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左翼政治力量內耗現象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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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今世界左翼政治力量特別是多國共產黨組織無論是相互間還是內部自身，都程度不同地陷入各種形式的紛爭和內斗之中，內耗的主要動因是思想分歧、路線之爭和權力利益爭斗。這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慘痛教訓在21世紀仍未得到有效克服的重要體現。這種“惡性腫瘤”成了制約和影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復蘇振興的主要障礙之一。許多政黨也程度不同地認識到這些問題，但短期內很難從結構上得以真正解決。考慮新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如何實現合作和聯合，必須在此基礎上認識并制定相關對策，既要看到前途的光明，但更要實事求是，不宜盲目樂觀。

[關鍵詞]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左翼政治力量；政黨外交

世界左翼政治力量一般是指以各種內涵的社會主義、進步主義為追求目標的各國共產黨、部分左翼政黨、大多數社會黨等在內的多類政治組織的通稱。在政治光譜上一般稱為左派，它們都是推動歷史發展進步的政治力量。[1]冷戰結束以來，世界左翼力量特別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各種左翼力量遭受重挫，多數政黨組織在低谷中徘徊和艱難掙扎。內外形勢與環境的變化需要它們摒棄前嫌、聯合對外，共同對敵。然而現實政治的博弈和斗爭，又使它們中的多數未能走到一起、并肩戰斗，即便有些黨實現某種形式的聯合與合作，大都難以順利推進和善終。當前左翼力量之間的這種內訌與爭斗，無疑是世界社會主義仍處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了解當今世界左翼政治組織之間合縱連橫的新情況，是我們跟蹤并把握國際政治尤其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變化發展的新特點、新趨勢的重要線索，具有一定的政策參考與學術研究價值。

一、當今世界左翼政治力量內部紛爭的主要特點概述

冷戰結束以來，世界各類左翼政治力量面對資產階級保守與反動勢力的擠壓和圍攻，各自及相互之間都在探索和嘗試某種程度的聯合與合作，也有過一些政策舉動。但相對而言，各自內部和相互之間的內耗與爭斗反而更加凸顯，給不少政黨組織造成重大損失，帶來嚴重后果。

（一）不同左翼政黨之間難以“抱團”，多是各自為“政”。冷戰結束以來，國際政治生態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世界許多國家的左翼政治力量大都處于新自由主義攻擊和保守政黨打壓的相似境遇下，它們本應加強相互聯合、共同對外。但現實狀況卻并未依據這種政治邏輯發展，最明顯的是同為左翼陣營的社會黨和共產黨之間基本上各自為政，甚至是擠壓對方。新世紀以來，德國政黨格局發生新的變化，從原來的四黨格局演進到德國左翼黨走上政治前臺的五黨格局，對于傳統的大黨包括德國社會來講，維系多年的“最小勝利聯合”[2]的政治邏輯已經失效，時代的發展變化需要傳統大黨與時俱進、有新的思維。然而，德國社民黨自兩德重新統一后的多次大選中均誓言：寧愿在野，也不同左翼黨在國家層面結成所謂“紅紅聯盟”。該黨甚至在多次大選前，事先就排除了與左翼黨結盟的選項，實際上是自斷與左翼黨的聯合之路。另一個歐洲國家希臘也是如此，希臘近幾年連續舉行兩次大選，作為第一大黨的激進左翼聯盟（希臘左聯黨）并未與同為左翼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泛希社運）、希臘共產黨聯手，而是同非左翼的“獨立希臘人”黨聯合執政。意大利是從左翼演化而來的，而左翼的前身就是意大利共產黨，于1992年改名更性為左翼，并加入到西方社會的陣營中。該黨在2013年大選中，拒絕與意大利重建共產黨結盟參選，使得重建共只好與其他幾個左翼小黨結成競選聯盟，但未能跨過4%的門檻而無緣進入議會。西班牙聯合左翼是由西班牙共產黨主導創立的一個相對松散的左翼政黨組織，但進入新世紀以來，西共和聯合左翼內部圍繞政治、戰略、與綱領的爭論和分歧日益加劇，聯合左翼面臨分崩離析的危險。[3]在發展中國家，左翼政黨之間的不和現象也普遍存在。一些國家在選舉或政府組閣時，左翼政黨排斥左翼“兄弟”的情況屢屢出現：墨西哥在2016年舉行的地方選舉中，左翼的民主革命黨和勞動黨在各州分別與右翼的國家行動黨聯手，共同對付左翼執政黨革命制度黨，有意削弱革命制度黨在國家層面的執政地位，最終贏得了12州中的7州州選。南非非國大和南非共產黨之間的不和諧近期也曾一度顯露，同工會大會構筑的鐵三角聯盟裂痕在增大。2017年6月召開的南非共十四大在強調三方執政聯盟重要性的同時，卻又公開表達了“獨立參選”的意向，甚至表示要盡早出臺該黨獨立參選的路線圖，這是自新南非誕生以來所未有過的情況。印度國大黨與印度共產黨（馬）和印度共產黨，長期以來較少開展有實質意義的合作，更多的是在某些地方邦結成過不緊密的競選聯盟而已。事實上，在國大黨2004—2014年執政的十年間，兩個共產黨在政府高官腐敗等許多問題上也同反對黨印度人民黨立場一樣，痛斥國大黨政府，并對其一些政策進行抵制。在其他不少國家，左翼政治力量內部間這種不和甚至“同室操戈”現象，最終的結局多是一再地讓親者痛、仇者快。

