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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期。這一時期從1900年至1911年。自清嘉慶年間起,皇宮里的景泰藍造辦處就滑向停產的邊緣。同治與光緒皇帝統治期間,皇室工匠大量流失至民間,景泰藍工藝也開始從皇宮“流失”“、移居”到了民間作坊。1900年,北京被八國聯軍攻陷,西方侵略者對景泰藍十分青睞,通過各種手段收集景泰藍并將他們運至國外。十年間,景泰藍制品在中國出口項目清單中所占的比重最重,地位也最重要。晚清政府見此情形便下令農工商部設立工藝局,專門負責景泰藍及琺瑯作坊的建立、產品生產與銷售。除了官營作坊之外,民間的景泰藍商號也紛紛開張,特別是志遠堂、靜遠堂、老天利等商號遠近聞名且工藝精湛。景泰藍市場甚至還出現了過去沒有過的實用品,而且銷量極大。
更新期。這一時期從1912年至1929年。國內景泰藍市場迅速發展,景泰藍制品在民間十分暢銷,而且多為實用制品,例如水煙袋等等。同時,國外市場的擴展也更為迅速。原先法、德、美、英等國商人在北平從事景泰藍收購的工作也更加繁忙。在北平的王府井大街上,甚至還有專門幫助外國商人代為收購景泰藍的中國公司。例如著名的仁立公司就是為外商代收的機構。根據當時《中國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的記載,1926年景泰藍出口總額為10.6萬海關兩,1927年的出口總額為14.8萬海關兩,1928年和1929年的這一數字分別為16.3萬海關兩和22.3萬海關兩。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景泰藍出口量逐年遞增,景泰藍國內外市場日益興旺。有史料記載,1924年老天利商號一年的交易額高達20多萬元,它雇傭的員工超過350人,就連漢口、上海等地也有它的辦事處。老天利的員工中有很多是原來從皇宮里散落至民間的技藝精湛的景泰藍藝人,因而老天利的景泰藍制品也幾乎完全繼承了清朝皇家工藝的水平。
過渡期。這一時期從1930年至1936年。七年間,景泰藍工藝沒有出現較大的發展,對外出口的數量也經常起伏不定。當時海關出口數據顯示,1930年和1931年的景泰藍出口額數據空缺,從1932年至1936年,每年的出口額數據依次為17.9萬、16.5萬、10.5萬、8.1萬和13.5萬海關兩[2]4。可見,這一時期的出口量先減后增,1935年時處于低谷。這種上下起伏的表現說明景泰藍工藝的發展具有明顯的過渡色彩。
衰敗期。這一時期從1937年至1945年,正好是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北平淪陷,景泰藍市場變動劇烈。戰爭首先使國內交通隔絕,市場萎縮,繼而出口渠道也告中斷,給景泰藍業造成了致命打擊。從1937年開始,景泰藍的出口額逐年明顯下降,到1942年出口完全中斷。戰爭初期只有一部分有購買力和購買欲望的日本人進口景泰藍,戰爭中后期這些人的購買數量一直在急劇下降。而本國消費者由于戰爭的創傷也鮮有人購買景泰藍。所以,景泰藍工藝一時陷入停頓,景泰藍工廠倒閉、工人轉業,從而帶來了中國近代景泰藍業最恐慌、最黑暗的時代。日偽統治時期,北平的景泰藍行業僅剩有楊天利、老天利等零星的幾個稍微有點規模積累的企業。他們為了在艱難的時局下謀生,不斷壓低景泰藍的生產成本,以至于在工藝制作上偷工減料,景泰藍的胎骨又薄又輕,放在水里甚至可以漂浮起來。這一時期的景泰藍被人們戲稱成了“河漂子”。第五,轉型期。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后,景泰藍工藝獲得了新生的機會。英美國家來中國的人突然增多,他們對于中國景泰藍的熱情也比較高。為了適應突然而來的市場需求,景泰藍廠商再整旗鼓,大力發展生產。但是,此時的景泰藍市場僅限于北平、天津、上海、青島等少數幾個有美軍駐扎的地方。所以隨著駐扎美軍在不久之后的陸續撤退,全國景泰藍的銷售再次遭遇“寒流”。幸而這次“寒流”持續時間不長。1947年和1948年,中國出口景泰藍的數額分別都超過了30萬美元。根據一份調查記錄,1947年上半年位于北平城內的景泰藍廠家就達到30家,零售店40多家,自產自銷的也有10多家。它們多集中在前門大街、王府井大街和崇文門大街一帶。但是在國民黨政府反動統治之下,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飛漲,廣大百姓生活困苦,景泰藍手工藝者的境遇也日益困難。至1948年年底,景泰藍工藝在國民黨政府的摧殘之下陷入了極度蕭條,只能茍延殘喘。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北平人民政府在費孝通、梁思成、徐悲鴻、吳作人、林徽因、韓壽萱等30多位文化、藝術專家的幫助下成立特種手工藝研究所之后,景泰藍工藝終于獲得了真正的新生。例如費孝通教授就利用假期帶著幾個學生對景泰藍等特種手工藝的發展進行調查研究,梁思成和林徽因教授還成立美術小組,對景泰藍工藝進行搶救性保護。由此可見,清末民國景泰藍工藝從興盛與衰落的沿革中真正走上高速發展的新道路,是從解放后開始的。
上述清末民國景泰藍工藝興盛與衰落的沿革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因素。這可以從內外兩方面來看。就外因而言,首先,皇家帝王的好惡與國家經濟基礎的支撐力度直接影響景泰藍工藝的興衰。作為一門宮廷工藝,景泰藍所體現的是皇家帝王的審美好惡,景泰藍產業是基本是為宮廷貴族服務的。所以,該工藝的生命線牢牢掌握在皇室帝王的手中。一道諭旨、一個好惡的變化就可以讓某種景泰藍工藝的命運翻天覆地。同時,景泰藍工藝的發展與國家經濟基礎也有著密切的聯系。作為工藝美術之一的景泰藍行業之所以產生,其根源還在于經濟基礎,它的制作水平一定是國家經濟實力的反映。其次,政府的行政行為也會直接影響景泰藍工藝的發展程度。例如晚清政府帶著景泰藍參加國際賽會或國際展會,贏得了世界的喝彩,取得了一定成績,傳播了景泰藍在海外的盛譽。再例如清末的新政,使景泰藍成為推動中國對外貿易、振興民族手工業的重要工具,同時也推動了商品制造技術的進步。就內因而言,首先,景泰藍工藝自身存在一定發展局限。嚴格說,景泰藍制品并非日常生活必需品,而是裝飾陳列品。同時,它的制作成本較高、制作周期較長、制作工藝也比較復雜,因此銷售價格不僅比一般生活用品、甚至比一般工藝品都要高。購買者大多是具有不俗經濟實力的社會上層人士,普通百姓之中鮮有問津者。這就導致了景泰藍的市場敏感度高,極容易受到市場波動的沖擊。其次,景泰藍的作坊式生產方式存在缺陷。作坊式生產容易使贏利預期大于藝術創新,阻礙了景泰藍工藝的持續進步。加上作坊大多各自為政、獨立生產,使工藝原本就復雜的景泰藍難以獲得行業推動力,即便是大規模的景泰藍廠商也只能靠個別工藝水平高超的匠人才能維持下去。(本文作者:張莉、鄭君玲單位:河北科技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