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守望中的審美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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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豪放柔情的俠義文化意蘊

從20世紀90年代起文化批評開始占據文藝批評形態的主導位置。這一視角不僅能拓寬文學批評的視野，改變文學批評的路徑，豐富文學批評的可能性，重新確立文學的文化意義與社會意義，而且也能改變文學與文學理論本身［4］。如果從文化視角審視孫慧芬長篇小說的深刻內涵，就不難發現，行俠仗義、扶危濟難、篤情守信、重義輕財、崇尚真情、拔刀相助等俠義文化的元素長期浸潤著孫惠芬的靈魂。她既有女性的柔順謙和，也有行俠仗義的豪情坦蕩。她所塑造的黑土地上的系列小人物，都帶有鮮明的東北地域性的行俠仗義的特點，讀來爽口爽心，無不具有很強的穿透力和輻射性。她把俠義文化表現得更加充滿激情和富于野性。“藝術作品以自己的方式敞開了存在者的存在，這種敞開就是揭示，存在者的真理是在作品中實現的。”［5］在《歇馬山莊》中，潘秀英這個55歲的女人，長相好看，機智靈活。整天神奇地在各色人物之間往來穿梭。她依靠自己的“道”術行俠仗義，揚名立萬兒。30多年來，她靠著熱辣辣的心腸走門串戶，仗義舍財，樂于付出。無論哪家兄弟結仇，婆媳不和，婚喪嫁娶，購房買地，她都能幫助打理得嚴絲合縫，滴水不漏。“那年劉春茂的孩子難產死了，潘秀英夜里偷跑到20里外一個叫崔接生的女人家學接生，從此，山莊所有女人生孩子她都包下來，不分晝夜，不計較得失。”（《歇馬山莊》第80頁）她善于為自己凝聚氣場，不論跟多大的官兒在一起，她都會成為中心人物。山莊里看上她沾過她的男人很多，她對男人的“射擊”絕對是百發百中，面對各種矛盾從來都能化險為夷。但是，無論潘秀英與多少男人相好，卻一點都不影響她在人們心中的威信，村民們都認可她的豪爽俠義。她雖然有許許多多的風流韻事，但大家仍然對她非常敬佩。扭起秧歌來，她不僅沒有世俗女人的浪氣，鼓點里透出的卻是難得的俠義風情，因為她能“在歇馬山莊這塊土地上踩出自個的腳印。”（《歇馬山莊》第80頁）孫惠芬了解女人，也善于塑造典型性女人。在現實生活中，潘秀英式的人物并不多見，因此才“可見”其俠義難得。中篇小說《天窗》里先天斜眼的鞠老二娶了個瘋女人做老婆。可是，多年來在他的內心卻始終裝著村里最先富起來的孔興洋的女人———“大娘兒們”。“大娘兒們”雖然胖得不能再胖，可鞠老二卻對她很著迷，總想找機會抱一抱她。“大娘們”對他也一往情深，從村里搬到鎮上后，她就開始苦悶。她家搞基建，每次都請鞠老二當主力。每次給“大娘兒們”家干活，鞠老二也都是絕對野性十足地鉚足勁兒干。