（二）非執政的共產黨“陣營”內部四分五裂。冷戰結束后，世界一些非執政共產黨盡管也在探索各種聯合方式，在全球范圍內尋求在反對資本主義目標下的合作途徑。例如，由希臘共產黨等發起創立的世界共產黨工人黨國際會議，到2017年底已經召開過19次會議。但也要看到，在該平臺內部，事實上存在著不同的派系，相互間的觀點立場差異甚大。希臘共產黨、葡萄牙共產黨、古巴共產黨、巴西共產黨等相互間不時暗中較勁，搶抓主導權，導致有的會議甚至連一個統一的“最終聲明”都難以達成。2016年在越南召開的世界共產黨工人黨第18次國際會議以及2017年在俄羅斯召開的世界共產黨工人黨工作組協調會上，圍繞中共、朝鮮勞動黨等加入會議工作組的問題，內部就分成了以希臘共產黨、哈薩克社會主義運動、蘇聯共產黨（蘇聯解體后成立的新黨——作者注）等極個別黨為代表的堅決反對派；以越南共產黨、古巴共產黨、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等大多數黨結成的堅決支持派；還有以敘利亞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等為代表的沉默派。在一些地區內部，共產黨之間不僅整合困難，而且是相互間在不斷地進行打斗和內耗。據西歐有的共產黨內部透露，歐洲共產黨盡管已十分弱小，但當前卻在其內部分化成事實上的三大派別：一是以法國共產黨、意大利重建共產黨和德國左翼黨等為代表的革新派；二是以希臘共產黨和一些激進共產黨為代表的傳統派；三是介于兩者之間的共產黨，包括葡萄牙共產黨、塞浦路斯勞動人民進步黨、摩爾多瓦共產黨人黨、意共產黨人黨等，總體上屬于溫和派。三派在圍繞社會主義、歐洲一體化、如何看待國際資本主義等一些重大問題上各說一詞，互不買賬，難以協調一致地行動。盡管這些政黨組織也在歐洲范圍內成立了以共產黨為主導的區域性政黨組織——歐洲左翼黨，但歐洲共產黨內部間的這種矛盾與分化，實際上是在進一步削弱其在歐洲特別是歐盟這一舞臺上本已很小的作用與影響力。同樣，拉美國家共產黨內部步調也不一致。例如，各黨對馬杜羅主政的委內瑞拉局勢就存在不同的立場與看法，多數黨總體支持馬杜羅政權，但也有包括墨西哥勞動黨等在內的個別黨對馬杜羅當局的激進政策頗有微詞。

