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文化認同對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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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英國文化學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首次提出了有關狹義文化的早期經典學說。其解釋為：文化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文化，既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種歷史現象，它是有機的生命體，會隨著歷史的變化發展而變化發展。運動是絕對的，靜止則是相對的，在文化的絕對運動之中包含著一種相對靜止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會沉淀下來，成為一個民族共同認同和遵循的規則，我們稱之為文化認同。在此，我們將其定義為：文化認同是人們在一個民族共同體中長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對本民族最有意義的事物的肯定性體認，其核心是對一個民族的價值的認同；是凝聚這個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是這個民族共同體生命延續的精神基礎；它是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重要基礎。中華文化亦稱華夏文明，它是一種以儒家文化精神為核心的文化，影響了包括內地、臺灣、日本、朝鮮、越南等在內的廣大國家和地區；中華文化認同主要是指對儒家文化精神的認同。本文擬從歷史角度出發，通過比較法，分析中華文化認同在兩岸的表層結構的變化與深層結構存續。然而，文化是概括的、抽象的，無法進行直接的比較，因此，若要進行中華文化認同的比較分析，我們首先需要選定比較的載體，分別為：文字、語言和風俗。

一、漢字繁簡之爭

簡化字，又稱簡體字，一般是指目前內地使用的現代中文的標準寫法，是與繁體字相對而言的。近年來，漢字的“繁簡之爭”討論得越來越深入，涉及方面也越來越廣，尤其是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于2009年提出“識正書簡”并提出探討兩岸民間合編“中華大辭典”，更是掀起了又一輪關于漢字的繁簡之爭。其實漢字是沒有繁簡區別的，我們所知道的所謂的楷書、隸屬、金文等等都只能稱之為字體。漢字的簡化運動起源于太平天國時期，1909年，陸費逵在《教育雜志》的創刊號上發表的論文《普通教育應當采用俗體字》，第一次真正地提出了要進行漢字簡化。1935年，中華民國教育部第11400號部令，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但到了次年就被喊停。同年，容庚出版《簡體字典》并在燕京大學開課嘗試。當時間行進到1949年，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內地和臺灣漢字的簡化進程也終于開始走向不同的方向。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漢字的整理和簡化成為協會的研究目標之一。但是，簡體字的研究工作真正開始卻要定位在1950年7月的全國文字改革協會干部會議上。吳玉章在此次會議上傳達了的指示“：文字改革應首先辦‘簡體字’，不能脫離實際，割斷歷史。”三年后，《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二稿完成，中央文字問題委員會亦于同年成立。次年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批準設立了國務院直屬機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政府正式向全國印發關于《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征求意見，其中贊成的比例高達97%。1956年1月1日由全國報刊首先開始采用橫排，使用簡體字。1964年國務院公告了《簡化字總表》。《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于1977年后公布，一直使用到1986年廢止，這一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取代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并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并與次年1月1日正式生效。由此，漢字在大陸正式完成了由繁到簡的轉化。1945年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由于交流以及維護統治的需要，漢字取代日文成為臺灣正式的官方文字。1952年，退守臺灣的政府提出進行文字改革，但是遭到著名學者胡秋原極力反對。胡秋原認為，漢字是漢文化的載體，是中國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幾千年，書寫時沒有什么不便，完全沒有必要簡化，簡化漢字就是破壞中國文化。正是由于這些人的抨擊和反對，最終停止了漢字簡化。由于政治的原因，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80年代的這段時間內，臺灣將自己放到了漢字簡化的對立面，不斷詆毀內地的文字改革工作。1979年，臺灣教育部公布了《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甲表），共4804字；次年則頒布了《標準行書范本》收錄漢字4010個，其中600多個為簡化字。由于簡化字多為古代流傳而來，因而兩岸的簡化字大致相同或者相近。1982年，臺灣教育部公布《次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乙表、丙表）。隨著兩岸交流日益頻繁，許多學者在漢字簡化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上取得了共識，越來越多地呼吁漢字改革。當前，臺灣雖然很多人也在用簡化字，但卻僅僅用于手寫，印刷依舊是繁體字。

