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學成長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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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世界上最早進入文明的國家之一，其文字記載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代。公元前332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征服埃及，結束了埃及歷史上近3000年的所謂“法老時代”。由于希臘文化的滲入，有關古代埃及的知識逐漸湮滅。只是在19世紀20年代埃及學誕生之后，古代埃及輝煌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才重新展現在人們的面前。埃及學開創初期的情況如何?埃及學是怎樣成長和發展起來的?這些新問題是埃及學史探究的重要內容。為了加強我國埃及學的建設和發展，有必要對上述新問題進行探索。

一

1822年，法國學者商博良(1790—1832年)對羅塞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釋讀成功，標志著埃及學這門新興學科的誕生。[1](P11)作為一門探究古代埃及歷史和文化的綜合性學科，埃及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人們的濃厚喜好，大批歐洲人涌入埃及，把埃及看成一座巨大的文物寶庫，千方百計地去挖掘和搜集。當時由于科學的埃及考古學尚未確立，埃及政府也沒有頒布相應的法令將自己國土上的文物置于法律保護之下，致使祖先的遺產遭到無情的破壞，尼羅河畔成了任意攫取埃及文物的場所。

歐洲人最初在埃及的發掘十分野蠻、粗暴，往往比公開的掠奪好不了多少，出土的文物被隨意販賣，流失國外。例如，一個名叫德羅韋蒂(1775—1852年)的法籍意大利古物收藏家，1829年以前曾擔任過法國駐埃及領事，利用其領事身份在埃及各地搜集和販賣大批珍貴文物，先后三次以高價分別賣給了意大利、法國和德國。這些劫掠性的出土文物，后來構成了都靈博物館、盧浮宮博物館和柏林博物館陳列品的主要部分。至于其他歐洲國家駐埃及的外交官中，披著領事外衣從事盜掘埃及文物者，也大有人在。如英國駐埃及總領事薩爾特(1780—1827年)，同樣熱衷于此事。從1816年起，薩爾特雇用意大利人貝爾佐尼(1778—1823年)為他搜集、發掘古物。貝爾佐尼在埃及發掘的手段實在野蠻，竟使用攻城槌開路，闖入各埃及古墓，并說他“每邁出一步，都踩碎一個木乃伊的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2](P18)。干沙保存了數千年的古物，頃刻之間就被輕率地毀壞了。尤為不幸的是，有許多古物無可拯救地毀滅了。貝爾佐尼在埃及的發掘，實際上就是明目張膽的盜墓行徑。

但以德國的列普修斯(1810—1884年)為首的一批嚴厲的埃及學家，他們的目的是將考古作為了解古代埃及歷史的手段，而不是為了盡快弄到值錢的古物。1842—1845年列普修斯得到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贊助，率領普魯士考察團赴埃及、努比亞調查各種古跡，發掘埃及古王國時期(包括第3—6王朝，約公元前2686—前2181年)的平頂斜坡墓130座之多，這是在他之前的考古學家們所忽略的古跡。列普修斯最先測量過埃及的王陵谷地，大量搜集神廟浮雕和銘文拓本，并獲得古埃及紙草紙文件和其他古物。此次考察的成果，展現于1849—1859年間問世的12卷本《埃及和埃塞俄比亞古物志》。[3](P10)這是最早介紹埃及古跡的詳實可靠的著作，至今仍有其重要考古價值。1865年，他就任柏林博物館埃及館館長。他對埃及學的另一大貢獻是，根據公元前3世紀曼涅托的《埃及史》王朝體系，將古代埃及的歷史劃分為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三大時期，這一分期法至今仍為埃及學界所使用。

19世紀上半葉，歐洲學者探究埃及學主要是搜集材料，大量記錄并臨摹銘刻、浮雕和繪畫，其中聞名的人物除上述德國的列普修斯外，還有一位英國學者威爾金森(1797—1875年)。1821年，威爾金森赴埃及考察，在底比斯發掘了10余年，埃及的每一處重要遺址都留下了這位臨摹專家的足跡。威爾金森著有3卷本的《古埃及人風俗習慣》，這是他費時12年撰述的一部權威性埃及學著作，于1837—1841年間相繼出版。這部著作附有文獻復本和出色的插圖，內容涉及到古埃及人的私人生活、政治、藝術、宗教等方面，描寫了法老時代埃及農民的日常生活，是首部以古代埃及民間生活為主題的著作。威爾金森對英國早期埃及學的貢獻甚大，被譽為英國埃及學的奠基人。[4](P443)