“大娘兒們”平素說話大嗓門，唯獨同鞠老二說話柔聲細語。虎氣生生的鞠老二只要見到“大娘兒們”，腰桿便很直很硬，自有一番俠氣。他與“大娘兒們”交往，全然不顧她男人的存在和周圍人的眼神，而且最終還死在她家的地下室里。當“大娘兒們”發現鞠老二死在地下室時，不僅并未懼怕，反而覺得鞠老二就是讓她珍惜，讓她知道她是他的人。“在她把一條布袋順著鞠老二的腳往上套時，鞠老二的胳膊蹭上她的臉，她有一種被偷摸的感覺。”她感到“她是一個被人掛念的人，是一個讓人死了都不肯放手的人。”她坦然地“解開自己的衣扣，匍匐下去，喂孩子似的讓奶頭垂上他的手背。”還情不自禁地“脫掉自己的上衣，扯掉鞠老二的圓領衫，渾身不住地抽搐。”她大叫著：“老死鬼（指她丈夫）你老婆跟人啦———你老婆再也不是你的人啦。”“大娘兒們”簡直是奮不顧身地表現著對鞠老二的俠骨柔情。在與死了的鞠老二肉貼肉的風暴結束時，她“沒有絲毫愧悔，表情泰然，面色平靜，仿佛做了一件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致無盡關系》第227－230頁）“大娘兒們”情感天地所經歷的這場暴風驟雨，已徹底掙脫欲望的桎梏，看似恐怖荒唐的舉動卻有著一往無前的生死相擁的俠骨柔情。“人物典型其實質在于它的偶然性中體現必然的規律。本質必然的方面是典型內在矛盾的主導方面，偶然性成為典型的文化特性之所在，通過多樣而獨特的現象表現出來。”［6］作者通過“大娘兒們”這一人物將人性的深度開掘得力透紙背，在寒光閃爍的陰陽之間蘊藉靈與肉的燃燒能極，讓讀者在昏暗的地下室見到仗義柔情的“女俠”，活生生地捅破人世間的“天窗”。作為一位出生在遼南地區的東北作家，孫慧芬自幼受到各種社會生活習俗的影響，潛移默化地孕育了她的性情，使其具有典型的東北人的大氣與爽朗的性情。在她的長篇小說中滲透著不同于京滬文學，也不同于中原、南方和西部文學的東北文化藝術的特質，她的長篇小說具有東北文學那種清馨而明朗、質樸而健康的現實精神與問題意識，以及鮮明的人文情懷和抒情氣質。東北地域俠義文化的多年熏染，造就了她獨特的文學創作品格［7］。跟金庸武俠小說塑造人物，以武顯俠、武行天下的手法不同，跟老舍小說以塑造傳統的民間英雄形象為主不同，跟張恨水小說對俠義文化的細膩心理描寫不同，跟葛冰小說運用童話想象表現幽默的手法也不同。孫惠芬將俠義文化內涵，大多體現在鄉村小人物闖蕩城市的殘酷拼爭中，體現在男女情愛義無反顧的本性追求中，體現在自我意識特性飛揚的充分展現中。但是，有一點卻是共同的，他們都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順著藝術的脈管孕育人物的性情，在鄉土風情的敘事中樹立俠義的動感，讓讀者真切地感覺到她筆下的江湖“大俠”，既融合在人群之中，又是站在你身邊的那一個。她把古往今來人們無比贊嘆的俠肝義膽和俠骨柔情，通過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演繹得淋漓盡致。

