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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紀鴿單位:延安大學外語學院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積淀和優良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的底蘊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也使得我們往往會在不經意間流露出民族主義的傾向。比如教授在講史詩(epics)提到荷馬史詩及貝奧武甫時,提及中國詩歌,講中國文學中沒有史詩,有學生反應激烈異常,立刻反問如何解釋和界定格薩爾王。教授也當即糾正說是漢族的文學中沒有史詩。其實有沒有史詩并不會影響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但從我們對待民族文化的態度上,多少反映出一些民族主義的傾向。
一、文化中的民族主義
我們都知道中華民族有著幾千年的文明史,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會因為自己是這個民族中的一員而感到驕傲,我們不愿意聽到有損于民族尊嚴或者影響民族自豪感的評論,其實僅從“中國”這一稱謂便可以看出中國人一向有“居天下之中”的優越感。尤其在中國封建社會時期,這種優越感更為明顯。一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應該保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自己的不足與缺陷,才能在一個日益融合的世界中取長補短,才有可能立于不敗之地。中國人從開始受到外來侵略之時,甚至更早就已經發現了西方的優點,眾所周知,康熙皇帝是一個極善于接受外來事物的皇帝,曾向外國使臣學習數學、天文等知識。19世紀末更是掀起了師法西方的高潮,從洋務運動到,,一直到現在的與國際接軌,我們一直試圖通過向外國學習而保持自己中央大國的地位,甚至以此達到與西方并駕齊驅甚至超而越之的境界。孫中山先生的“迎頭趕上”和主席的“超英趕美”都流露出這一強烈心理(余英時: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
陸建德教授在中山大學作講座(現代化建設中的價值建設———從外國文學看中國,2005.11.14)談到中國人的民族主義,陸教授所用例證是中國大陸對于美籍華人作家的認同感。對于外籍華人作家的成就,我們通常的做法就是將它們納入我們的文學成就,對作品的內容以及這些作家對他們身份的認同并不以為然,因為他們也是黑眼睛黃皮膚的中華民族的后裔。華裔作家的作品被美國讀者認可是美國接受外來文化、并使之與自己的本土文化融為一體過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它是美國文學及美國文化的一部分。對于這一點,國內現在已有認同,雖然一些作品從他們所反映內容的根基而言,可以認為它們是中國文學的延伸,但這對我們來說無任何驕傲可言。而陸教授的看法也印證了幾千年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以自我為中心,“居天下之中”優越心態。這種善于將與自己有關的成就納入自己成就體系的做法與魯迅先生作品中反映出的國民性遙相呼應,魯迅先生在《阿Q正傳》中所揭示的“像壓在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四千年”的沉默的國民性,即一種不能正視現實,妄自尊大的“精神勝利法”,反映在國人心理上是一種不健康的大民族主義。這種主義輕則妨礙我們以清醒客觀的態度去正視現實,嚴重則會引起民族間的敵視。但在多元文化共存、交流日益繁榮的今天,我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文化交流所帶來的生機。
二、文化與文學交流中的本土意識
當今世界,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它作為一種世界性的潮流,已從最初的經濟界和金融界蔓延到人類生活的各種領域,尤其是文化全球化這一概念的出現,給人類生活造成了更大的沖擊,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的前景依稀可見。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不同文化之間的影響與借鑒是不可避免的。魯迅先生講拿來主義時就已經指出,別人的東西,我們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切不可一概而論。朱光潛先生在《文學與語文———文言、白話與歐化》中講語文與思想的關系問題時,也談到“文化交流是交通暢達的自然結果”。因為地理、歷史和自然的原因,每個文化都具有它的個性,都會現出它與其他文化之間的不同。“一個民族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猶如吸收養料,可以使自己的文化更加豐富。這里我們大可不必聽短見的狹義的國家主義作祟。”
