學之例，“允云南土人、四川建昌番夷、湖南永綏等處建立義學，嗣是改土歸流，塞外荒區漸次俱設儒學。”[15]雍正三年（1725年）議準，云南威遠地方設立義學，令彝人子弟有志讀書者入塾誦習，并批準威遠（今景谷）的少數民族子弟“就元江府附考，于府學定額外加取二名”，雍正五年（1727年），“議準東川府土童有能作文藝者，該府具題，到日照湖廣考取苗、瑤例另編字號考試，于東川府學額內酌量分撥一、二名”。為了保障少數民族考生的權利，雍正六年（1728年），清世宗諭禮部：“今滇黔楚粵等省苗民向化，新增土司入學額數，為學宦者尤宜加意禁傷，毋使不肖士子冒籍貫，阻土民讀書上進之路”（《清朝文獻通考•學校四》）。有鑒于云南舉人赴京會試路途遙遠，朝廷也特準在落選者中選擇一些“文尚可觀”、“人才可用”者侯旨錄用，而且不拘人數。這些遴選人才如愿意參加下科會試，不必報名，如愿意就任較低職務，在禮部報名后，經挑選也很快可以被錄用。除此之外，對一些負擔不起進京費用的應試舉人,或無返鄉路費的會試落榜考生，清政府還根據路途的遠近向他們發放路費。此外，云南、新疆和貴州等地舉人進京參加會試，還可以使用驛站的車馬，“云南、貴州舉人給驛馬自順治八年始，新疆至陜西鄉試、至北京會試給驛馬，自乾隆四十二年始，沿途用黃布旗書‘禮部會試’四字一位標識。”這些優惠政策體現了朝廷的安撫之意，也有利于鼓勵、安撫邊遠地區應試士子，為他們其一心向學提供了制度保障。從整個清代科舉政策來看，清政府比較注意對邊遠地區、文化落后地區的照顧，特別是早期的優惠政策對少數民族考生的照顧體恤之意很明顯。因此，從順治三年（1646年）開科取士，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為止，科舉考試人才輩出。據黨樂群統計，整個清代云南有843人考中了文武進士，9258人考中文武舉人。1902年并出現了云南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特科狀元袁嘉谷。較全國數以萬計的科舉人才而言，明清兩代云南的進士舉人數所占比例明顯偏低，但它也標志著云南已經全面融入內地的教育、科舉體系中。這些進士舉人成為明清兩代云南的知識階層，為云南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2科舉制度對云南社會發展的影響

科舉制度作為古代中國最重要的文化制度之一，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云南科舉取士從元代開始實行，到明清時期實施得最為充分。科舉制在云南的推行，對明清云南社會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本文僅從教育事業的發展、文化水平的提高、社會風俗的轉變等方面作簡要敘述。

