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文化教育個案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少數民族文化教育個案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貴州苗疆養鵝司交通閉塞，民族雜居，歷代統治者在“以夷制夷”的管治下，以武力鎮壓和文教安撫的方略，無形中推動了土司及其土民的“王化”進程。苗疆少數民族的漢文化教育，從被迫接受到主動需求，見證了幾百年“夷變漢”、“漢變夷”及“夷漢”文化共同發展的歷史，對當下民族教育有著獨特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苗疆；土司；文化教育；養鵝司

苗疆地區民族眾多，呈現大雜居、小聚居的態勢。養鵝司地處麻江縣下司古鎮上游，北鄰平越衛，東南接平定司和宣威營，是黔東南苗疆腹地西入口，軍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黔南職方紀略》（道光）載：“養鵝土千總王氏，管養鵝諸寨，其先有王璐者，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明洪武初授平浪長官。”[1]319養鵝土司族譜記載其先祖，洪武十三年（1397）授以土千總，世襲土職，直至宣統三年（1911）十月，呈請撤銷。養鵝土司治下的東家人（史稱“東苗”，現認定為畬族）原有十多萬人口，民風彪悍，農民起義和土司間爭斗時有發生。統治者認識到苗疆人民之所以反叛無常，難以治理，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司及土民不習漢語漢字，不懂中原禮儀和法律制度，推行漢文化教育是鞏固朝廷在苗疆統治的長遠大計。

一、多重政治環境中的土司文化選擇

明弘治十四年（1501），明孝宗規定土司職官子弟，凡要承襲土職者，必須入學。土官襲職后，先要學習禮儀三個月，然后方能回任管事。但養鵝這樣的武職小土司，身處野蠻之地，民眾動輒武力解決紛爭，習文明理的文化教育不切實際。明庭對土司承襲的規定，對大土司是適用的，一些大領地的土司后代，學習了漢文化，變得較為開明。而在苗疆邊遠的封閉山區，衛所遍布主要驛道，關卡要沖，其功能在于防御各地小土司和土民，府州縣主要針對當地改土歸流而設，地理位置既有集市的平整寬廣，又有軍事的險峻，而大大小小的土司治所各自為政，多位于苗蠻眾多的山區，往往處在高山河谷，森林崖壁之中。衛學、府學大多數是戍邊軍士、流官、富商及遷謫客民的子女，土司族屬及其地土民子弟少有入學者。順治十六年（1659），貴州巡撫趙廷臣上疏云：“今后土官應襲，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學習禮，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愿入學者，聽補廩科貢，與漢民一體仕進，使明知禮儀之為利，則儒教日興，而悍俗漸變矣。”[2]清政府首先從當地土司教育入手，以強制手段，在承襲必先習儒文化的條件下，傳播漢學，并為土司族屬子弟開科取士。所習內容有《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及“四書五經”，宣揚忠孝禮儀，讓承襲土司熟悉封建倫理道德，掌握儒學文化，提高眾土司的封建文化素質，培養地方統治人才，加強封建統治。從養鵝土司遺留的頂輩宗圖、家譜、冊表的古籍看，明清兩代通過對各級土司施以教化，封建禮教逐漸成為土司及其管治地土民行守的綱常倫理。土司在文化教育上，經歷了一個被動接受到主動需要的文化選擇。在交通不便、語言不通的復雜族群統治區，元、明、清政府為了更好地“以夷制夷”，封賞一批參與戰爭并立有軍功的將士為土千總、土把總、土外委和土舍，他們熟悉本族語言和風俗習慣，便于維護統治。久之，土司進入上層后，為了與屬下的土著百姓區別，顯示自己高貴的身份，長期仿效中原文化，隱瞞自己的原來族類，重修族譜，歷久形成家族的自我認同，使得當地人認為他們是漢人而非少數民族。“麻哈州平定、樂平、養鵝、宣威‘一土舍三舊司宋王吳蒙’四姓就是典型事例。他們皆是原住土著，無姓氏，明清時漢移民不斷移住其地，在國家地方行政制度化過程中，他們被受封土司，略通漢語，習漢俗，最后‘通屬漢莊’形成四漢姓”。