埃及學開創初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法國學者馬里埃特(1821—1881年)。1849年，馬里埃特任職于盧浮宮博物館埃及部，并于1850年被派往埃及收集科普特文稿(公元3世紀時埃及基督教徒所使用的文字)。他目睹埃及文物慘遭劫掠，感到這樣任意掠奪會使許多珍貴文物遭到不可彌補的損失，決心盡快采取保護辦法，改變埃及文物岌岌可危的前途。至于收集科普特文稿的使命，早就被他丟置于腦后了。1850年的一次偶然機會，馬里埃特在孟菲斯古都四周發現埋在沙中的獅身人面像，便立即招來工人進行發掘。兩年后出土了141座獅身人面像列隊的大道和薩拉匹斯神廟，廟中有64具阿匹斯神牛的木乃伊，并有大批注明日期的銘文，因而具有編年史價值。這一重大的發現，從此改變了馬里埃特后半生的命運，使他由一個以前默默無聞的普通博物館館員一躍而成為享譽國際的學者，從此他和埃及考古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埃及發掘4年后，馬里埃特回國就任盧浮宮博物館館長。1858年，他受埃及政府聘請，前往出任新成立的埃及文物局局長。任職期間，他主持制定了埃及文物保護條令，制止隨意發掘、搜集和販賣出土文物。在埃及政府的支持下，初步制止了對埃及境內古墓和寺廟的大規模掠奪，使亂盜亂販文物之風得以控制。1863年，奧斯曼帝國駐埃及總督接受了馬里埃特的建議，在開羅四周的布拉格建立了近東地區的第一所國家博物館，成為今天埃及開羅博物館的前身，這是馬里埃特在埃及考古學上的最大成就之一。[5](P9)今天的開羅博物館，擁有10萬件以上的藏品，為世界之冠，馬里埃特的貢獻，功不可沒。1881年，馬里埃特在開羅病逝，葬于開羅博物館門前的花園中，這位杰出的法國埃及學家從此就長眠在他為之獻身的埃及國土上。

馬里埃特在埃及主持考古發掘工作達30年之久，發掘了30多處重要的大型遺址，清理出300多座古墓，不愧為埃及考古學的創始人。但他決不是完善得無可厚非。他一生主持過規模浩大的發掘工程，卻未能及時整理、發表他的大部分發掘成果，這一缺憾便由他的繼任者馬斯伯樂(1846—1916年)補償。1869年，馬斯伯樂在巴黎高等探究院講授埃及語，1874年受聘為法蘭西學院埃及學教授，后率領法國官方考察團赴埃及，該團后來成為法國東方考古學院。1881—1886年，他接替已去世的馬里埃特擔任埃及文物局局長，繼續組織考古發掘、文物管理、探究工作。在此5年期間，馬斯伯樂調查了薩卡拉墓地的古埃及第5、6王朝的金字塔，在墓中發現古王國時期的宗教經文，1894年用《薩卡拉金字塔銘文》一名發表。1881年因懷疑王陵被盜而捕捉一盜墓賊，并椐其供詞而發現戴爾·巴哈里四周懸崖上隱蔽陵墓一座，出土木乃伊40具，包括古埃及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法老塞提一世、圖特摩斯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殮于鐫刻文字的石棺內，其中裝飾品和隨葬品亦極豐富。馬斯伯樂對這些出土物品的探究成果，1889年發表于所著《戴爾·巴哈里王族木乃伊》一書中。[4](P279)1886—1889年，馬斯伯樂回到巴黎，重返大學講授埃及學。后又赴埃及再次主持考古發掘工作，并開始整理他和他的前任馬里埃特存放在布拉格的一個博物館內的大量古物，這些古物后來成為開羅博物館的核心藏品。1895—1897年，他所著的《古代東方各民族的古代史》(3卷本)，充分利用19世紀所能看到的一切資料，第一次將古代埃及的歷史納入古典東方歷史發展的廣闊范圍之中。他具體地探究了古埃及的宗教、語言和藝術，確定了古埃及宗教和藝術發展的主要階段。馬斯伯樂在主持埃及文物局期間，進一步規范了考古發掘工作，繼續阻止文物的非法交易活動，他當之無愧地繼續了馬里埃特所開創的埃及考古事業。