2.1促進了明清云南教育事業的發展

自科舉制創立以來，中國古代教育便開始圍繞它而運行，并主要為朝廷輸送人才。科舉制的創立和逐步健全，有力地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明以前，學校乃為科舉輸送考生的途徑之一。自明始，政府從教育體制上把科舉與教育整合為一體，使選才標準與育才標準統一，明令“科舉必由學校……府、州、縣學諸生入國學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卿相皆由此出也，學校則儲才以應科目者也。”可見，進學校讀書成了參加科舉的必要前提，通過科舉又可以獲得功名，因此，社會各階層自然而然就會對學校教育倍加重視。為了適應科舉的需要，中央官學、地方官學、各地書院及各種鄉村私塾不斷發展。到明時，“天下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明王朝的文化教育比元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清代，在明代的基礎上興辦了更多的學宮、書院和義學，“有清學校向沿明制”，“府、州、縣、衛儒學，明制具備，清因之”。明清府州縣學教育完全被納入科舉系統之中，地方的教育政策和內容均圍繞科舉進行，科舉為教育的發展注入強勁動力。在此背景下，云南官學獲得了充分發展，各種民間教育也大放異彩，云南文化教育形成了全面繁榮的局面。首先，儒學獲得了極大發展。明代云南儒學在元代較為薄弱的基礎上，取得了顯著成就。早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廷復置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學；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重建云南、楚雄二府儒學。隨后，儒學從滇云腹地逐漸向邊疆民族地區擴展。二百余年間，大多數府、州、縣先后建立起了儒學，一個基本的官學教育系統初步形成。根據萬歷《云南通志》、天啟《滇志》等對明代云南儒學的記載，明代云南共有66個府、衛、州、縣先后建立了儒學（包括上述元代已建明時獲得發展的幾個不同級別政區的儒學）。據張媚玲等統計，明代云南共建立官辦儒學69所，其中府學16所，直隸州學1所，屬州、縣、衛學52所。書院共計57所，其中26所書院分布于14個府治之中，其余31所分布于23個屬州、縣、衛之中。社學興起于明代，“自洪武八年，延師以教民間子弟”，明代云南全省設社學163所，分布于55個府、州、縣、衛治所。這樣一來，明代云南共計有289所儒學教育機構分布在76個政區治所。隨著明代云南較為有效的教育措施的實行，云南地區的教育取得了蓬勃發展。清代各朝統治者也比較重視地方辦學。朝廷在云南廣建學宮，還恢復了明代所設府州縣學，同時也新設不少各類學校，清代云南教育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到清末新式學堂建立以前，云南的儒學在明代的基礎上增加到101所，其中有府學14所、州學29所、縣學34所、廳學12所和提舉司學3所，以及光緒八年添設定有學額而未建孔廟的縣學、廳學9所。從雍正起，明代未建學宮的許多地區都先后建起了學宮。如在普洱府建了5所，開化府建了3所，東川府建了3所，昭通府，明代僅建1所，清代新建了5所。不僅如此，政府還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也設立了學宮。順治十八年（1661），云南巡撫袁懋功奏“滇省土酋既準襲封，土官子弟，應令各學立課教誨，俾知禮義”，得到批準。同年，云貴總督趙廷臣上疏“馬乃土司，應改設流官。矣三年后，風俗漸移，人口漸正，立之學宮，以廣教習”（《清圣祖實錄》卷二），亦獲準。這些學宮的設置，使清代云南教育逐步向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發展。清政府對書院也比較重視，清代云南共新建226所書院，尤以康、雍、乾三朝建立的最多，計有105所，占清代所建書院的46.5%。雍正十一年（1733年），曾令各省城設立書院，并給1000兩銀子為開辦費。故雍正年間，云南就建起29所書院，平均每年2.5所。清政府重視推廣義學，義學也叫義塾,帶有蒙學和私塾性質。從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云貴總督蔡毓榮提倡興辦義學（當年即在昆明、宜良、昆陽等地辦起了第一批義學）始至道光年間（1821—1850年），云南義學已發展到幾乎縣縣有義學的地步。據道光《云南通志稿》記載：全省義學的總數已達709所，一縣多則幾十所到十幾所，少則也有幾所，僅有少數幾個縣未設義學。各地都“因土制宜，隨方設學”，特別是在一些比較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也辦起了義學。從康熙至光緒年間，云南府廳州縣興建的義學達866所。云南義學的興盛，對完善云南民族地區教育體系，發展民族地區教育，提高民族素質起到了重要作用。