（三）本國共產黨之間相互競爭和拆臺，甚至成為政壇對手。蘇東劇變以來，在世界非執政共產黨中，可以概括為一種總體趨勢就是：多國共產黨之間分裂嚴重，矛盾沖突經常發生，大大削弱了左翼的整體力量。[4]那些存在多個共產黨的國度，大都發生過內訌與互損情況。意大利重建共產黨與共產黨人黨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分離以來，雙方總體上是爭多和少，即便是在2008年大選嚴重失敗、共產黨在歷史上第一次未進入國家議會的慘局下，兩黨仍在互挖對方“墻腳”，導致本黨部分黨員流失或向對方分流，造成兩敗俱傷。多年保持意大利第五大黨地位的意大利重建共產黨，如今已淪落為在國家議會、歐洲議會沒有一名議員的邊緣小黨。意大利重建共產黨與共產黨人黨兩黨黨員分別從90年代后期大約12萬和3萬人，急劇下跌到近年來的不足4萬和數千人。在尼泊爾，僅自2008年以來，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和尼泊爾共產黨（毛中心）兩黨為了權力、利益數次博弈，相互拆臺。近幾年來，它們各自分別聯手右翼的尼泊爾大會黨，逼對方的政府總理下野，甚至把對方從執政黨整為在野黨。2016年中期，尼共（毛中心）以尼共（聯）不守信為由，聯合大會黨將后者趕下臺，普拉昌達再次出任總理。在前幾年，它們還各自把當今尼泊爾政局動蕩、國家政治轉型遇阻、制憲會議久拖無果的責任推給對方。更有甚者，極個別國家共產黨之間的這種“相互掐架”，有的還打到了國際場合。2015年在土耳其召開的世界共產黨工人黨國際會議上，來自墨西哥、巴勒斯坦等國的幾個共產主義政黨在這一平臺上彼此水火不相容，其中先加入會議機制的黨不讓本國后來的黨進入會議機制，在數十個共產黨面前上演“同室操戈”。

（四）多國左翼政黨內部亂象叢生，內斗不斷帶來黨的分裂，直至沒落。多年來，世界多國左翼政黨包括諸多共產黨黨內大都是山頭派系林立，內訌、傾扎導致的結果多是本黨的分裂和內外形象受損，有的黨則是加速衰落。尼泊爾毛派政黨的歷程比較典型。2008年執政以來，聯合尼共（毛）[現已改名為尼共（毛中心）]黨內圍繞權力、路線、結盟等問題的斗爭持續不斷。正是圍繞上述問題，該黨形成了以普拉昌達為首的主流派、以基蘭為首的激進（傳統）派和以巴特拉伊為首的所謂“溫和”派。三派之間多年來互相傾軋、各不相讓，最終導致基蘭派分裂并于2012年另立新黨——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以及巴特拉伊退黨的不良后果，致使尼共（毛中心）從原來的第一大黨降為第三大黨，在國會中的議席不及尼共（聯）的一半。有材料顯示，到2016年5月，尼泊爾僅毛派政黨就達十個之多，可見分裂之甚。[5]在委內瑞拉，查韋斯去世之后，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內矛盾也日趨凸顯，2014年6月，馬杜羅撤換了長期以來主管國家經濟事務的計劃部長希奧達尼，并指責其“背叛”了查韋斯的方針，而希奧達尼則發表公開信，批評馬杜羅領導不力。統社黨領導成員之一、前政府部長納瓦羅也因公開支持希奧達尼而被開除出黨。[6]摩爾多瓦共產黨人黨冷戰后以來曾連續兩屆執政，成為前蘇東地區社會主義力量“重返”政壇之美說。然而，正是在執政過程中，黨內圍繞權力、路線的斗爭實際上從未停止過，不少領導人甚至是基層干部，對黨主席沃羅寧長期個人大權獨攬、任人為親、打壓異己、聽不進不同意見日益不滿和怨憤，導致黨內少壯派和有作為的領導人、總理格雷恰內等離黨，于2011年成立摩爾多瓦社會主義者黨。直至2016年，以該國議會副議長、本黨議會黨團主席為代表的14位議員集體退黨，致使其在議會席位減到7席，不到鼎盛時期的十分之一。

該黨從曾經多年的第一大黨、執政黨淪為目前的一個議會小黨。同為左翼的不少社會黨也是如此。德國社民黨內部在世紀之交圍繞“2010改革議程”出現了重大分歧，以拉封丹為代表的傳統左翼，堅決不同意施羅德所主導的那種完全新自由主義式的“激進改革”，社民黨所影響的工會也對這一改革甚為不滿，導致拉封丹派同以施羅德、總書記明特費林等為代表的主流派徹底決裂，前者于2005年另立新黨——德國勞動與社會公正選舉抉擇黨，2007年該黨又與德國民社黨合并組成德國左翼黨。德國社民黨以這次分裂為轉折點，持續走下坡路，從原來與基民盟實力大體相近，而在此后的三次大選中，雙方差距明顯拉大，大選得票率相差十個百分點以上，尤其是2017年大選該黨僅獲得20.7%的選票，有滑入二流政黨的危險。印度國大黨于2014年加入社會黨國際，社會主義是該黨意識形態的四大支柱之一。[7]該黨在百年歷程中，曾發生三次大分裂，最近的一次重大分裂是1978年，英迪拉•甘地組建印度國大黨（英迪拉派），成為實力最強的一派，而以布•雷迪等為代表的一派則改名為國大黨（社會主義派）。在當今世界許多國家的左翼政黨內部，那些基本不掌權甚至長期在野或短暫參政的政黨，也同樣為權力和路線方針展開內部傾軋。意大利重建共產黨自1991年成立以來，據稱至少發生過12次以上的大小分裂，有的分裂給該黨帶來重創。1995年，該黨內的激進勢力指責主流派“脫離共產主義傳統”并集體退黨。1998年該黨圍繞對中左政府的財政法案發生分歧，以科蘇塔為代表的黨內溫和派與黨決裂，于1999年另立新黨——意大利共產黨人黨，意重建共至少損失五分之一的力量。2006年，在該黨重新參政后，該黨內的托派因堅決反對參政而脫黨，并于當年另建意大利勞動者共產黨。新世紀以來特別是金融危機后，黨內費雷羅派和溫多拉派的爭斗日益公開化，兩派圍繞權力分配、路線的制定多年博弈，最終以溫派于2009年退黨、另立“左翼運動”而告終。此后該黨仍接連發生多次分裂，致使其在意政壇完全邊緣化。此類事件可以說在許多共產黨內不勝枚舉。