在“王化”進程中，官府大都命土司填漢籍，請有文化的漢族移民幫助追根溯源，定族譜，經長期的歷史演變使漢姓逐漸成為土司地區的文化自覺。不斷遷來的衛所軍民與黔南客民，為保漢族種衍，是不與當地土著通婚的，他們統稱少數民族為“苗子”，帶有岐視性，每當土著人遭到屠殺追逐，只能以漢人身份躲避，在這樣復雜的歷史演變中，自然出現各民族村寨的“江西籍”移民傳說。朝廷很少對這些邊地苗民開啟民智，打開科舉入仕通道，但入行伍建功立業，卻是可以行得通的路子，養鵝土司的策封，也是建立在從軍建功的基業之上。從養鵝土司的《頂輩宗圖》上統計，土司死于戰場占60%以上。在“世封其地”之后，他們的首領少時以習武為主，常聽朝廷調遣，戰死沙場者不過二十幾歲，按長子繼承制，其幼子承襲，還需家族扶持，并常有爭襲之事發生。在重大的歷史變故中，土司意識到要強化統治，立穩根基，對內，以聯姻和結拜兄弟等加強內部力量，如養鵝土司與東家人內部族屬長江村田氏、六堡村趙氏、黃鶯村吳氏、壩寨村楊氏等或聯姻或結為義兄。戰爭時期，這些管轄地的親戚好友，均是土司的戰前先鋒。明末土司印被奪，土司逃往凱里洪江，而洪江土司與養鵝土司是親姻，歷史上一旦出現爭襲殺戮，世子一般都逃到娘舅之地避禍，并借以舅家力量得以重新崛起。土司在改土歸流后，權力受到了限制，民間權力漸被各宗族族長和寨老取代，土司在清末已名存實亡。越是權力削弱，土司家族越要在文化上比周圍宗族要清高，他們嚴禁子弟說東家話，倡導宗族說漢話，習漢俗。在其治下，民族漢化相對比其它“生苗”地區要嚴重得多。隨著麻哈州書院和州學的興起，養鵝土司辦學設館，請漢學儒師任教，漢文化不斷滲透到封閉的民族地區。養鵝土司的紅筆師爺，曾是麻哈州艾氏家族文書，艾氏先祖艾茂為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進士，曾選庶吉士，授檢討，后來無意官場，乞養歸田，講學著述。據當地老人回憶，養鵝最后一個土司金坤在任職同時又教私塾，專設于自家偏廈，學生20人左右。如今留下的許多譜牒，其教學以“四書五經”為主，現實應用以對聯、祭文、買賣文書占多數。