到了19世紀80年代，埃及學已走出了早期的野蠻發掘的誤區，逐漸朝著有計劃的科學勘察、搶救和保護文物的方向發展，埃及學的新紀元初露曙光。

二

按照現代考古學標準，馬里埃特和他的后繼者馬斯伯樂在發掘埃及重要遺址時也嫌過于草率。直到1880年一位埃及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來到之后，埃及的考古發掘工作才算走上正軌，他就是第一個用嚴謹科學方法在埃及進行發掘的英國學者皮特里(1853—1942年)。

皮特里幼時因體弱多病，無法接受正規教育，就由私人教師授業，但他很早就對考古學發生喜好，尤傾心于埃及學。1880年11月，皮特里前往埃及，著手勘察并發掘基澤大金字塔，從此開始了他長達40年的中東考古生涯。1882年，埃及文物局取消了發掘壟斷法令，歐洲各國的考古工作者向埃及蜂擁而來，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發掘。1882年，英國率先成立了三角洲勘察基金會(后更名為埃及勘察學協會)，在該基金會的贊助下，皮特里幾乎挖遍了埃及的每一處重要遺址。1884—1886年，他在尼羅河三角洲進行了一系列的發掘。1888—1890年，皮特里轉向法尤姆地區，發掘了埃及中王國時期(包括第11—12王朝，約公元前2133—前1786年)的遺址。此后，他發掘的重點項目中還有阿卑多斯第1、2王朝(約公元前3100—前2686年)王室墓地，古埃及第18王朝(約公元前1567—前1320年)法老埃赫那吞改革時代的新都埃赫塔吞，涅伽達、巴拉斯和狄奧斯波里等埃及史前文化遺址。1892年皮特里回到英國，任倫敦大學學院埃及學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他去埃及孟菲斯和巴勒斯坦等地繼續發掘，1933年退休后，定居于耶路撒冷的美國東方探究院。在1942年逝世之前，這位考古學泰斗一直活躍于學術界，將他長壽的一生獻給了埃及考古學事業。

皮特里對埃及學的貢獻，首先在于他對埃及王朝時期和前王朝時期(即埃及考古學上的銅石并用時代，約公元前4500—前3100年)的重大考古發現。他在阿卑多斯的發掘，使古埃及第1、2王朝為數眾多的巨大王陵得以重見天日。他在涅伽達總共發現了3000多座古埃及原始居民的墳墓。這一巨大的發現揭開了埃及史前文化的秘密，將古代埃及文化的起源提前到公元前4500年，在埃及考古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他在埃及學上的第二大貢獻是對考古技術和方法的創新。皮特里把有節制的、科學記錄的發掘技術介紹到埃及，使考古方法大有改進。1885年，他根據在埃及發掘的經驗，總結出四條原則：第一，照顧到被發掘的古跡，尊重將來的考察者和發掘者的方法；第二，謹慎小心地進行發掘，收集所有發現的東西，并做出說明；第三，一切遺址古跡和發掘過程都要繪制出準確的圖紙；第四，盡快地整理發表發掘報告。[6](P169)這四條原則，是他的考古方法的基礎。19世紀80年代，英國埃及三角洲勘察基金會采用了皮特里的這些原則，推動了埃及的考古發掘工作，從而使埃及的考古發掘更加規范化。皮特里對埃及考古學直接面臨的新問題提出了一個非常獨到和新奇的解決方案，創立了我們現在稱之為“順序年代法”的處理手段，這是一種為大量出土文物提供年代關系的基本技術。“順序年代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據出土陶器發展水平和特征，將其分類、排序，借以觀察陶器隨著地層之變異而出現的類型差別，以數字表示它們的相對年代序列。[7](P189)皮特里將這一技術推廣，用于鑒定所有未定年的史前陶器，使歷史可以根據古文化遺址不同層位的陶片的比較得以恢復。皮特里的“順序年代法”至今仍為埃及史前考古學家所襲用，作為劃分史前埃及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據之一。皮特里培養出了整整一代埃及考古工作者，這是他對埃及學的第三大貢獻，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1894年，為了培養專門的探究人才，他在倫敦創辦了埃及探究所，1905年發展為英國考古學院，從這所學院練習出了下一代優秀的考古學家。他們中間的佼佼者，如魁伯爾(1867—1935年)，就是19—20世紀初英國的一位杰出的埃及考古學家。我國近代考古學的奠基人夏鼐先生(1910—1985年)，19世紀30年代曾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獲得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留英期間，夏鼐先生隨同英國調查團赴埃及、巴勒斯坦進行實地考察，并謁見當時已退休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得到這位埃及考古學大師的直接教導。