二、當今世界左翼政治力量內斗爭不斷的深刻教訓與基本原因探析

世界左翼力量在眾多領域場合下長期內耗、不能聯合求大和向強，其原因復雜多樣，難以一概而論，總體講是多種因素相互交織和綜合作用所致。不少黨教訓十分深刻，其主客觀原因都不可忽視。

（一）教條主義地堅持所謂原則，思想解放不夠。在世界左翼力量的聯合中，思維觀念的禁錮和僵化是導致合作難以實現的一個重要因素。一些黨在面對左翼力量聯合問題上，不少是因為固守原則立場而封堵了靈活求變之路。希臘共產黨就明確表示，絕不在資本主義框架下謀求組建政府，聲稱自己是希臘政壇最正統的左翼力量，拒絕與其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的合作，包括泛希社運、左聯黨等。希共反對中共加入世界共產黨工人黨國際會議工作組協調機制，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擔憂所謂“中國的社會主義走向”，聲稱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大國密切互動，并經常參與世界地緣戰略博弈，因此中國加入工作組只會降低該機制的“社會主義事業的份量”，等等。從中不難看出該黨的教條與僵化。實際上，冷戰結束以來，左翼政治力量之間以及內部的聯合之所以難以實現與順利推進，許多黨的僵化思維和思想禁錮是主因。尼共（毛中心）主席普拉昌達就曾表示，該黨原領導人基蘭固守舊有思想，堅持武裝奪取政權，因此錯失了許多同尼共（聯）等左翼政黨合作而擠壓大會黨的機會。基蘭自身也承認，該派決不放棄以革命手段奪取政權的道路，這也是其從尼共（毛中心）分離出來的主要原因。可以預見，在大多數左翼政黨特別是非執政的共產黨內部，這種狀況短期不會得到根本性改觀。對此，就連被西方學界和媒界長期認為相對激進的德國共產黨，在2017年11月的世界共產黨工人黨圣彼得堡第19次會議上都表示：當今不少共產黨仍活在過去，他們只是手拿書本，不看現實。

（二）政治包容性不夠，不善于求同存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是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條慘痛教訓。然而在21世紀不少左翼政黨特別是共產黨依然在此方面繼續重蹈覆轍，它們不是在妥協中維護內部統一，而是在斗爭中排擠不同政見者，直至把戰友、盟友變成對手、敵手，這種“政治悲劇”甚至在幾個國家的主流政黨乃至執政黨中一再重演。例如，摩爾多瓦共產黨人黨第二任期后期，黨內持續的爭斗導致曾經的戰友出走另立新黨成了競爭對手，但該黨領導人沃羅寧并不以為然，也沒有真正地從中汲取教訓。如在2009年的總統選舉中，盡管該黨雖仍為第一大黨，離贏得總統職位只有一票之差，卻得不到其他任何政黨的支持，而是一黨孤軍奮戰，最終政權旁落、在野至今。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局面呢？已經離黨并另立新黨的領導人盧普就曾明確表示，摩共應該學會與其他各黨派合作。在亞洲，典型的就是尼泊爾幾個共產黨。多年來，尼共（聯）與尼共（毛中心）之間的斗爭多于聯合，兩黨加上分裂出去的基蘭領導的尼共（毛），三個共產黨足以成為本國政壇的決定性力量，然而三黨多數時間并不是求同存異，共同聯合對付大會黨和馬德西黨等保守政黨，而是內部混戰，讓大會黨等從中“漁利”。前幾年，在某些重大問題上，幾個共產黨與大會黨的共識竟然多于共產黨相互間的契合，這是造成尼泊爾兩大共產黨合作成果不彰的深刻原因。而這種結局本應是可以避免的。可喜的是，兩黨近來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都在進行反思和調整，并于2017年底結成競選聯盟贏得大選，而實現共同執政，而且在2018年初兩黨簽訂了合并協議，成立統一的尼泊爾共產黨。當然，不難預料，合并之路不會平坦。在西方及一些發展中國家學者的語境中，多是把共產黨等政治力量列為所謂“激進左翼”，把社會黨等政治組織劃入所謂“溫和左翼”。這種劃分是否科學另當別論，而委內瑞拉學者史蒂夫•埃爾納通過對拉美許多激進左翼政黨組織進行分析比較后得出結論說：與溫和左翼不同，激進左翼更不愿意與對手協商并達成協議，也不愿作出重大讓步。[8]此說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當今國外一些非執政共產黨的政治表現。