二、漢文化在苗疆養鵝司民間的傳播

清朝政府一方面以武力征服苗疆，不斷遷入漢民，移風易俗；一方面試圖通過儒學教育消除苗民的兇頑粗悍，訓以儒家禮儀，鞏固清政府在苗疆的統治。《請開苗民上進之途疏》中云：“欲永絕苗患，必先化苗為漢，除令薙發繳械外，欲令其習禮教、知正朔，先自知讀書，能漢語始……使苗族子弟入學讀書，習漢語。”[4]535除了準許土司族屬子弟入學科舉外，清政府開始允許苗疆平民子弟按一定比例參加科舉，錄取一定名額，以此鼓勵苗民積極習漢學，渴慕“學而優則仕”的志向。明清兩代朝廷對苗疆少數民族，一般采取“先剿后撫”的方略，每次起義失敗，苗疆地區尤其是土司轄地人民，均被迫易發改裝，遵從漢俗，名義上對土司治下的土民進行文教安撫，實際上朝廷的目的在于政治馴化，并沒有真心實意讓少數民族群眾學習文化，“苗地遍立設學，并擇內地社師訓教。無知愚苗，開其智巧，必將奸詐百出”，[5]532土司更是“恐土民向學有知，不便于彼之苛政，不許讀書。”[6]統治者既想以溫和的“王化”教育感動苗疆少數民族，又怕他們習得文化，變得聰明而難以推行愚民政策，于是限制少數民族子弟入學和考試。養鵝司傳說，麻江畬族東家人有一位奇才去省府考試，住在客棧等待發榜，此時窗外烏云密布，將有暴雨來臨，他情不自禁，東家話脫口而出：“天窩啦！”東家話“窩”即天色暗下來了。于是有人舉報，這個學子即被取消了入選資格。咸同“苗亂”后，清朝統治者“嚴禁苗俗，如男女跳月、兄弟轉婚及椎髻拖裙、黑衣帶刀、祀牛角不奉祖宗之類。但于立法之初，嚴刑斬不率教者一二人，余自畏服。”[7]606養鵝土司地處漢苗交界地，在流官與土司的雙重監管之下，屯堡和驛道上的畬族受漢文化影響較早，生產生活上多有周邊漢族的風俗遺跡。少數民族對外界文化漸從抵觸轉向接納，伴隨著族外通婚的姻親關系，雙方文化交流不斷開明。加上明代歷次殘酷的戰爭，少數民族托江西等漢籍，以免遭難滅族，或政府為了戶稅管理，劃疆邊氓，強用漢姓，亦有族中知識分子，為子孫躋身于國家政治行列而重建族譜。

漢族軍士經受改朝換代時，或隱姓埋名，或避禍求生，雜居在少數民族中反而成了人口上的“少數”，入鄉隨俗，如此歷經十幾代人的傳承，這些區域中的少數民族與漢族在“漢變夷”、“夷變漢”的互動交融中，很難分清彼此。其實，統治者的擔心是多余的。養鵝司少數民族對學習漢文化不感興趣，東家族群在狹小的地域內生活，不需要學漢字、懂漢語，學習那些與他們生活格格不入的中原禮儀。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這種鄉土社會，在面對面的親密接觸中，在反復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們，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認得，而是沒有用字來幫助他們在社會中生活的需要。”[8]24一切學習只有到了利益受到了損害才開始奮發，當養鵝司遷入漢族客民后，他們發現自己的處世交往、聰明才智不足以與外界交往，在經濟上吃虧，在政治上受愚弄，才開始說漢話、習漢字，加上土司的文教影響，養鵝司平民百姓中富有者開始讓子弟入學。到光緒年間，貴州陸續有青巖趙以炯和麻江夏同龢中狀元，對貴州邊遠地區的學子來說是莫大的鼓舞，養鵝司的秀才在政府科舉政策下開始嘗到讀書入仕的甜頭。七十一歲（當時2005年）的養鵝司治所小寨開甲老人回憶，“他的父親英才曾給他講過，窩凼寨（現屬中寨）原是明朝王璐建立土司的老衙門，設立有私塾（即現在正星家的老廂房），老祖炳錫1873年生，25歲時和寨上的廷香就在窩凼寨任教，距今有107年。”“世代土司都有文化的，炳錫老祖都是在土司家私塾學出來的。”[9]661養鵝司民間的文化教育，始于土司文化教育興起，從官方到民間，從“貴族”到平民，今養鵝中寨正玉家屋基處曾開辦了正規的私塾，學費在每年十月左右交，分各學段收取學費，一般是一年交一至兩塊大洋、鹽兩斤、碳兩斤、煙葉兩斤。5－6歲可以學蒙學，12－13歲學四書五經，不分年級，自買教材，老師讀三遍，學生自學，不懂的去問老師。先有本族先生德坤，又陸續有廷光、開云、維興，及外來先生潘明清等任教。