2.2提高了云南整體文化水平

明清科舉對教育的強大推動功能，使得當時中國教育呈現出空前的繁榮，為唐宋以來所不及。特別是在清代，“學校幾乎遍布大清帝國的每座城市和每個鄉村。教育受到公眾廣泛而普遍的重視。因此，如果作人父母者不能送孩子進學堂上學的話，那將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他會因此受到指責和非難。”由明至清，云南科舉穩步推進，考試競爭也日趨激烈，教育受到公眾廣泛而普遍的重視。參加府、州、縣學考試的人數相當可觀，因此，明清官學辦學屢屢突破其初始規模，儒學、社學、書院、義學因此而蓬勃發展。與此同時，遍布城鄉的私塾、家學、宗族之學也空前繁榮，為云南子弟提供了良好的學習場所。這樣一來，云南入學生員猛增，接受文化教育的人更多，其直接結果就是文化教育基礎的擴大。據天啟元年（1621年）云南提學副使樊良樞統計，僅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云南就有12000余人在各級正規儒學中就學。而明代天啟五年（1625年）云南人口統計為151214戶，共1468465人，就當時教育水平而言，這一就學的比例并不算小。正規官學學額有限，書院、社學及遍布城鄉的私學則不在受限之列。加上后者，歷年累計，其就學數量相當巨大。那么，僅明代云南各類教育機構中，不下數萬，乃至十余萬云南子弟誦讀其中。這些就讀子弟經過完整的學習過程，已經具備了較高的知識文化水平。而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所受教育的過程，據高明揚描述，一般而言大約有這樣幾個步驟：一是啟蒙識字教育，大約一至二年；二是讀書教育，約三至五年；三是開講、開筆作文教育，約八至十年；五是不斷溫習，不斷練習作八股文，最后參加考試。熟讀背誦《四書》、《五經》是八股文教育的基本功。除此之外，還要背誦一定篇數的唐、宋古文，更多篇數的名家時文，還要讀熟幾百首唐詩、試帖詩、詩韻……總之，除讀熟《四書》、《五經》之外，還要學習許多東西，才能完成科舉應試的基礎教育。要背誦數量可觀的時文范文，而且還要能夠短時間熟練地完成寫作，如果沒有扎實的文字功底，這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如《欽定四書文》所收明代八股文486篇，清代八股文297篇，這也是朝廷規定應試者要學習的內容。可見，受過這么多年的八股訓練、識字教育，個人文化素質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Œ就當時的社會環境來說，“既然考中舉人、進士的可能性微小，那么為了日后的生計，就必須學習一些實用的知識。而較之剛剛啟蒙識字的學童，這些讀書人在學習這些知識方面無疑更具有優勢，因為他們已經掌握了更高的讀、寫能力，因此當時的童生、生員大多也學會了一些實用的知識和技能”。據陸韌描述，當他們獲得知識和技能后的職業趨向，大多脫離了體力勞動階層，靠擁有的學識謀生：或歸隱山林，以詩文學術自立；或在鄉里開塾授學，化導民俗；或入衙門，為幕僚，供筆吏。他們在推進云南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令人矚目。天啟《滇志•人物志》記載了二三百位沒有中舉的士人，作為當時云南的俊杰人物，他們來自云南社會各個階層和各個民族，分布于各個城鎮、鄉村乃至蠻山夷寨，利用他們掌握的知識為云南文化作出了特有的貢獻。可見，科舉制在明清云南的施行，客觀上加速了云南地區的文化普及，提高了云南整體的文化水平。同時，明清朝統治者在科舉考試中對少數民族士子采取優惠政策，也促進了這些地區一心向學良好社會氛圍的形成，使文化知識得以在少數民族地區傳播。