皮特里著述宏富，在他40年的中東考古生涯中，幾乎每年都要出一本發掘成果的書，他撰寫的考古發掘報告、著作、論文和評論大約有1000種。[4](P330)其中，影響較大的有3卷本的《埃及史》(1894—1905年)和《考古學的方法和目的》(1904年)，至今仍是埃及學界公認的經典著作。皮特里開創了埃及學的新時代，這意味著從19世紀80年代起，埃及學已步入了科學、規范的發展軌道。

19世紀80年代，英國埃及學家格里菲斯(1862—1934年)、瑞士埃及學家納維爾(1844—1926年)也都在埃及從事過發掘工作。當埃及的田野考古發掘技術得以明顯改進、新的發掘成果不斷涌現之時，古代埃及語言文字方面的探究也進一步深入，并取得很大成就。在這一領域，英國的伯奇(1813—1885年)是繼商博良之后的第一位不知倦怠的象形文字文獻編定者和翻譯者。他的簡明而珍貴的著作《象形文字字典》于1867年問世，被德國埃及學家布魯格施(1827—1894年)擴編成7卷本的《象形文字——世俗體字典》(1—4卷，1867—1868年；附錄5—7卷，1880—1882年)。這部辭書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學術價值。布魯格施是在列普修斯之后一位很有影響的德國埃及學家，他的主要貢獻是對古埃及世俗體文字的探究，在這一領域堪稱為釋讀世俗體文字的先驅(《世俗體文法》，1855年)。他對埃及學的另一大貢獻是1864年創辦了《埃及語言學和考古學雜志》，這是最早探究古代埃及語言文字的重要學術刊物。在法國，德魯熱(1811—1872年)是一位杰出的象形文字翻譯家。古代埃及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兩兄弟的故事》，就是他1856年從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譯過來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刷體象形文字符號編目》(1851年)和4卷本的《埃及古典文選》(1867—1876年)等。

19世紀80年代初，有關古代埃及語言的知識才真正建立在科學探究的基礎之上。1880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語法著作——《新埃及語語法》，作者埃爾曼(1854—1937年)是19世紀稍晚一輩的德國最聞名的埃及學家。他的這部著作是探究埃及新王國時期(包括第18—20王朝，約公元前1567—前1085年)的土著方言的，1899年重新增訂。1894年，埃爾曼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埃及語語法》，這是每個初學古埃及語言的人必不可少的指導書。1897年，由德國科學院發起，埃爾曼和他的同事開始編纂《埃及語詞典》，盡量收集當時已知的銘文和文獻中的全部詞匯。《埃及語詞典》的編纂是當時埃及學界的一件大事，這是一項龐大而艱巨的工程，學者們從許多不同的國家來參加這項工作。但是，為了工作效率，要求必須在柏林集中編纂，德國以外的一部分埃及學家必然做不到，直接編纂的重擔就落在埃爾曼和他的德國同事格拉波夫(1885—1967年)肩上。他們根據各國埃及學家提供的豐富資料編成了這部巨帙埃及語辭書，材料的收集總計超過了150萬條。[8](P17)5卷本《埃及語詞典》(1926—1931年)的問世，是19世紀以來埃及語言學探究的巨大成果，至今仍是學習古代埃及語言文字的基本工具書。埃爾曼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培養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埃及學家，他的學生布雷斯特德(1865—1935年)就是活躍在20世紀初美國最聞名的埃及學家。

19世紀末，由于古代埃及碑銘和紙草紙文獻的大量發現，歐洲各國埃及學家以現代語言學理論分析古代埃及的語言文字，建立起完整的語法體系，確立了作為學術性學科的埃及學。隨著埃及學的成長，歐洲涌現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埃及學家，他們的辛勤勞動，大大地推動了埃及學的發展，使埃及學作為一門世界性的學科完全確立起來了。經過幾代埃及學家的不懈努力，埃及學的探究成果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