二、波瀾壯闊的海洋文化意蘊

海洋文化崇尚廣闊無際和追求自由翱翔，它比內陸文化更具開放性和兼容性，它是三面臨海的遼南地域文化的生成與發展的重要元素。孫惠芬作為土生土長的當代女作家，始終盡享遼南肥沃鄉土之上海風的吹拂。璀璨的海洋文化早已浸潤她的心肺，撫摸她的性靈，灌注她的筆端。在她小說的故事建構和人物塑造中，海洋文化色彩總是呈現出波瀾壯闊與波光粼粼的迷人特色。她的長篇小說《秉德女人》在人物塑造和故事建構中，再現了波瀾壯闊的海洋文化意蘊。她所傾情塑造的典型人物———秉德女人，是最具有典型意義的跨時代女性。作者這樣再現主人公命運與海洋世界的瓜葛：她的名字叫王乃容，是青錐子灣的大小姐。丹麥人艾迪給她看了一張航海圖，為她展示出小鎮外面的大世界（《秉德女人》第5頁）。從此神奇的海天相連的境界，永遠占據了這個富家大小姐的心房，以至她遭到人生第一次凌辱時，在幻覺中看到的也是“一艘金色的船，上面有高高矮矮的桅桿和擁有無數船只的海灣。”（《秉德女人》第7頁）但是，大小姐被擄到小山村成了土匪秉德的女人之后，就仿佛從天國般的境界中墜入深淵而且備嘗艱辛。秉德的女人雖然一生都沒見過大海，但是，大海、星星和航船，卻一直是她心中永遠閃爍的燈塔。在她的腦海中總是反復出現大海、星星、航船這些意象，每當命運的關口，她總會在幻覺中見到大海和航船。在生命陷入恍惚的最后時刻，96歲高齡的秉德女人，仿佛又看到了大海與星星，“她變成了水里的星星，在水的世界閃出一片寶石一樣的碎光。”（《秉德女人》第348頁）她一生都向往海洋、信仰海洋。孫惠芬以海洋基調對她做了一個生命本真輪回的描寫。“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從被匪胡子搶親之日起，她就如同一條小船在顛簸的洋面上航行。她把自己的一生和情愛都獻給了孩子，以海洋一樣的包容之心艱辛哺育著包括丈夫與別的女人生的承民等6個子女。在漸漸變老的過程中，她不僅有了媳婦、孫子、孫媳婦，還有重孫子。她像大海一樣永不休止地包容著子孫們的綿延生息。她一生最想見到的就是“臭水溝里的水不再臭了，流進了大海，遠比她這滴水滴進村里更重要！”盡管是一介弱女子，但是，秉德女人卻有著十分清醒而堅定的信念。無論現實怎樣殘酷，她都向往美好。無論現實怎樣變化，她都依然向往星光，渴望融入大海的懷抱。孫惠芬為《秉德女人》多災多難的主人公取名“王乃容”，其寓意就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海洋文化是多元的，也是融合的。孫惠芬小說主人公的性格也是多元的、融合的，更是情感蕩漾的。《秉德女人》的前半部，主要以秉德的女人與不同男人之間的故事為主，她成為多名男性關注的中心，按傳統的觀點來看，她是“放蕩不潔”的女性。但是，孫惠芬卻以融合的方式將她與男人的被動關系進行了藝術化處理，凸顯了她隱忍而寬容的性格特點。《秉德女人》的后半部，作者讓她以一個母親與祖母的身份成為眾多女性故事的中心。以一點對應多元，作者把“不潔女人”與“家庭之母”的二元形象統一融入到主人公的生命旅程，留給讀者的卻是令人不斷追問的生命哲學思考。在大地主周成官的刁難面前，秉德的女人一次次地周旋，成功地跳出周成官為其布下的“圈套”。但當周家淪為家破人亡的境地時，她卻又放下多年的恩怨，根本不顧全家人的強烈反對，毅然來到周家幫忙料理后事。作者對這一形象的多元化塑造，充分體現了蕓蕓眾生社會意念的豐富和底層命運的沉浮。她將海洋文化的重要元素澆鑄于秉德女人的軀體和胸膛，為讀者描繪出人生向往的蔚藍和歷史沉淀的波濤。遼南的鄉村與東北其他地區的鄉村不同。它三面臨海，處于遼東半島的黃、渤海之間，很早便有海港、碼頭的存在。歷代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的眼界是開闊的，他們“走出去”的渴望異常強烈。孫惠芬將這種開放流動的海洋意識，以“歇馬山莊”為出發地，以城市為目的地，塑造了一個又一個“走出去”的典型。在孫惠芬小說中先后出場的人物有一百余人。其中“走出去”和曾經“走出去”的人物就占1／3，這種城鄉間的群體涌蕩，在中國當代文學創作中并不多見，它成為作家放眼社會、反映生活的真實寫照。離開土地的農民，或者事業有成、或者苦苦掙扎、或者逐步墮落、或者無奈返鄉。孫惠芬塑造的人物，通往外面世界往往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出去打工，一條是奮力考學。“事實上，上塘的人們，即使供不出大學生，也是要讓兒女出去的。他們不但要讓兒女出去，自己也要出去。”因為“不出去越來越不可能。”（《上塘書》第19頁）在小說中，孫惠芬形象地描寫了農民毅然決然離開土地向城市奔涌的時代大潮，深刻揭示了農民對“現代化”的渴望與自覺。《歇馬山莊》《吉寬的馬車》《秉德女人》《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民工》等，每部小說都有許多到城里闖蕩的人物。一批闖蕩者離城返鄉，又一批向往者踏上征途，潮汐循環，永不停留。正如黑格爾所說，根植于海洋原則的文化是一種自由文化，它的自由存在于不受自然的束縛，海洋文化表現出不同的意識樣態［8］。孫惠芬實實在在地為廣大讀者展現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海洋世界。

三、特色鮮明的女性文化意蘊

在當代文學創作中，許多女作家都在積極塑造追求平等和溫柔賢惠的女人，而孫惠芬卻在著力塑造獨立的女人。她在小說創作中奠定的女性文化的基本基調，就是把女人對男人的依附指數大幅降低，極力突出其“獨立”追求與“忍韌”性格，她筆下的典型人物個個立體可感。她為中國當代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一組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和豐富的女性文化意蘊。閱讀《秉德女人》，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在鄉村特立獨行的女主人公。雖然她是匪胡子的老婆，但她始終堅持仰起脖子走路，努力掙扎著把日子過得像模像樣。時代的變遷、政權的更替，都不能動搖她對生活特有的堅守。面對社會政治的雨雪風霜，她穿梭在立體復雜的人生磨難之中，面對各色曾經占有她的男人，面對包括非己所生的一群子孫，面對周莊老少村民的一堆流言，她始終以獨立主導命運，以堅強對抗苦難。從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的各個歷史階段，她都始終獨立倔犟地在現實的海洋里掌控“秉德大家庭”的航行。“社會構造是文化的骨干，此外都不過是皮肉附屬于骨干。”孫惠芬將《秉德女人》置放于近百年社會巨變的歷史時空中和新舊更替的交匯點上進行塑造，讓社會構造支撐起文化的大骨干，讓女性獨立的奮斗意識牢牢支撐起秉德的女人身上的骨骼和肉體。社會越是變化動蕩，她的獨立意識就越顯得堅強，她的形象就越顯得挺拔，這就是孫惠芬的高超之處。她依靠屬于自己的深刻理解，為女性再次詮釋出獨立的文化意蘊。