2.3促進了讀書尚文風氣的形成、社會風俗的改變

科舉制以儒家思想為指導，通過教育來改造社會風俗。科舉制對于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形成，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就是科舉帶來的直接結果。科舉入士成為了風尚，極大地激發了社會各層努力向學的熱情。同時，邊疆少數民族子弟也能潛心鉆研儒家經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這對于改變地區的風俗習慣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3.1讀書尚文風氣的形成明清科舉制度促使云南學校大規模設立，對云南讀書尚文的風氣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明朝軍隊在1382年平定云南之初，朱元璋即詔令：“府、州、縣學校，宜加興舉，本處有司選保民間儒士堪為師范者，舉充學宮，教養子弟，使知禮儀，以美風俗。”（明張沈《云南機務鈔黃》）。雍正時，任職云南的官員陳宏謀在《查設義學檄》中直接指出：“夫蒙養為圣功之始，則教小子尤切于教成人；興學為變俗之方，則教夷人尤切于教漢戶。”明清兩代統治者對化民成俗的高度重視有利于“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的社會風氣的形成。明代統一云南后，“遍立學校以施教”，“迄今七十有三年。是以圣化漸被，無間窮僻，椎卉化為衣冠”，“亦何下內地哉！”正如陳文在《云南圖經志書•重修云南志序》中所言，明《景泰云南圖經志書》記載：臨安府“家有詩書，吾伊之聲相聞，而科貢后先不乏”，寧州“家習詩書，人知理道，以氣節相尚，而恥為污下之事”。另如一些少數民族的世居地，如澄江府（今云南澄江縣一帶）“郡多僰人，而漢人雜處其間，初不知學，今以歲久，漸被文教，有以科第躋膴仕而封及其親者。于是閭里翕然向學，相率延師訓子，而家有誦讀之聲，皆樂于仕，非復昔之比矣”。定遠縣“民有曰撒摩都者，即白羅羅之類，近年以來稍變其故俗，而衣服、飲食亦同漢、僰，更慕詩書，多遣子入學，今亦有中科第者”。蒙化府（今云南巍山縣）“蓋自開設學校以來，聞禮儀之教，且近于大理，其今亦有所漸染者歟。”阿迷州（今云南開遠市）“民間之俊秀者，亦入學從師，受經取科貢，而風化其漸美矣”永昌府，古哀牢夷之地，正統間始建儒學之后，“選衛子弟之秀者而立師以教之，于是士風漸振，以讀書自勵而舉于鄉試者，科不乏人”，等等。這些府州縣，明代以前從未設學科考，即或設置學校，但讀書向學之風不振。在明朝前期的景泰年間，儒學教育已經開始普及到這些傳統的少數民族聚居區。隨著學校的設立，科舉考試的推進，到了嘉靖以后，“滇人士聞風興起，各地英才遂出，幾埒中州”。到了清代，隨著科舉全面推進，教育進一步發展，云南各地讀書向學風氣日盛，特別是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向學之風亦漸濃。康熙《馬龍州志》記載，馬龍州“其土著者有一種，衣冠飲食亦與漢人同焉，亦喜讀書，出自仕宦，代不乏人。”乾隆《趙州志》說：“白人，頗讀書，習禮教，通仕籍，與漢人無異”，清政府幾次增加云南科舉名額，有更多的知識分子中舉、考取進士，云南較邊遠地區的文化素質也得到了相應提高。雍正時改流的普洱府，原“人多頑蠢，……服飾率從樸素，崇信巫鬼，未革夷俗”，設學以后，“禮教漸興，骎骎有華風”。所轄威遠廳，漢夷雜居而興辦義學最早，光緒時已是“士知務學，里多弦誦”，當地民族“亦知誦讀，子弟多有入庠序者，崇儒重道，頗喜為善”；他郎廳，則是“聲教覃敷，間有讀書應試者”。寧洱縣“僰夷”，服食起居與內地人民不甚相遠，“念書成名，亦將化夷為漢矣”。清代傣族地區當地民眾對漢文化的學習風氣也日漸形成，社會風氣也有變化，如永昌府居平壩地區的水、旱擺夷，在崇佛教、學習“夷字夷經”之外，“亦間有讀漢書者”，到道光十年，“士知尚學，科第相仍……相尚以文”。從以上所引看出，云南的社會風氣正在向與內地一致的方向發展。

