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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進士登科錄是研究明代科舉制度及明史的重要資料，對明代的政治活動、民間生活以及文學作品等社會文化的諸多方面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明代進士登科錄；社會；文化
作為明代人事檔案和科舉制度的實物例證，現存明代進士登科錄是研究明代科舉制度及明史的重要文獻。早在1969年臺灣學生書局就把臺灣中央圖書館及原北平圖書館所藏共六十余種明代各類登科錄影印成《明代登科錄匯編》一書。由于政治原因，此書直到上個世紀末，也就是數年前才在中國大陸發行。此時，美國著名史學家何炳棣已利用臺灣、美國所藏的諸多明清進士登科錄出版了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ofSocialMobility(1368-1911)（《明清社會史論》）[1]。此后，另一位美國的中國史專家艾爾曼也利用這些珍貴資料撰成ACulturalHistoryofCivilExaminationsinLateImperialChina（《中華帝國后期的科舉考試文化史》）[2]。近年，這些明代進士登科錄已經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重視，然多限于作為文獻資料的征引，而對于進士登科錄本身的研究還相當薄弱。為此，筆者已撰“明代進士登科錄研究的意義及現狀”[3]、“明代進士登科錄的文獻價值及其局限性”[4]等拙文以拋磚引玉。令學術界雀躍的是，2006年11月，國家十一五重點出版項目《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匯編·登科錄》已由寧波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了。天一閣的鎮館之寶——明代進士登科錄的大量影印出版，必將對中國科舉制度史和明史的研究帶來深遠的影響。
明代進士登科錄對明代政治活動、民間生活以及文學作品等社會文化的諸多方面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
因為明代《鄉試錄》、《會試錄》、《進士登科錄》等是記載登科者的名冊，在當時具有政府檔案性質，故歷來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如嘉靖二十二年（1543）癸卯科鄉試結束后，皇帝御覽山東所進《鄉試錄》，親手批閱第五問“防邊御敵策”：“此策內含譏訕，禮部其參看以聞。”結果，監察御史葉經被廷杖致死，布政使陳儒被降為陜西宜君縣典史，對其他相關人員如考試官教授周礦等也俱嚴加究治。此外，該科貴州《鄉試錄》“亦以忤旨，御史為民，右參政等各降三級”[5]（卷82，P1572－1573）。皇上對各省《鄉試錄》，尚且如此關注，對禮部主持刊刻的《會試錄》和《進士登科錄》的重視可想而知。
首先，《登科錄》有時被拿來作為政治斗爭的工具。正德六年（1511），費宏為禮部尚書知貢舉，指摘該科《會試錄》中文字方面的疵謬，用白紙條粘于文字之旁，托中官入奏，武宗召見輔臣李東陽等并讓他看那本《會試錄》，于是考官劉忠聞風便請致仕[6]（卷6，P691）。正德九年，費宏因為梁儲位在己上，而梁儲是該科主考官，于是又將《會試錄》旁“注貼說指摘以進，上察知之，置不問”[6]（卷6，P698）。一連兩次費宏用《會試錄》來打擊和排斥自己的政敵。
萬歷四年（1576）正月，監察御史傅應楨上疏指責首輔張居正。一日，皇上在文華殿聽講完畢，就把這道奏疏拿出來讓張居正看。疏中說傅應楨有八十老父，而取出《進士登科錄》一查核，他登科時填寫的是父親已經亡故。前后矛盾，皇上以為欺君，盛怒之下想對傅應楨施以廷杖之刑，后賴張居正委婉解釋乃得一免[7]（3編，卷14）。
據《明史·倪元璐傳》記載，崇禎年間，輔臣溫體仁唆使劉孔昭攻擊倪元璐，說倪元璐之妻陳氏尚存，而妾王氏冒充繼配得以再次敕封，敗禮亂法，于是皇帝下詔命吏部核奏。倪元璐的同鄉尚書姜逢元、侍郎王業浩、劉宗周及其從兄御史倪元珙都說陳氏因過被休，王氏乃繼娶，并非小妾。溫體仁很失望，然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等行勘，即票擬一旨云：“《登科錄》二氏并列，罪跡顯然，何待行勘？”于是，倪元璐就糊里糊涂地被勒令落職閑住。作為對劉孔昭的獎賞，溫體仁提拔他為南京操江[8］（卷265，P6840）。
