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文學批評上的貢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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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較為客觀公允。然而，班固對屈原及《離騷》并未完全否定，實際上也有肯定甚至高度頌揚之處。《離騷序》又云:“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2］89班固肯定了《離騷》“弘博麗雅”的文辭及其在賦史上的地位，后來的辭賦作家如宋玉、司馬相如、揚雄等人莫不受其沾溉，馳騁文辭，取其英華，尊其范式，奉之為圭臬，然終不能及。班固在《離騷贊序》一文中對屈原的遭遇、《離騷》產生的背景及題旨加以詳細論述，多有頌揚之詞，這與《離騷序》中的有些觀點差別很大。《離騷贊序》曰:《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

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并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后，秦果滅楚，其辭為眾賢所悼悲，故傳于后。

班固結合《離騷》《九章》產生的社會背景，站在同情屈原遭遇的立場上，猛烈抨擊楚國的黑暗政治，極力歌頌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及其作品的抒懷諷諫意義。《漢書•地理志》亦曰:“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奏記東平王蒼》又曰:“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于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在其他篇章中，班固也多次對屈原及其作品予以肯定甚至贊揚，如《漢書•藝文志》曰:“春秋之后，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作者將《離騷》與《詩經》相提并論，高度贊揚了其強烈的諷諭勸諫功能。

與對屈原及《離騷》的評價相似，班固對司馬遷及《史記》的評價也充滿了矛盾，既體現出正統儒學的傳統保守觀念，又表現出理解同情的態度，因此也是批評與頌揚并存。《漢書•司馬遷傳贊》曰:“至于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一方面，班固從正統儒學的思想觀念出發，批評司馬遷的《史記》“是非頗繆于圣人”，沒有依經立義，故體現出非常明顯的弊端。班氏的這一思想來自于揚雄論《史記》“是非頗謬于經”及其父班彪《史記論》中的觀點，當然，這與班固屈服于統治者的政治壓力也有密切的關系。其實，司馬遷突破傳統儒學來評價事物，恰恰是他的進步，班固對《史記》的評價，無疑體現了正統儒學對文人至為深刻的影響。另外，由于創作《漢書》時受到上層統治者的直接干預，因此班固對封建正統思想不敢有絲毫的超越，而是極力維護統治者的利益，并以其是非為是非，將文學創作完全納入政教軌道之中。另一方面，班固對司馬遷及《史記》又有所肯定。他承認司馬遷是“良史之材”，肯定《史記》“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的敘事及語言特點。尤為重要的是，班固還進一步指出《史記》具有“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特點。他認可司馬遷的實事求是、秉筆直錄、愛憎分明、褒善貶惡的創作原則的同時，其實從側面也展示出自己撰史的標準。班固以《小雅•巷伯》比附《史記》，對司馬遷“既陷極刑”“發憤著書”的經歷表現出理解、肯定及同情的態度。然而，班固認為，司馬遷雖“博物洽聞”，卻不能“以知自全”，故又從正統儒學的角度指責司馬遷不能明哲保身。

關于辭賦的批評

班固為東漢著名辭賦家，他不僅撰寫了一些辭賦，而且發表了諸多頗有價值的賦論。由于受儒家經世致用觀念的影響，班固的賦論往往從維護、鞏固封建統治、為帝王歌功頌德的角度出發，而且摻雜有讖緯迷信的成分，因此表現出一定的功利主義色彩。當然，班固對漢賦的源流演進、藝術特點、功用、對具體賦家的分析評價、對賦體的分類等，也體現出較高的學術價值。其《兩都賦序》云: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

