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傳播中的文化認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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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杭古道西起安徽省績溪縣伏嶺鎮，東至浙江省臨安市馬嘯鄉，北靠黃山，南依天目山，全長25千米，是古時聯系徽州與杭州的重要紐帶。據史料記載，這條古道早在唐代就已修成。［1］徽杭古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和地位，是古代徽州與外界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載體，它既是經濟之路，也是文化之路。徽杭古道將安徽與浙江連在了一起，展示著皖浙地區的歷史文化傳統與現實文化精神。目前有關徽杭古道的學術研究還不多見，主要有冬冰、張益、謝青桐的《文明的空間聯系:大運河、新安江和徽杭古道構建的徽商文化路線》《我國古代的貿易通道———徽杭古道》，賈慶軍、吳昌的《徽杭古道探析》等幾篇論文。至今，還未有學者從徽杭古道負載的文化認同角度進行過研究。因此，本文以此為題，希望借助對徽杭古道文化意義的分析，為徽杭兩地文化認同的解讀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地域文化傳播與地域文化認同

由于自然條件和地理情況的不同，在一個國家的版圖上會出現很多因歷史文化背景不同而產生的地域性文化。在同一地域內，因長時間的交流與傳播，居民的語言、信仰、生活習慣、道德觀念及心理、行為等會逐漸呈現趨同性，從而促使帶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現象出現。

(一)地域文化傳播。地域文化不但有物化的載體，而且擁有觀念性的精神符號。地域文化傳播不是武力的強制性征服［2］，而是通過物化的載體，尤其是觀念性的精神符號引導同一文化圈內的民眾或異質文化圈內的民眾形成統一認可的過程。通常，文化傳播有賴于人類活動與大眾的傳媒傳播。從上圖可以看出，地域文化借助商人的貿易活動、人類的遷徙和教育活動的開展等古老的傳播方式進行傳播;如今，又逐漸借助于報刊、廣播、電視等舊媒體及手機、網絡、APTV等新媒體手段，獲得最大范圍內傳播受眾，實現地域文化的現代化廣泛傳播。

(二)地域文化認同。廣義上，文化認同指的是一個民族、國家或地域范圍內民眾形成的共同文化心態，它體現在語言、文字、建筑、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行為方式各個方面。每一地域都有自身獨具特色的文化資源，當文化資源與信息由一地向另外一地傳遞和滲透時，地域文化認同便產生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傳播手段的發展，地域性文化認同產生了層次性。只有挖掘了其歷史層面的表現，又解讀了其現實價值，才能真正對地域文化認同形成準確認識。

二、古道文化認同的歷史性解讀及表現

劉堅先生認為，“地域文化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歷史性解讀，一是堅持地域文化意義的唯歷史根據，二是堅持地域文化意義的唯歷史話語”。地域文化關系結構形成的時間越久遠，文化認同感越強烈。地域內的歷史生活現象構成的歷史根據與歷史話語是地域民眾形成文化認同的根基所在。徽杭古道上語言的互通、民俗信仰的趨同、走商文化的形成正是對徽杭兩地文化認同的歷史性解讀依據。

(一)徽語與吳語的交叉。古代，中國傳播手段還不太發達，一般都是通過世人口耳相傳，并記錄在冊而形成的。文化的交流首先是語言的交流，作為文化的負載者，語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徽杭古道的通行與發展，對徽杭兩地語言的交流與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皖浙交界地，地形以丘陵山地為主，“隔山”土話既多又雜，各種方言土語易于滲透，尤其是徽商往來的頻繁，給交界地帶方言的形成帶來了復雜的影響，很多地方出現了吳語和徽語交叉并存的現象。按《中國語言地圖集》所載內容來看，徽語分布于新安江流域的舊徽州府、浙江的舊嚴州府等地，位于整個皖南地區的南部。徽語區包括安徽、浙江、江西等三個省的十六縣市。而吳語則分為六片，即太湖片、臺州片、甌江片、婺州片、處衢片、宣州片。在吳語區和徽語區，很多地方同時存在兩種方言。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安徽的績溪、歙縣、寧國和浙江的臨安、昌化、淳安等地存在著吳語和徽語交叉并存的現象。這與徽杭兩地不斷的經濟、文化往來有著密切的關系。