（三）歷史恩怨糾紛的制約，影響左翼力量間的聯合。事實上，上述許多左翼政黨在歷史上或者是同根同宗，或者甚至是同黨，但后來的政治分野與組織決裂，使相互的信任關系受創，懷疑甚至敵意之心久久揮之不去，進而導致彼此在本國政治生活中的感情用事多于理性思維。墨西哥民主革命黨是從革命制度黨中分裂出來的政黨，但此后多是把革命制度黨視為對手乃至主要對手，甚至到2007年黨的第十次特別黨代會仍誓言“拒絕同革命制度黨組成任何形式的政治聯盟”，可見舊怨之深。摩爾多瓦2009年議會選舉結果出籠后，如作為第一大黨的摩共能與第四大黨盧普領導的結盟，摩共可望繼續執政，但從摩共脫黨的盧普表示，其深知摩共的行為與思想方式，不會與之合作，可感知它們彼此成見之深。希共與左聯黨、德國社民黨與左翼黨等難以結盟，意重建共同左民黨（現）在結盟過程中出現的矛盾與摩擦，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歷史恩怨的影響。

（四）奉行機會主義所帶來的政治投機行為，進一步傷害了彼此的信任和感情。現實政治生活中，許多左翼政黨相互間以及內部之間的爭斗，在相當程度上消弭了對外聯合的功效，而這多源自于權力與路線斗爭的結果。為了爭權奪利，國外一些左翼政黨乃至表現出一種不可理喻的兩面性：一方面在意識形態上表現出僵化教條，看似為一些所謂“原則立場”誓不妥協；另一方面它們又在政治博弈中異常善變，為了得到眼前的利益特別是權力，甚至可以超越政治底線，與左翼共同的政治對手進行無原則的交易、聯手，來打壓曾經的“骨肉兄弟”，甚至將其拉下馬。墨西哥民主革命黨、尼泊爾兩個共產黨都曾多次為贏得選舉、謀求權力和執政，從事哪怕是冒險的政治投機。正是這種無底線的投機行為，導致部分國家左翼力量之間連共同對付右翼敵手的起碼聯合都很難做到。這就是一些國家左翼政黨既為右翼勢力所利用、又遭其鄙視的深層原因。像墨西哥革命制度黨，近20多年來幾乎沒有在總統和議會選舉中與其他左翼政黨結成過競選聯盟，希臘共產黨與左聯黨也大體如此，更別說它們能為了共同的理想事業，進行有真正意義上的合作與聯盟了。

（五）資產階級政治勢力對左翼政黨的分化與破壞戰略起了一定作用。近幾十年來，左翼政治力量之間為何未能實現根本和完全意義的聯合，固然是主觀原因居多，但也確有其他因素的干擾，尤其是資產階級右翼勢力竭盡全力的阻撓、分化和破壞。這是導致部分左翼政黨難以真正走到一起的重要外因。正是德國聯盟黨等右翼勢力長期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丑化宣傳，對德國民社黨（以及后來的左翼黨）妖魔化的蠱惑，使德國社民黨在政治上難以逾越兩黨實現在聯邦層面合作的心理底線，制約了社民黨的合縱連橫戰略，而為聯盟黨自身的縱橫捭闔創造了更廣闊的空間。尼泊爾兩大共產黨何以很難實現長期、真正的聯合，固然有兩黨自身的主觀原因，但尼泊爾大會黨從中挑撥，尤其是印度、美國等資產階級勢力的滲透、影響和干預，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對世界左翼政治力量聯合的相關思考與認識