其次，《登科錄》有時還被當作“舉薦之資”。《登科錄》一個重要的作用是登科進士身份的證明。宋遼和議，宋朝人遣使饋送，遼國皇帝親自查收。“每年信使入境,先取《宋朝登科記》驗其等甲高低、及第年月，其賜賚物則密令人體探”[9]（卷8，《本紀》第15，《圣宗》6）。宋代的寇準出將入相，歷鎮方面，地位尊崇。他曾告訴侍從人員，若有過客造訪，應當把來訪者的《同年小錄》（即《進士登科錄》）與參狀一并轉呈。若此人是其同年，且年齡又在己上，寇準便對他非常禮遇，“雖州縣小官，亦展茵席以敘拜”，歷來被傳為佳話[10]（卷上）。
明代《進士登科錄》中的“進士家狀”能提供出該科每個進士的很多重要信息。明人顧清《送余大尹序》載：“弘治丙辰，吾華亭尹以闕告。其八月，《進士登科錄》成，邑人之在朝者聚觀焉。曰擇尹必于是，安得憂國愛民廉平而仁恕者為吾父母乎？旁有識者歷指而議之曰：某也可，某也可，某也限以地，某也拘以資，某與某其可也，如是者數人，而余君端卿為首稱。未數日，吏部揀堪縣令者二十有五人，居浙西者四，而華亭果得君。”[11]（卷17，中集13，《北游稿》，《序》）說明在當時《進士登科錄》作為政府人事檔案，并且還是公開的檔案，對于人事安排多少能起到一定的參考作用。
再次，《進士登科錄》與《同年錄》一樣，又是該科進士同年聯系的紐帶。作為同科進士的題名錄，《進士登科錄》雖不像《同年齒錄》那樣嚴格按照年齒排序，同樣也起到該科同年之間聯系的紐帶作用。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曾上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為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12]（卷44，《選舉志》）他認為參謁座主，實際上就是“附黨背公”，此后進士期集、參謁及各種題名活動盡行廢止。這也證明題名本身也能起到增進同年之間、座主與門生之間感情的作用。明代，王守仁《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后》載：“今以邃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13]（卷28，《續編》3）這里“邃庵先生”也就是明代中期大臣楊一清。此外，東林黨多進士出身者，他們還編錄了一部《東林登科錄》。
二
《登科錄》在唐宋以后廣為流傳，它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本文僅就幾個側面加以說明。
在古代，人們可以通過《進士登科錄》上的信息來了解一個人的基本情況，如姓名、字號、年甲、里居等等。宋人呂本中《軒渠錄》載：“米元章喜潔。金陵人段拂，字去塵，登第。元章見其《小錄》，喜曰：‘觀此人名字，必潔人也’亟造議親，以女妻之。”[14]（卷34上）正是在《小錄》上看到了“段拂，字去塵”這個給人清潔印象的名、字，米芾才決定把女兒許配給他。元人李祁《龍子元書香世科序》載：“……予以元統癸酉及第，凡所受國朝官府文憑及程試文字、《登科小錄》之類，遭亂蕩無一存。每念一同年，欲記其年甲里居，無從征考，輒太息痛恨而止。鄉里后生輩或來問向時程試文字，漫不復記，無一語可答，又太息痛恨而止。”[15]（卷3，《序》）明人蔡清《寄周黃門書》載：“南都別后，……既而得睹執事于《壬戌登科錄》，繼聞兩縣卓異政跡，雖音問兩闊，而中情相愛如春矣。”[16]（卷2，《書》）這都說明作為進士花名冊的《登科錄》，是人們認識了解這些進士的一個途經。《進士登科錄》“進士家狀”中對母親諸如“嫡母”、“前母”、“生母”、“繼母”等稱謂，在現實生活中也起到示范和準則作用。呂木木木《進士登科錄》“進士家狀”中祖、父母的存亡情況，與現實生活也休戚相關。明代根據祖、父母存亡情況可分為五種：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慶”，父母俱存曰“具慶”，父存母故曰“嚴侍”，父故母存曰“慈侍”，父母俱故曰“永感”[6]（卷1，P482）。陸容《菽園雜記》，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5月第1版，第2頁，標點有誤。當為：“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慶下’，父母俱存曰‘具慶下’，父存母故曰‘嚴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曰）‘永感下’。”錢茂偉先生在其《國家、科舉與社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中已有說明。進士登科是人生一大喜事，如果父母健在，即“具慶”，當然是全家皆大歡喜。反之，如果父母俱亡，也就是“永感”，即便是折桂蟾宮后一時的喜悅，也擋不住那種“子欲養而親不在”的凄楚。