(二)民俗信仰的趨同。徽杭兩地百姓因經濟往來不斷交流，促使徽杭民風民俗、民間信仰逐漸趨同。徽杭古道橫貫皖南至浙西地區，散落在古道兩旁的村落保留著許多皖浙地區的民風民俗。如浙江的浙基田村(浙川)因與安徽省接壤，受徽文化影響，民情風俗和安徽績溪一樣。過春節家家戶戶貼對聯，掛燈籠;元宵節拜祖宗，七月半裹粽子，九月重陽做麻糍，過年做“水旱包”;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請太公、拜灶王及豬欄菩薩等。再如臨安兩昌地區的房屋幾乎都是磚瓦泥墻的徽派建筑風格，幾乎每個村莊都建有祠堂。其中，馬嘯陳家祠堂被列為浙江省文物保護重點單位。共同的語言、相似的民俗活動和類同的建筑承載著厚重的文化信息，促使皖浙交界地域產生了共同的心理與文化認同。在徽杭古道的各村落中，流傳著很多民間信仰，有老郎神信仰、汪公信仰、放蒙山信仰、五谷菩薩信仰、宗族信仰等等不同形式。其中，皖浙交界地區流傳最廣的當屬老郎神信仰和汪公信仰。老郎神是中國戲曲行業的保護神。中國戲曲誕生之初，就希望可以得到神靈的庇佑。但直至明代，隨著昆曲的發展，藝人隊伍的壯大，行業神———老郎神信仰才逐漸成形。皖浙地區，昆曲、目連戲、黃梅戲流行，老郎神信仰廣泛。隨著時間的推移，老郎神產生了演變，從行業保護神變成了普通民眾心中的平安神。如今，徽州古道沿途散落的村落中，村民習慣用艾草代表老郎，用紅紙將艾草包裹起來釘掛在屋內大堂墻上右上角或門框一側，以求平安。汪華，隋末徽州人，農民起義領袖。當時，天下大亂，汪華被眾人擁戴，占據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自稱吳王。公元621年，歸順唐朝，任歙州刺史，總管六州軍事，后在長安逝世，謚號為“忠烈王”，歸葬于歙縣。在徽州地區，對汪華的崇拜根深蒂固，一州六縣供奉汪華的廟宇隨處可見。明清時期，該信仰隨汪氏族人沿徽杭古道遷徙至江南各地。江浙一帶建立了很多的汪越公廟，特別是汪姓聚居的杭州，汪公信仰更為興盛。在民間，汪華被尊奉為“太陽菩薩”，汪王廟是徽州乃至江南民眾祈福免災的廟堂，也是汪氏家族祭祀的中心。如今，正月十五至十八日，大部分村落，包括徽杭古道景區入口處的汪公大廟還會舉行汪公大會，祭神烹飪，搭建花臺演戲。

(三)“賈而好儒，求學取士”之風流行。徽州地區人多、山多、田少，生活生存危機。俗語經常說“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為了謀求生存，徽州男人或沿新安江，或攀徽杭古道，出門經商，賺錢侍養父母，或幫助兄弟參加科考。千百年來，古道上謀生、求學、為官、經商的行人南來北往，生生不息，古道歷盡滄桑。宋代以后，程朱理學盛行，徽州崇儒重學風氣熾烈。在這樣的環境中，徽州商人不斷受到浸潤，以致出現了“賈而好儒”①的局面。如歙縣商人鄭孔曼，出門必定攜帶書籍，在做生意的間隙里進行閱讀。閑暇時，則拜會當地文人學士，唱和應對，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篇章。幾百年來，徽商中間還出現了一大批詩人，他們與文人積極交流，參與各種詩社活動、編輯出版詩集等等，他們重塑商人的價值觀念，提升了商人的文化內涵。王世華先生認為，“賈而好儒”的風氣是徽州商人獨有的特征，這一風氣隨著徽商的活動向浙江等地蔓延，從而在江浙也出現了“賈而好儒”的商人群體。如江浙的蘇州、無錫、嘉定、長洲、揚州等地商人也出現了“賈而好儒”的四個特征②，這足以證明在江浙商人中間也流行這一風氣。更為重要的是，“賈而好儒”之風的盛行推動了徽杭兩地“求學取士”之風的發展。徽州的士子、商人紛紛擇路前往都城考取功名，一路之上，激發了沿途村莊稚童求學取士的欲望。直至民國時期，這一趨勢都在延續。如冠有36個博士頭銜的當代文豪績溪人胡適在他的日記中記載:他14歲那年跟隨二哥去上海求學，從績溪上莊老家出發，經過江南第一關，到余杭一共走了七天，然后再乘船到杭州，在那里他第一次看見了警察。此后，他又重走過數次徽杭古道到杭州。［12］

三、古道文化認同的現代性解讀及表現

本質上，地域文化的發展是地域文化內涵不斷變化，意義不斷生成的過程，它既包括其傳統文化的展演，亦包括其現實價值的提煉。在地域文化現實價值的認識和把握中，大眾傳媒的力量成了不可小覷的關鍵因素。如今，全方位的現代傳播體系不僅有助于拓展地域文化的意義空間，而且可以為地域文化增加新的價值內涵，從而為地域文化認同提供了現代性解讀的可能。