二、漢語的標準化與臺灣化

普通話，亦稱現代標準漢語，它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這一名稱是由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提出的，它是相對于“俗語”即方言而言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發展文教事業，政府大力推廣民族共同語即普通話。1955年10月，中國科學院召開“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確定現代民族共同語稱為“普通話”，10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范化而努力》的社論，次年2月6日，國務院發出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從三方面規定了普通話的標準，此后這一詞開始以明確的內涵被使用。臺灣華語是指戰后由政府所推行、而逐漸在民間普遍使用的北京話。二戰后，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并于1946年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綜理全臺灣的“國語”（北京話）推行業務“；二二八事件”后，政府下令全面禁用日語，推行國語教育。經過了在臺灣半個世紀的發展，北京話已經在臺灣落地生根并融入了臺灣的當地特色，從而具備了與普通話不同的特征。從語音方面來講，由于和臺灣本土方言的相互影響，與普通話相比而言幾乎不用卷舌音、也少了兒化韻。《新華字典》（1990年版）和臺灣《“國語”辭典》（1981年版）相比，3500字的常用字中，注音相同的有2711個，注音不同或者不完全相同的有789個。在詞匯方面，形成區別的原因則主要來自三方面，第一是吸收臺灣本土語言詞匯形成了新的詞匯。例如，鴨霸（不講理）、杠龜（沒有收獲）、榮民（退役士兵）等等。第二是吸收外來語形成的新詞匯。例如，來自英語的馬殺雞（按摩）、來自日語的運將（司機）等等。第三是在大陸已經不用但在臺灣依舊保留的詞匯。例如，次長、幫辦、學藝股長等等。

三、大同小異的風俗

風俗是指一個地區社會文化中長期形成的風尚、理解、習慣以及禁忌等的綜合；民間的風俗稱為民俗，其涵蓋范圍很廣，包括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宗教娛樂、藝術等等。內地和臺灣雖然由于歷史、政治等種種因素的影響在中華文化認同方面出現了混亂，但是從風俗來看，中華文化認同一直以來都強烈地蘊涵在兩者的行為、生活之中。從節日習俗來說，內地和臺灣類似，主要的傳統節日有除夕、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等。其中，除夕要合家吃團圓飯，春節要貼春聯、走親訪友拜年，元宵節要看花燈、吃湯圓，端午節要賽龍舟、吃粽子，中秋節則是賞月、吃月餅。當然，在此之外，兩岸也各自有不同的特色節日習俗，比如臺灣原住民中的布農族有打耳祭，在每年的四月下旬至五月初舉行。而內地的話，由于少數民族眾多，不同民族的各式各樣的節日習俗更是數不勝數，比如藏族的藏歷新年、雪頓節，維吾爾族的古爾邦節等等，都是相當有名的民俗節日。從宗教信仰來說，雖然說兩岸都是宗教信仰自由且多元，但是總的來說，在傳統宗教方面主要由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組成。佛教在中國已經有兩千年之久的歷史，現有佛教寺院1.3萬余座，出家僧尼約20萬人。而根據美國國務院的2006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顯示，臺灣信教人口約為801.5萬，占到臺灣總人口的35%。道教作為發源于中國的原始宗教，不僅單獨存在，而且常常會融入其他宗教信仰之中。在大陸，現存道教宮觀1500余座；而在臺灣，道教更是擁有755萬的信教人口。在民間信仰方面，由于受到孔孟思想和其他思想的影響，基本脫離不了儒釋道三者糅雜的現象，同時也伴隨著例如媽祖信仰、關帝信仰、鬼神信仰，等等。

從上文的分析來看，從文字、語言到節日習俗、宗教信仰，作為中華文化認同的載體，為了適應時展，其表層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然而，我們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看到事物發展的根本規律。雖然漢字字形發生了變化、漢語語音產生了變化，節日習俗、宗教信仰方式都發生了變化，但是作為中華文化的載體，其所蘊涵的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化精神并沒有發生改變，因此，比較分析兩岸中華文化認同，我們既要看到兩者在表層結構的變化，又要看到兩者在精神層面的存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