世界左翼政治力量內部間的紛爭與傾軋，從20世紀一直延續到21世紀，幾乎成了深植于其內部一顆難以拔除的“惡性腫瘤”，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整個左翼政黨力量間的合作與聯合，影響著世界社會主義的復蘇與振興進程，教訓極其深刻。我們應加強對此問題的關注與研究力度，把握其發展演進的新去向，并適時制定靈活可行的對策，以免陷于被動。

（一）多樣性、多元化對世界左翼政治力量是一把“雙刃劍”，因掌控不好而產生的消極后果日趨凸顯。世界部分左翼政黨特別是共產黨冷戰后相繼放棄一元化的指導思想和民主集中制原則，指導思想上的“開放”和組織制度上“大松綁”，盡管帶來了部分黨的多元化和多樣性發展勢頭，黨內活力有所增強，但同時伴隨的松散化和分離傾向，又在相當程度上對沖消解了這一成果。因為觀點主張相左、意見不統一而動輒另起爐灶、分道揚鑣，成為不少左翼政黨處理內部和相互關系的“經驗之道”，成了一種慣性，這與世界左翼政治力量謀求聯合求強的意愿和目標背道而馳。在可預見的較長時期里，它們很難走出這一怪圈。當今世界左翼政黨這種思想多元化所帶來的組織機制松散化、分離化的趨勢，其不良后果甚至引起國外執政的共產黨和發展中國家長期執政的黨之高度關注。

（二）左翼政治力量只要內亂不止，對外聯合就是空談。世界左翼政黨組織內部的整合是實現外部聯合的前提和基礎，這是總結其歷史經驗教訓得出的結論。縱觀國外大多數左翼政黨特別是非執政共產黨的情況，內部不和始終是橫亙在其前進和發展道路上的巨大“絆腳石”。正如有學者在分析歐洲激進左翼政黨現狀時所指出的：黨內紛爭是制約歐洲以共產黨為代表的激進左翼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9]左翼力量之間和內部這種長期的“內亂”與不統一，使其無力顧及“外聯”，也難以在對外聯合上展示自信。實際上當今世界多數左翼政黨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安內”，各黨及整個左翼內部只有在遏制內訌特別是分離、分裂趨勢的前提下，才可能為外部合作創造適宜的條件，真正走上聯合之路。一些左翼政黨領導人也認識到其重要性，像尼泊爾共產黨（毛中心）、坦桑尼亞革命黨、莫桑比克解放陣線黨等黨的領導人近期都曾發出“團結就是出路”、“團結就是勝利”的吶喊。但也要看到，國外大多數左翼政黨內部這種“結構性難題”，遠非思想認識到就能得以輕易解決的。

（三）世界左翼特別是社會主義力量間的聯合需要探索新思路。21世紀的世界政黨政治同上世紀相比，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政黨政治“碎片化”以及民粹主義等思潮的泛濫，大大擠壓了左翼政黨特別是非執政共產黨的生存發展空間。各所在國內部特別是西方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對共產黨的丑化與抹黑，嚴重制約了許多共產黨對外尋求合作、聯盟的空間與機會。對世界共產黨而言，傳統的對外聯合思路、路徑和模式，很難在當前的主客觀條件下完全走得通、有成效。如何構建新時期的社會主義統一陣線或廣泛聯盟，還需突破傳統思維，探索新的路徑和模式，仍需要許多黨不斷解放思想，在機制、政策等方面開拓創新，比如能否探索建立社會主義的主題性的動態聯合與聯盟，尋求多樣化的、靈活的合作方式和途徑，等等。

（四）對世界左翼特別是社會主義力量聯合的政策考量，應從長計議，立足現實，力戒冒進。當前，世界社會主義力量處于一盤散沙狀態，內部關系復雜，多黨自身及相互之間矛盾重重，在可預見的未來很難實現有實質意義上的聯合和統一的對外行動。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一支左翼與社會主義力量，究竟采取何種態度、方略與政策，影響重大。我們在戰略上要增強四個自信，相信社會主義未來必定能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制度，在策略和具體政策上又要慎重穩妥；既要繼續堅持韜光養晦的立場，不扛旗、不當頭，又要積極地有所作為，以左翼政黨力量一員的身份，適度參與到一些低敏感度的交流合作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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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蒲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