在孫惠芬的筆下，《歇馬山莊》里的月月是一個為追求愛情獨立自主而奮不顧身的女性。人們早已習慣的鄉村傳統女性的膽怯和順從，在月月身上沒有一絲蹤影，小說充分體現出她追求愛情的義無反顧。淺層面上表現的是因為丈夫生理缺欠造成月月與買子的“婚外情”，深層次上表現的則是月月內心對真情的無限渴望。她毫不懼怕父老鄉親的嘲諷和打擊，在感情的執著追求中獨立自主、我行我素地把握著人生的航向。她的行為打亂了歇馬山莊固有的人文秩序，也沖擊了傳統的道德理念。在開放與保守、傳統與現代的矛盾沖突中，啟迪讀者深深地思考。在《歇馬山莊》中，除了大膽獨立的月月，還有義無反顧的小青、揚名立萬的潘秀英、敢恨敢愛的小鳳，等等。孫惠芬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鮮活的女性人物形象。無論從故事發展的縱向看，還是從矛盾沖突的橫斷面上看，在這些人物身上都體現出獨立自主的性格特征和精神追求。孫惠芬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刻畫“獨立女人”形象的“組合拳”。《歇馬山莊》正是以女性文化的濃郁特色，當之無愧地榮獲了第二屆中國女性文學獎。在孫惠芬筆下，秉德的女人既是獨立的女性，又是“忍韌”的典型。為了過好日子，她不惜和周莊的敵人周成官結成干親。她非常氣憤周成官幫日本人做事，巧借周成官孫子之手燒了他家的糧倉，但是又頂著全村人的不理解，給女兒承玉與周成官孫子吉家配了陰婚。為了救出丈夫，她完全不懼怕黃保長這個有著吸吮女人奶頭怪癖的好色之徒的陰謀得逞。鄉親們痛恨的周成官被活埋，羞辱她并占有過她身體的曹宇環被處決，她卻又都不忘送他們最后一程。正是她這一系列的“忍韌”之舉，才為秉德大家庭成員的生存創造了安穩的環境。無論生活怎樣艱難動蕩，她都要拉扯6個孩子長大，這不僅鍛煉了她的生存智慧，而且更讓她的性格變得隱忍、寬容。

在周莊這個小天地中，她又是一個令眾人稱羨的好女人。這一切都使她獨立的生命意識和人性力度得到最大限度的舒展，女性文化的斑斕色澤，隨著讀者閱讀的深入，迸發出感人的光彩。孫惠芬小說中女性的“獨立”和“忍韌”，還體現在她塑造了一組令人信服的“母親”形象上。為了家庭的和睦與安寧，為了兒女的幸福生活，她們任勞任怨、堅忍豁達、外柔內剛，在為人處世的艱辛中磨煉著性格和精神，以“忍韌”執著維系家庭的和睦與穩定。這些“母親”既溫柔善良，又充滿智慧與剛強。人既是文化的存在，也是文化的載體。孫惠芬將自己的真實體驗和文化想象置放在鄉村女性身上，用其豐富的生活積累和獨特觀察，成功地塑造出一個又一個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既有時間跨度近百年的跨時代婦女———秉德女人，也有敢愛敢恨的當代女性月月等。

在小說人物塑造和故事營構中，孫惠芬充分表達了自己對女性文化的思考、拓展和升華，其中也蘊含著一種深層次的文化積淀，她對女性形象的建構，既有與經驗世界重合的部分，又有與經驗世界不同的“獨特世界”。正是這個“獨特世界”，孕育了人生的真實況味和人類生命的心靈歷程。鄉土守望情無盡，文化寫意滿眼春。縱觀孫惠芬小說的文化蘊藉，既不是作家筆下的游牧民族，更不是刻意追求的菩提薩埵，而是固有家園的恒久堅守，心靈放歌的水到渠成。樸素而執著的孫惠芬，將自身血液中文化因子的汩汩流淌，化作小說藝術世界的靈性與正能量。凝聚文化意蘊的感染力與輻射力，使她的小說在城與鄉的轉換間揭示社會矛盾，在新與舊的沖突中詮釋時代的多元變化，在家與國的變遷中描繪人生軌跡，在欲望與德性的揚抑處展示愛恨情仇。在生活符碼所釋放的文化蘊藉中，充分展示了她在中國當代文壇的獨特價值。

作者：于永順韓雪梅單位：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