(一)徽商精神的延續與更新。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教授卞利曾說，“徽州古道是一代代徽州人靠販運鹽、茶、山貨，走出的一條條飽經風霜的經商之路。徽商勤儉質樸、善觀時變、誠信經營、團結互助、仁心為質、以義為利的精神值得后世企業家借鑒。”在傳媒的推動下，徽杭古道愈來愈為世人所知，所負載的文化精神影響也愈來愈大。徽杭古道承載的最深厚的文化元素便是徽商精神。2004年以來，安徽省為了再見徽商當年的精神風貌和激發新的徽商精神，采取了多種方式保護和宣傳與徽商有關的精神遺產。以電視劇為例，《紅頂商人胡雪巖》《大清徽商》《徽駱駝》等多部電視劇的多處情節在徽杭古道沿線進行了拍攝。這些商賈電視劇不僅展示了近代徽商和徽文化的厚重歷史，而且引發了全國民眾對徽商精神和興衰歷程的廣泛關注。當年扮演胡雪巖的演員巍子曾說:“商賈劇一定要站在時代高度來展現社會變遷，而其中很多細微之處值得當下借鑒。而據國內權威收視率調查公司統計，觀看商賈劇的觀眾年齡層次與知識層面普遍較高，中青年觀眾和高學歷觀眾占多數，且許多觀眾有創業意愿，他們多數反映，這些商賈劇不僅折射了社會百態，還提供了一些創業和經營思路。”在這些商賈劇中，徽杭古道雖然只是為劇情需要而出現，但它卻是徽商及其徽商精神得以展演的必要載體之一，缺一不可。在某種意義上，徽杭古道已等同于徽商及其徽商精神。徽商精神借助傳媒不但得以復興和延續，而且跨越了地域限制，獲得了全國性受眾，地域文化認同的空間維度也因此得以無限擴大。

(二)休閑生態旅游文化認同與傳播。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水平的提高，古道文化空間逐漸由傳統的歷史文化生活空間向現代旅游文化空間轉換，從而促使徽杭古道承載的文化認同內涵發生了變化。如今，徽杭兩地正在通力合作，意圖利用徽杭古道的資源進行旅游開發，賦予了徽杭古道及周邊地區新的文化意義。正如徽杭古道旅游開發集團公司主頁內容所說，“今日古道新風蕩漾，低碳、健康與時尚。”休閑生態旅游是徽杭兩地最重要的旅游開發策略之一，休閑生態理念也成了現代人對徽杭古道現實價值的最新解讀。隨著西南茶馬古道、西北絲綢之路的成功開發，徽杭古道成了國內重點開發的第三條古道。如今，徽杭古道已開發了自行車戶外運動、攀巖拓展訓練、登山比賽等旅游活動，備受戶外旅游愛好者的青睞。此外，徽杭古道兩旁自然景色宜人，人文景觀薈萃。在山水環抱中，皖浙地區以油菜花節、安苗節、徽菜之鄉美食文化節、兩昌山核桃節為媒介，有效提升了皖浙交接區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不僅展現徽杭古道上所蘊含的豐厚文化底蘊及和諧自然的田園風光，而且促進了現代農業休閑旅游業的融合發展。

為了擴大徽杭古道新認同的影響力，徽杭兩地相關部門積極借助現代傳播體系，尤其是充分利用百度、GOOGLE、雅虎搜索、中搜等搜索引擎提升和鞏固在這些主要旅游領域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搶占市場;鼓勵游客在博客、播客、驢友網、自駕車友俱樂部網論壇等這些非主流的新銳傳播媒體形式中發表精美游記、攝影、DV短片、寫生、線路推介等相關作品;與新浪、搜狐等大型門戶網站展開深度交流與合作。傳媒本沒有地域特性，當媒體與地域文化緊密相連時，地域文化便隨著無邊界性質的媒體向外傳播。隨著媒體的宣傳，國內百姓將會越來越熟知以古道為載體的徽杭文化。在這眾多文化元素中，帶有現實價值的休閑生態旅游文化的發展成了徽杭古道最大宣傳點和開發點，也成了該地域最具認同的核心元素。如今，每年來自江、浙、滬、西安、北京等全國各地的游客已達10萬人次。徽杭古道的客源市場已由近端市場向遠端市場擴散，已由徽杭蔓延至長三角乃至全國。在一定程度上，這標志著休閑生態文化認同空間維度的無限擴大。徽杭古道負載著重要的歷史文化信息和現實文化價值，它對徽杭兩地文化認同的實現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歷史角度和現實文化角度對其進行解讀，不僅可以為探討和挖掘徽杭兩地商人文化、民俗文化、宗族文化等提供理論基礎，而且可以為徽杭兩地共同開發文化旅游事業提供研究基礎。

作者：雷若欣 單位：巢湖學院 歷史旅游文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