吳寬《永感詩后序》：“今禮部有《登科錄》所以錄登進士之科之人，而著其姓名以傳于世也。……于其人曰具慶，則眾必以為喜，至曰重慶，又喜之甚也，于其人曰嚴侍、慈侍，則眾必以為恨。至曰永感，又恨之甚也。……成化壬辰科，凡二百五十人，具慶者視嚴侍慈侍固多，然重慶僅十五人而已，若永感者，至三十人，而江寧吳君憲之其一也。憲之平生既甚恨于此，而士大夫知其恨者，因作永感之詩慰之。”[19]（卷40，《序》）這里說的是成化八年第二甲第六十五名進士吳文度，《成化八年進士登科錄》載：“貫應天府江寧縣民籍。國子生，治《春秋》。字憲之，行四，年三十二，十一月初八日生。曾祖昭；祖全；父靖，教諭；母錢氏。永感下。”[20]（第3冊，P1181）他中進士時父母皆已作古，“憲之平生既甚恨于此，而士大夫知其恨者，因作永感之詩慰之”。詩雖可聊慰一時，但終究無法排解他失去父母的凄楚和無奈。另外，明成化年間，績溪縣有一姓胡的人家，延師教其三子，一日這位私塾先生說：或許會有個成才的。于是胡處士便把“具慶堂”三字，貼于門楣，“蓋隱然有取于《進士登科錄》中語也”。成化癸卯，老二文光果然領南畿鄉薦，繼登甲辰進士第，正符合“具慶”命名之說。第二年文光遇恩例，得賜歸省于績溪。“將與其兄弟稱壽于斯堂，以昭其初命”，一家其樂融融，令人生羨。程敏政特作《具慶堂記》一文以記盛[21]（卷15，《記》）。文光，即成化二十年第三甲進士胡光，字文光，歷官廣州府推官、云南曲靖軍民府同知等[22]（卷6，《選舉·科第·國朝》）。可見，這又是另外一種情形。
《進士登科錄》中所署官銜也是社會生活的反映。《進士登科錄》中有讀卷官、提調官、監試官、受卷官、彌封官、掌卷官、巡綽官、印卷官、供給官等人員職銜、姓名及功名。如果列銜錯誤，是會鬧笑話的。據《觚不觚錄》載：“……偶閱《萬歷癸未登科錄》，則倪銀臺光薦，以‘工部左侍郎仍管通政使事’入銜，皆可笑也。當時代言者亦誤，只當稱‘掌通政司事’，不當言‘管通政使事’也。”[23]通政使是通政司的最高長官，只能說“掌通政司事”。倪光薦在《萬歷十一年進士登科錄》中的列銜確實可笑。又《菽園雜記》載：“近者有以都指揮掌錦衣衛事者以‘帶俸’字自嫌，妄意去之。禮部于登科錄列銜亦遂其非，而刻版印行若定制然。是以其在權要之地，而貶制度以順之也。使生殺予奪自己出者，以勢臨之禮儀制度，欲不紊亂得乎。”[24]（卷4）因易與軍職犯私罪者“帶俸差操”發生聯想，所以以都指揮掌錦衣衛事者對“帶俸”二字極其反感，在列銜時徑直刪去。“禮部于登科錄列銜亦遂其非，而刻版印行若定制然”。由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即便是標明人物身份的官銜，作為一個小小的政治文化符號在《進士登科錄》中也有所體現。
三
文學是社會現實生活的直接反映。明代進士登科錄已融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在明人的筆記、小說、詩歌等文學作品中皆有體現。
1-筆記
明代文人的筆記中多有關于進士登科錄的記載。明代著名文學家、史學家王世貞《弇山堂別集》關于進士登科錄的記載多達十幾處，足見他充分利用了當時存世的大量明代《進士登科錄》。限于篇幅，僅舉兩例：
卷二二《史乘考誤》三：“《野記》言：永樂初狀元本曰李馬，……又謂是歲進士有林廷茭者，閩人，……考《戊戌登科錄》，亦無所謂林廷茭者，其誤可知。”[5]（P406－407）
卷八一《科試考》一：“（正統）十三年戊辰，命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高榖、侍講杜寧為考試官，……是歲《登科錄》，李泰書父永昌，司禮監太監。”[5]（P1554）
此外，另一部著名的明記，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也多次提到進士登科錄，例如：
卷一四《科場·薛文清主試》：“英宗天順元年，南宮之試，閣臣許彬子名起，與忠國公石亨侄名俊者，同登進士。……但《登科錄》刻許起書兄越奎文閣典籍，遍考列朝無此官，然刻錄必不誤。蓋英宗時猶仍國初舊制設員，今《實錄》、《會典》諸書俱不載，則舊官之不傳多矣。”[25]（P374－375）
卷一六《科場·登科錄父祖官》：“登科有錄呈御覽，其三世父祖爵秩，但直書某官，如尚書侍郎以至郎官及外僚，并不書所官何部分何地方，此例相沿已久。近日始有分析寫某地者，最為失體。若曾削籍，則空白如庶民。曾降級，則書現任或所終之官。非若私行序齒錄可以前銜混入者。近見今上丙戌科《登科錄》，湖州人潘大復，父名季馴，以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為民，時尚在家未復官，其名下竟空不書爵位，最為得之。然亦故事相傳如此。至于二甲第四名查允元者，杭州人，其父查志立，名下書參政，余按志立雖曾為大參，以計典左官，后補參議，以事褫職。歸田已久，從未牽復，安得仍稱故官？君父之前，似不宜詭飾，而在事亦無糾正之者，其后紛紛不可勝紀矣。”[25]（P419）