總體看來，該序對漢賦作出了較高的評價。班固稱賦為“古詩之流”“雅頌之亞”，這更多地是從賦的諷諭意義著眼而論的，也就是說，賦具有同《詩經》一樣的諷諫功能。班固認為，漢賦能夠為漢帝國“潤色鴻業”，既可以“抒下情而通諷諭”，又可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這就把刺過與頌美結合起來，真正貫徹了儒家文藝觀的美刺主張。過于強調辭賦為統治者潤色鴻業的頌美作用，勢必會把歌功頌德當成辭賦的一種社會功能，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班固把漢賦看作大漢文章的正宗，并進一步指出統治者的愛好與提倡對辭賦走向繁榮的促進作用。上有所好，下必追趨，文人“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自武帝至成帝，“言語侍從之臣”大量涌現，形成了漢賦的作家群。這一時期，奏御之賦達一千余篇，創作盛極一時。此序也體現出班固的讖緯迷信思想，為迎合東漢帝王的好尚，班氏稱“眾庶悅豫，福應尤盛”，此“福應”即指祥瑞之事，亦即序中所述“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舉凡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或統治階級有意做出的與祥瑞有關的事情，都標志著王朝有福應和瑞兆。班固在序中所言福應，實屬為東漢王朝歌功頌德之語。在對具體賦家司馬相如的分析評價中，班固似乎存在著自相矛盾之處，有時批評否定，有時卻又肯定頌揚。《漢書•藝文志》曰:“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

《漢書•敘傳》也稱司馬相如“文艷用寡”“寓言淫麗”。班固認為司馬相如等人的辭賦過于講究華麗辭采而缺乏《詩經》的諷諭之義，因此應該予以批判，顯然這是從儒家的政教功利文藝觀出發而論的。然而，班固在很多情況下對司馬相如等人又加以肯定甚至頌揚，他在《漢書•司馬相如傳贊》中直接引用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之語肯定了司馬相如辭賦的諷諫功能，并對揚雄的觀點加以批判:“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于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一方面，班固認為司馬相如賦中有“虛辭濫說”，其實是不太認可賦中的虛構夸張手法，另一方面，又從批判揚雄的觀點出發，肯定了司馬相如賦的諷諫意義。這種自相矛盾的評價也體現在《漢書•敘傳》中，如上所述，班固指責司馬相如賦“文艷用寡”，而又提出“托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的觀點，可見存在著矛盾。“托風終始”即說相如賦具有諷諭勸諫的社會作用，“多識博物，有可觀采”又指出相如賦具有認識事物的作用，而“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則給予其極高的地位。關于辭賦的分類，班固《漢書•藝文志》繼承了劉歆《七略》中的觀點，將辭賦分為四類:第一類首列屈原賦，下有唐勒、宋玉、趙幽王、嚴夫子、賈誼、枚乘、司馬相如等20家賦，共361篇;第二類首列陸賈賦，下有枚皋、朱建、嚴助、朱買臣、司馬遷、蕭望之、揚雄等21家賦，共274篇;第三類首列孫卿賦，下有秦時雜賦、李思、劉越、長沙王群臣、李忠、賈充、張仁等25家賦，共136篇;第四類首列《客主賦》，下有《雜行出及頌德賦》《雜四夷及兵賦》等12家，共233篇。班固對辭賦如此分類，卻未提及分類依據，故后世學者多有猜疑。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曰:“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詩賦之流，拘于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為三家之學也。章氏治學，特重區分流別，然亦未能指出屈原、陸賈、荀卿三家賦的區分標準。其《校讎通義》卷三亦曰:“《漢志》分藝文為六略，每略又各別為數種，每種始敘列為諸家;……每略各有總敘。論辨流別，義至詳也。惟《詩賦》一略，區為五種，而每種之后，更無敘論，不知劉、班之所遺邪?抑流傳之脫簡邪?”據章氏之言推測，《詩賦略》如有敘論，其中或許應該包含分類依據。近人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則說:“《七略》次賦為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揚雄賦本擬相如，《七略》相如賦與屈原同次，班生以揚雄賦隸陸賈下，蓋誤也。”