2.3.2社會風氣、風俗的改變科舉考試在明清云南實施之后，便以其強大的政治功能和教育功能使漢文化在云南廣大地區迅速傳播開來，并對社會風氣的轉變產生了巨大的導向作用，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對破除落后的風俗習慣和傳播儒家禮儀文明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科舉制的逐步發展，促進了儒學的日漸普及，以至于不少偏僻的少數民族聚居地都有儒學的存在。云南漢族士子及大部分少數民族子弟均能潛心鉆研儒家經典，接受儒家思想熏陶，這對改變該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道德文化、社會風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這種變化也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直到明代中后期才表現得比較明顯。天啟《滇志》對此有詳細記載：云南府，“民遵禮教、畏法度，士大夫多材能，尚節義，彬彬文獻與中州埒”；臨安府，“士秀而文，崇尚氣節，民專稼穡，衣冠禮度，與中州埒。人多畏法，少有不平，寧棄不爭。多愛清雅，敬老崇文”；永昌府，“士知向學，科第相仍”；楚雄府，“地當孔道，而不染于紛華。文教日興，士風馴實”；曲靜府，“習尚簡樸，頗信釋教”；蒙化府，“士人冠婚皆用家禮，民間相尚以樸質。飲食服用，視列郡為儉”；鶴慶府（今鶴慶縣）“文化丕興，科第不乏”；姚安府（今姚安縣）“士大夫樂談名理，民間相尚”；廣西府，“士知向學，民勤耕織，風化漸行，殊異夙昔”；尋甸府，“置流建學以來，其俗漸改，人文可睹”；武定府（今武定縣）“近建學校之后，舊習漸遷。俗尚樸魯，士民勤業”；景東府（今景東彝族自治縣）民眾“今漸習書史”；北勝州（今永勝縣）“置衛建學后，境土不驚，人文漸盛”。也正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貴州巡撫閻興邦曾奏請增加貴州鄉試中名額說：“仕進之路既廣，誦讀之士愈奮，邊地文化日益振興矣”（《清一統志•貴州志》）。隨著社會風氣、道德觀念的變化，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日常生活如衣著服飾、生活習氣、語言文字、思想觀念等也發生了或多或少的變化。如大理地區的白族“其平日之語言衣食悉恥其陋而革之，以游于禮教之域”；鶴慶府治附近“皆漢、僰人，今樂育教化，漸被華風，而言語、服食、吉兇、慶節之俗，俱變其舊矣”；永昌府在明中期“正統間始建學，……于是士風漸振，以讀書自勵而舉于鄉者，科不乏人”，其土著居民“言動服食，衣冠禮儀，悉效中土制度”；蒙化府“近城居者多漢、僰人，男女勤于耕織。會飲序齒而坐，婚姻必察性行，皆非前代之故習矣。蓋自開設學校以來，聞禮儀之教，且近大理，其亦有所漸染者歟”。北勝州近城居民“俗尚爭競”，但“近移立州學”，“聞禮義之教，其將有所變而化者歟！”。寧州“其民尚氣節，居于州之近者，家習詩書，人知理道，以氣節相尚，而恥污下之事。其仕于外者，往往有廉介忠勇之稱”。嘉靖年間，姚安府知府王鼎“禁婦人不得市易，惟事麻桑”，“姚俗為之一變”。尋甸建學之前，“諸夷雜處，習尚頑梗”，“置流建學以來，其俗漸改，人文可睹”。武定建學前，“松皮覆屋，蓑氈蔽身”，建學之后“舊俗漸遷。……骎骎有省會之風。”清代的景東直隸廳土著之人，“語言、習慣骎骎有三江風，而夷民之濡染者，亦漸知學官話，改土風”。導致上述變化的因素較多，但科舉制和儒學教育無疑是其中較為重要的因素。

3結語

云南科舉到元代才開始實行，雖然開始較晚，但到明清時獲得了巨大發展，并很快跟上了全國科舉發展的步伐。在明清兩代幾百年中，云南各地各民族子弟無論富貴貧賤，為了能通過科舉考試步入仕途，都積極學習以“儒家禮義”為核心的漢文化，發奮攻讀，博取功名，躋身仕途，使當地“漸被華風”。科舉制極大地促進了云南教育的進步，為云南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和文化基礎。同時，科舉制的到來對云南各地社會風氣的開化，特別是各少數民族地區的思想文化、風俗習俗等的轉化也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由此一來，以“儒家禮義”為核心的漢文化的普及面也更加廣泛，這無疑加快了云南民族融合的進程。同時，“對少數民族政治一體認同，對統一多民族國家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36]，都有深遠的影響。

作者：高明揚單位：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