由此可見：明代科舉制度，滲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而文體較為自由的筆記記載了社會的各個層面。作為進士身份證明的登科錄已成為科舉時代文人的一種情結，當然也就成了文人筆下的常客。
2-小說
把小說與科舉聯系起來，人們首先會想到清人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想到范進中舉后的瘋癲。同樣，明代小說也提到了科舉，提到了進士登科錄。
如明代凌蒙初《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四載：“聞人生見姑娘說出一段大道理話，只等忍情與靜觀別了。進京會試，果然一舉成名，中了二甲，禮部觀政，《同年錄》上刻了‘聘楊氏’，就起一本，給假歸娶。……”[26]（P1526）這里所言“《同年錄》”，實際上指的是禮部刊刻的《進士登科錄》。作者用禮部刊刻登科錄來進一步說明聞人生進士登科的可靠性和真實性，并為下文埋下附筆。
凌蒙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一一《滿少卿饑附飽，焦文姬生仇死報》也提到了登科錄：“前日我見你《登科錄》上有名，便已為你留心此事。”[27]（P586）滿生一中進士，叔叔滿樞密便想把朱從簡的次女許配給他。
3-詩歌
中國是詩的國度。科舉制度又在中國延續了十三個世紀。千百年來，蟾宮折桂是多少士子夢想的天堂。因此，歷代文人也常把登科錄歌之于詩，流露出他們對進士登科的憧憬和贊美。當然，人們觀看、欣賞登科錄時的心情，也往往因人、因時不同而各異。
一種情況是把登科錄作為進士登科的代名詞，“登科錄”等字眼多在詩歌的內容中出現。唐代劉禹錫《贈致仕滕庶子先輩》：“朝服歸來晝錦榮，《登科記》上更無名。”[28]（卷25，《雜體三十九首》）北宋強至《東陽吳氏昆仲并薦詣闕》：“來春早附《登科錄》，甲乙應聯舊姓名。”[29]（卷6，《七言律詩》）南宋陳藻《壬戌重午于潛李氏作》：“居然多仕版，壁列《登科錄》。”[30]（卷1，《詩》）明代禮科都給事中張寧《何都憲重慶堂》：“階下芝蘭滿屋香，庭前橋梓再重行。徽名早著《登科錄》，盛事宜標世宅堂。敕誥定聯云錦軸，兒孫齊著彩衣裳。只應萬石君家似，世德相傳福履長。”[31]（卷9，《七言律詩》下）作者用“徽名早著《登科錄》”一句代言進士登科。
另一種情況是觀《登科錄》有感而興，“小錄”、“登科錄”等字眼多在詩歌的題目中出現。當然，詩歌多因詩人的心境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風格和情調。宋人梅堯臣《依韻和梅龍圖觀<小錄>》[32]（卷53）、王之道《書子萊<丙戌登科題名小錄>后》[33]（卷14，《七言絕句》）、金人李俊民《題<登科記>后》[34]（卷8，《序》）等皆如此。明代于謙，永樂十九年（1421）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在土木之變后誓死保衛北京，堪稱“救時宰相”，《明史》盛譽他“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8]（卷170，P4553）。他曾賦詩《觀<登科錄>感興》一首：“圣主垂衣御九重，群賢匯進萬方同。文明啟運天垂象，豪杰乘時氣吐虹。柳汁染衣新樣綠，花枝映面醉顏紅。當年我亦曾遭際，涂抹于今避下風。”[35]（卷11，《雜體》）流露出他時下的落魄抑郁以及對當年登科時的美好追憶。無獨有偶，正是使于謙含冤而死的徐有貞，也有一首關于《登科錄》的詩作——《謝沈司封中寄<登科錄>》：“圣明天子龍飛日，豪杰人才豹變時。禮正不違天地道，樂和應見鳳凰儀。憐君卻寄《登科錄》，笑我猶歌在澗詩。惟有仲舒三首策，對揚還欲向彤墀。”[36]（卷1，《蒙學稿》）這首詩寫在他尚未登科之時，字里行間已窺見他不甘人下的雄心。他于宣德八年(1433)成進士，《明史》說他“為人短小精悍，多智數，喜功名”[8]（卷171，P4561）。后來，他與石亨等人發動“南宮復辟”，擁立英宗復位，接著又陷害于謙、王文等人，為世人所不齒。
綜上所述，明代進士登科錄作為科舉考試的原始記錄、政府的人事檔案、進士登科的象征，已完全融進了明代的政治活動、民間生活以及文學作品之中，成為明代社會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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