此說指出，揚雄賦與司馬相如賦有直接的繼承關系，班固既列司馬相如賦于屈原賦下，則不當列揚雄賦于陸賈賦下。這一觀點無疑有一定的道理，但對于班固為何如此歸類卻未予以探討。劉師培則試圖對班固關于辭賦的分類依據加以說明，其《論文雜記》說:“自吾觀之，客主賦以下十二家，皆漢代之總集類也;(此為總集之始。)余則皆為分集。而分集之賦，復分三類:有寫懷之賦(即所謂言深思遠，以達一己之中情者也)，有騁辭之賦(即所謂縱筆所如，以才藻擅長者也)，有闡理之賦(即所謂分析事物，以形容其精微者也)，寫懷之賦，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騁辭之賦，陸賈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闡理之賦，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寫懷之賦，其源出于《詩經》。騁辭之賦，其源出于縱橫家。闡理之賦，其源出于儒、道兩家。”劉氏提出寫懷、騁辭、闡理可能是班固區分辭賦的依據，這完全符合漢代賦體文學的實際情況，但對于各類所屬的賦家是否都具有相應的創作特點，卻沒有進一步探討。據實而言，上述依據與其所屬的賦家風格并不完全吻合，這是因為漢代賦家的創作題材極為廣泛，風格亦靈活多樣。綜上可知，班固并非單純以賦作題材、風格作為分類的標準。

對詩歌、小說批評理論的闡發

班固對詩歌的產生、性質及功用的論述，基本繼承了儒家文藝的傳統觀點，又結合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予以一定程度的發揮。《漢書•藝文志》云:“《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禮樂志》又云:“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后心術形焉。”這些論述基本沿襲了《禮記•樂記》及《詩大序》中的觀點。詩人主觀情志受到客觀外物(包括社會現實)的刺激而有所感應，故而形于詩歌，從而達到抒情言志的目的。“詩言志”一說本源于《尚書•堯典》，明確指出詩歌言志抒情的本質特征。關于詩歌的社會作用，班固承認詩歌可以反映社會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統治者可以據此了解民風民情民聲，以便及時自省與調整，從而進一步鞏固統治，而下層民眾也可以據此抒發真實情性。一旦王道衰落，朝政不興，民眾必定有所指斥，故《漢書•禮樂志》又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

由此可見，詩歌反映社會現實，抒發心志之作用是非常明顯的。這種作用在漢樂府民歌中體現得也很突出。《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班固指出漢樂府民歌都是有為而發，是人們真實情感的自然流露，這種哀樂之情與社會現實生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所謂“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更是直接明確地體現出詩歌與現實生活的緊密聯系。班固在《漢書》中還曾論及各地區不同的地理環境、歷史傳統、民俗風情、生活習慣等對詩歌風格的重要影響。《漢書•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特定的地理環境及生活條件促成了特定的社會風氣，這種特定的社會風氣必然影響到詩歌的風格。秦國地處西北地區，與少數民族雜居，戰事異常頻繁，《詩經•秦風》中多有秦地人尚武精神的表現并非偶然現象。至于《詩經•豳風》，班固則強調其人以農為本的民族傳統。《漢書•地理志》又曰:“故秦地于《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據《詩經》《史記》所載，周民族的先祖后稷、公劉重視發展農業生產，以農立國，逐漸形成了以農為本的民族傳統。《詩經•豳風•七月》形象地描繪了周部族農民全年辛勤勞動的場景，可以說是豳地人民生活的真實再現。又如《漢書•地理志》論“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鄁，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臨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洛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

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漢書•地理志》論《詩經•唐風》則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為晉侯云，故參為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又論《詩經•鄭風》云:“鄭國，今河南之新鄭，……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云。’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詩經•鄭風》《衛風》中的愛情詩數量頗多，亦當與其地的民風民俗、生活習性不無關系。諸如此類的論述在《漢書•地理志》中還有一些，雖不能說全部正確，但也無疑反映出班固一定的識見。除詩、賦二體外，班固還論述過“小說”一體。《漢書•藝文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班固指出，小說屬于稗官野史，本源于“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是難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故與圣賢經傳著作等“大道”迥然不同。班氏還認為，先秦諸子十家，可觀者九家，可見有意把小說排除在外，這反映了儒家正統文人對小說的歧視。然而，西漢小說創作的發展現狀又使得班固對其有所肯定。小說既出于民間，自然可以反映民意，對于上層統治者維護鞏固統治、下層民眾抒發心志都起到明顯的作用。這樣一來，班固又提出小說如同“芻蕘狂夫之議”，有其“一言可采”之處，故“必有可觀者焉”。盡管這種肯定仍然是援引孔子的話來間接表達出的，但不可否認它所體現出的班固對小說這種文體的一定程度上的認可。

作者：劉濤單位：韓山師范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