三、養鵝司近代文化教育的崛起

清末私熟教育在養鵝司十分盛行，土司和富家子弟學習漢文化，參加科舉。各村寨有私塾先生，教七八名農家子弟，已是普遍現象，百姓稱之“私學”。民國二十五年（1936），在養鵝司各寨有文化、有影響的寨主學詩、金坤（清末土司）等人的倡議下，成立了民國短期小學，得到麻江縣拓澤忠縣長的支持。拓縣長調麻江人蒙子久老師一人任教，養鵝司此時方興公學，即近代國民教育，學生二十多人，蒙學階段課程有國語，算術、美術等。時至民國三十六年（1947），養鵝司學生增至100多人，由于養鵝司百姓還是羨慕私學教育，對新興的學科不理解，認為沒有深度，也無實用的價值。民國小學只得設立私學，與公學并進。私學課程設置有四書、五經、幼學等。私學相繼有養鵝人開云、金坤、廷光、佐春等人任教。辦學規模一至三年級，四年級學生分赴麻江或都勻就讀。養鵝土司后裔、仙鵝小學教師勝和自傳：“我幼小而學，青年而行，上教師，下澤民。1943年在仙鵝短期國民小學啟蒙讀書（性質公學、私塾），上午讀私塾，下午讀公學，課程有國語、數學、音樂、體育等……讀完四書，兼讀幼學、詩經等書籍，并開講四書到萬章。”[9]681從整理的養鵝古書籍看，養鵝私塾在五百年歷史中，文化教育由土司向平民普及。但因農民起義、各大小戰爭以及政治運動，私塾偶有停辦，書籍遭到焚毀，尤其在“四清”和“”期間，民間本來就鮮有的文化資源，被嚴重銷毀；能留存部分的，又因家庭火災、鼠患、蟲蛀等損毀流失，加上現代學校中小學教育對“四書”等減弱，有的子孫后代對這些書籍的認識價值不足，保存意識差，任意丟棄燒火或變賣，現在能看到種類齊和品相良好的古書已相當少了。除了四書五經等私塾必讀之外，地理命理、鄉黨應酬、史志、文學等書籍，如勸學、孝義、貞節等倫理道德的宣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與道德品行的建立。又如，《封神演義》《西游記》《三國演義》《隋唐演義》《岳飛傳》也廣泛流傳養鵝，并把它們改編成各種民間小戲、說唱、酒歌、諺語等，得到充分的演繹，這些故事中的英雄情結、孝道仁義、靈動想象和精彩情節，影響著一代代養鵝司人。

如養鵝司承先自傳稱：“我出身于一個舊寒士的家庭，處居鄉僻之境，幼小啟蒙時，就請幼而學……一九三九年棄文就武，步入本縣下司警察分所任警長代警官之職……時值抗日高潮，全國各族人民怨聲載道中，同仇敵愾，甲申年（即一九四四年）請愿從戎抗敵，直屬參與陸軍二十六軍四一師一二一團二營五連戰士”。[9]680結語盡管貴州在漢代有尹珍等回鄉倡學，傳播漢學，始興文教，但其后唐宋在思、播二州的領主羈糜統制下，各自為據，文化教育發展較為緩慢；元朝在西南民族中提倡儒學、設立學校、立寺廟、傳經史、授學田；明代土司地區設立衛學、府學、州學，強制土司應襲子弟入學，優待土司子弟進入國子監就學，并對土人入學給以獎勵；清朝在土司地區推行“文教為先”的政策，廣建義學、社學，提倡苗疆平民子弟入學習禮，開科舉之門。養鵝土司辦學設館，請漢學儒師任教，并派子弟去外地學習。歷代每個和平時期，土司私塾向平民開放，經過幾百年的漢文化教育，養鵝司乃至整個苗疆地區，不僅呈現民族性質上的“夷變漢”、“漢變夷”轉化融合關系，少數民族已經在文化上，從強迫被動到主動自覺地接受漢文化，以儒家教育為核心，中原文化已漸在南方少數民族地區深入人心，由陌生到羨慕，積極主動傳承漢文化，同時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保持本土民族的原始文化，呈現出“夷漢”文化共同發展的態勢。

作者：王星虎 單位：黔南民族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