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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新時期初，出于策略性考慮，中國知識界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以誤讀的方式進行闡釋，以期促進其在中國大陸的傳播與接受。這種誤讀是如何發生的，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客觀上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武漢大學葉立文教授的新著《“誤讀”的方法——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與接受》就此帶來了全新的、富于啟示意義的學術成果，并為中國當代文學傳播史與接受史的書寫做出了重要的、開創性的貢獻。

關鍵詞：誤讀葉立文《“誤讀”的方法——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與接受》

近現代以降，伴隨著世界文學時代的到來與西學東漸的推移，中國文學已先后在晚清、五四以及20世紀

三、四十年代形成了與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學的交流與對話，并從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學中獲取了寶貴的思想與寫作資源，從而實現了中國傳統文學的現代轉型。然而，在20世紀50－70年代，緣于特殊的歷史情境，中國大陸文學只保持了與前蘇聯文學以及西方現實主義文學之間的聯系，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則采取了關門拒斥的態度，并造成了與世隔絕的局面。新時期到來后，現代化建設與改革開放的全面推進再次為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接軌提供了歷史契機，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西方文學最新成就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也因此成為歷史的必然。在新時期初展開的“要不要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討論中，雖然不能排除一些人對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偏見、仇視、畏懼與排斥，但更能看出中國人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理性認知態度及向其學習、與其交流的強烈意愿。很明顯，是中國社會、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訴求構成了新時期初中國人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強大內驅力。

然而，正是在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新一輪交流與對話中，新時期初的中國學者以及中國作家對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產生了誤讀。這種誤讀主要有兩種類型：其一是錯位式誤讀，即認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雖然形式與技巧上有其所長，但從思想上看卻是一種腐朽、沒落與反動的文學，是資產階級階級本質的集中體現，因此也是無產階級文學與社會主義文學的敵人，主張抵制、聲討與批判之。這種誤讀現在看來是一種對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嚴重的形而上學偏見，是人們在長期的意識形態遮蔽中形成的臆斷，曾嚴重阻礙了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其二是策略性誤讀，即為了實現與意識形態文化的共謀與合力，以及規避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同時實現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學者們有意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加以曲解或誤讀，這種誤讀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偏離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本義，但卻對于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起到了極其關鍵的推動作用。

實際上，最值得關注與研討的是策略性誤讀的展開方式與具體圖景。對此，武漢大學青年學者葉立文教授的新著《“誤讀”的方法——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以下簡稱《“誤讀”的方法》)進行了專題探討，并帶來了全新的創造性成果。該著認為，在意識形態開始“解凍”與文學現代性訴求的特殊歷史背景下，為了謀求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傳播與接受的合法性，中國學者以誤讀的方式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進行了闡釋，因此客觀上開啟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拉開了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再次復興的序幕。這種誤讀雖然難免中國學人的“偏見”，但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出于一種傳播與接受策略的考慮。這種策略性誤讀主要以四種方式表現出來。其一是政治誤讀，即將波德萊爾。布勒東、薩特、馬爾克斯等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定性為政治立場進步或同情無產階級的作家，以便取得意識形態話語的許可，從而達到傳播這些作家的目的，但無疑又造成了對他們自由知識分子立場與人類立場的誤讀，模糊了他們的階級屬性與真實政治身份。其二是思想誤讀，即將薩特、卡夫卡等作家理解為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相通的作家，理解為資本主義罪惡制度的批判者，乃至把他們作品的異化主題等同于馬克思的“異化”思想，或者“力圖在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所宣揚的‘人道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之間去尋求一種思想的共通性，從而為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賦予意識形態合法性”(葉立文98)，但由此卻嚴重忽略了薩特、卡夫卡等人對人類普遍生存困境的揭示與他們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憂慮，誤解了他們真實的創作思想與作品主旨。其三是美學誤讀，即將以卡夫卡為代表的表現主義文學、以普魯斯特為代表的意識流文學、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與結構現實主義文學等等統統理解為意識形態話語所推崇的現實主義文學，而抹去了現代主義文學與現實主義文學的界限，曲解了現代主義文學的獨特美學特質。其四是歷史誤讀，則是中國學者為了便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有意強化甚至虛構五四新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之間的傳承關系，不是“巧妙地淡化意象派詩歌與中國古典詩歌的師承關系，轉而刻意強化意象派與中國新文學的內在關聯”(葉立文184)，就是在五四新文學旗手魯迅與西方存在主義、意識流之間劃等號，無中生有地對魯迅創作進行過度闡釋，結果在不少方面造成了對文學歷史的歪曲，尤其是對某些西方現代主義流派歷史淵源的誤讀。這些歸納獨具慧眼，顯示出全新的學術視野，也道出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傳播與接受的奧秘，富于力度，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