朱先生在《談翻譯》中同樣明確指出中國文學的很多優點,但是不敢承認文學所有的優點都為中國文學所具備。就“史詩”來說,王國維認為,中國沒有史詩,哈佛大學的海濤華(J.R.Hightower)教授也說過:“歐洲所有的重要文類都可以在中國文學中找到,只有史詩例外。”朱光潛先生還指出我國的文學研究中,沒有一個作家的生平有一部詳細而精確的傳記可參考,沒有一部重要的作品曾經被人做過有系統的研究和分析,沒有一部完整的文學史,除《文心雕龍》之外,沒有一部有哲學觀點或科學方法的文學理論書籍。在談到中國語文的特點時,他說:“中國語文的優點很多,但與歐洲語文仔細比較,它有不少的弱點,我們似亦毋庸諱言。”對于不同文化的特質,我們不必因為它國的語文或者文學比我們的豐富就完全地實行“拿來主義”,但對于我們自己文化里欠缺的部分,我們亦應該虛心采納外來的成分。
我國的許多作家都受到過外國作家或作品的影響。唐弢在《西方影響與民族風格》中說:“魯迅曾經受到過果戈理、契可夫甚至安德烈耶夫的影響,不僅自己多次提起,也可以從他的創作里看出來:他以幽默的筆墨描寫日常生活,諷刺像果戈理,任務不多、場面簡潔像契可夫,又由此吸收其他影響,慢慢地建立一種看似平淡,卻有深刻的含蓄風格,為中國現代文學開辟了一條現實主義的道路。”簡寧稱翻譯詩歌為“叔叔”,“首先,翻譯作品培植了我們的文學觀念、方法和趣味等,另一方面,對每一位本土作家而言,都有一個或者一系列外國文學的典范作者引導著我們成長和前進,并在我們俯身伏案的背影里竊竊私語。”以上講這么多外國文學對中國作家的影響,并不是要否認中國文學里值得我們珍惜或讓我們驕傲的東西,只是想說明我們應該正視自己文化里缺失的部分。如何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依靠傳統的力量保持自己的本土文化特色。
當年魯迅先生給年輕人建議要少讀中國書,多讀外國書。主要原因是,外國的作品自外而來,能啟發我們從各個角度、層面去發掘我們本來就有、但卻沒有被發掘出來的東西,從全新的視角去審視我們自己已有的東西,以便更好地保持我們文化中獨特的成分。不可否認,文化的交流與溝通,使不同的文化互相融合,但文化的融合并不意味著某種外來文化的完全歸化或者本土文化的完全異化。當前學術界已越來越認識到文學、文化研究中的本土意識問題,人們在研究外國的文藝作品或者文學作品時,不僅已經考慮到他國文化對我們的影響,也講自己文化對他國文化的影響。在由劉海平、王守仁主編,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新編美國文學史》中,編者已經編纂了諸如“惠特曼與中國文學之間的關系及影響”、“賽珍珠的小說”等章節,講到不同作家、不同國度文學之間的互動及影響,這不能不說是文學研究上的一個完善。而且不同的文學史編者會在不同的時期,根據不同的價值標準對所用材料進行不同的選擇,這同樣是本土意識在文學研究zo-jzhongde表現。著名文學史家夏志清先生與上世紀五十年代所編《中國現代小說史》因為選用材料與以往文學史編者不同而頗受同行批評。夏先生在接受《文匯報》筆會宋明煒訪談時提及《中國現代小說史》對大陸文學界的影響,他說:“最重要的看法就是,我把西洋的東西加進去了。原來這本書是寫給西洋人看的,因為他們不懂中國文學,一定要把西洋的東西加進去……他(李國濤,《夏志清的微瑕》的作者,作者注)就批評我講魯迅,為什么一定要講西洋文學,但我怎么才能讓西洋讀者對中國作家感興趣呢?我只能用比較,我講魯迅,講到海明威,《都柏林人》,也是有道理的。”夏先生與上世紀五十年代獲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寫這樣一部文學史自有他的道理。他與半個多世紀之前就以本土的眼光來看待不同國別文學之間的關系了,并對文學與文化的交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雖說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被稱為是“‘一廂情愿’的文學史”,但這其中反映出的編纂者的價值取向和本土意識不言自明。
三、結語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共存并進行融合的今天,文學與文化研究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本土意識為我們進行文學與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正確認識文化交流中外國文化的價值及其優勢,克服對于本土文化認識中淺狹的民族主義,不僅可以不斷完善自我的發展,更可以從新的角度來認識本國的文化,從而保持本土文化中的特質,使本土的文化永遠綻放于世界文化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