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當代南方文學的疾病隱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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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隱喻是人類借以表述和認識世界的重要的思維方式，它使得習見的意象陌生化，使表達顯得更加含蓄深刻，同時也讓文本顯示出不確定性和多重闡釋性。在當代南方文學中，存在著大量的疾病書寫，如霍亂、梅毒、精神病等，顯示出了其隱喻意義。蘇童的文章中就存在著大量的疾病書寫，這些文章在表現這些疾病背后所隱喻的人與世界真正內容的同時，也在特定的層面上展示了南方文學的創作特征與價值。

關鍵詞：疾病隱喻；南方文學；蘇童

一、引言

世界范圍內對于隱喻的研究恐于古希臘時便有了源頭，以亞里士多德之見，用一表某物的詞借喻他物，此詞即為隱喻詞。[1]而這一觀點為以后的整個西方思想史給隱喻下了定義。如多數人的認知，這里的隱喻純粹是一個修辭學概念，然而，作為人類自身固有的表達方式，隱喻更接近于與生命同源同位的有機體，文學文本復義與含混的美學特征正是源自于作品其隱喻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說，一旦一個概念進入文本，其就相當于被含納進了一個復雜的隱喻系統，能指和所指被文本的棱面折射開去，顯出一種豐富而富于變化的意義狀態。文學作品中疾病的出現由來已久，而當其成為一種特質與作品中的角色相黏合，它所帶給人物的便不僅是醫學范疇的病理問題這般簡單，而是作為命運的預言構成人物整個活動的寓言的一環，成為一種隱喻。作為隱喻的疾病在文學史的不同歷史階段中顯出了不同的美學傾向以及世界投射，同樣的，在不同流派或者地域中，疾病隱喻所承擔的藝術和社會任務也有所不同。法國學者丹納將地理環境，種族和時代看作是文學決定性的三要素，[2]暫且懸置不論這一觀點在現代主義文學出現之后的普適性，但可以顯見地域因素確實是影響文學內容與風格的重要一環，地緣不僅貫深入作家的整個存在狀態，作為一個世界也以不同角度在文本中呈示出忠實又多變的狀貌來。南方文學一直被認為是情緒化的、嫵媚浪漫而又詭譎奇異的一派，相對于顯出理性實際的北方，南方顯然更易看出與傳統，或者說原始圖騰禁忌的聯系。而當這層詭奇與疾病這個帶著不詳與神秘感的存在相遇，不得不承認這兩者的氣息是如此合拍，疾病隱喻讓南方文學的氣質多了些朽而美的孑然的孤獨感，使南方文學本就錯綜隱約的寓言式書寫更深沉，將痛與生死展現盡致。

二、作為隱喻的疾病與南方文學

疾病的產生是和生命誕生相偕同的，它伴隨著出生而出現，帶著死亡禁忌的陰影，是一種非正常的生命的狀態。人類對于疾病有種天生的恐懼與抗拒，而這種思維模式可以追溯至遠古。在原始社會，任何疾病都是一種可能奪取人們生命的威脅，它幾乎是隱形的，然而卻帶著肉眼可見的死神的力量，這讓完全束手無策的人類感覺到了神明，認為這種恐怖與疼痛是對患病者，乃至整個部落的懲罰。而當人類思考至此，疾病顯然已不僅僅是一種個人性的，生理方面的問題，而變成一種形而上的，和人際和社會和天地相關聯的問題了，因為疾病，人類從實在的庸碌的吃住獵行中走了出來，開始了嚴肅的思考，有關自我、有關生命的意義。較北方，南方作者更鐘情于疾病隱喻。對于這種文學書寫選擇，大致可以從內外兩個方面來理解。從外在因素看，南方更為潮濕多雨的氣候比北方更適宜于疾病的滋生，而南方遠比北方更為豐富的動植物環境使得這里的病種也顯得更加多樣而復雜，南方的疾病書寫從一開始就有其先決的歷史條件。若探究其內因，首先需要關注的是南方文學的普遍寫作風格，更為詭奇浪漫的南方文學天然的便是疾病隱喻獨特美學顯出特質的溫床，南方文學多顯出憂郁晦深感來，而這與疾病隱喻的外顯風致相契，另外，南方文學顯然更沉醉于對迷信和古老風俗的詳細描寫，這種憂傷的傳統帶著某些讓人懷念的時空感，激起人們心中的恐懼和敬畏，而這與疾病顯示出的心理機制是相近的，疾病隱喻在南方文學中更容易喚起讀者的一種奇妙的雙重的畏懼和陌生感，它讓人暫時切斷了現代醫學常識所代表的冷靜和機械，而是回歸到更原始的一種心境中，在心理上把疾病重新歸復成巫術來理解，從而使作品顯出一種神秘而極富縱深感的層次來。

三、以蘇童為例

看當代南方文學中的疾病隱喻在蘇童的小說中，最常見的疾病有三種，即殘疾、精神疾病以及性病，而這也是當代南方作家在書寫時的一種普遍偏好。這三種疾病所顯示出的心理蘊涵和美學特征有所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隱射向人類的一種原始的心理機制，即對神秘事物的畏懼。人們往往無法從純病理學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可憐的病人，而是不自知地回歸到一種古老原始的心境中，以類似于看待巫蠱的恐懼情緒在無意識中將其疏遠，把他們和自身區別開，將其劃入他者。

（一）殘疾

殘疾主要表現為身體的殘缺，同時也作為一種原型存在于當代文學當中，為眾多作家所選擇，形成一個獨具特色的關于殘疾的隱喻體系。在蘇童的作品，尤其是其以少年血為主題的短篇當中，殘疾意象屢見不鮮，這一形象通常為男性，這就使得身體的殘疾更多地指向一種心理的閹割。第一層次的殘疾意象顯示為先天或后天的生理殘疾，如《刺青時代》中的小拐[3]，其身體上的殘疾除了明指向其身世遭遇，同時帶有一種隱喻色彩，主要展現為個體與外界社會的沖突，以世界對作為個體的人的壓抑變形和個體對其所處環境的孤獨反抗相互對照，顯示為一種末路英雄的孑然和寥落，角色身體的殘缺將單個人無法避免的殘缺外顯出來，而這種缺陷與人類原始的對完整性的追求無法彌合，表現出現代人在面對人的中心意義喪失時的困境。而殘疾意象的第二層次則是泛指物種的某種非正常的局部缺失狀態，是身體殘疾的一種精神性變形，顯示為成年男子的萎頓的巨嬰似的生活狀態，如《罌粟世家》中虛弱的劉沉草，《我的帝王生涯》中抗拒使命的端白，其所顯示出的殘疾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但這種殘疾并不直接表達對“患者”的是非評價，而是顯出一種憂傷迷惘的特質來，作為對社會環境展現的一環而存在。這種對生命力退減的描述是蘇童對于整個世紀末男性殘疾萎縮事象的思考和憂慮，與南方墮落這一主題相一致。第三種，也即最大的殘疾則是來自自我的閹割，即亂倫和仇殺。血親之間的不正當的情愛關系和相互殺戮是一種對于長久以來道德秩序的反叛，顯示出了人性中腐壞的一面，在這個層面上，疾病隱喻已不僅僅是一種文本修辭或者對人物特征的昭示，而是可被看作一個隱喻的系統，所有的描寫和角色行動共同構成一個巨大的象征體，這使得文本的主題意蘊顯出深沉而豐厚的意味來，這種敘事隱晦而曲折，表現出南方民族志書寫的風格。

（二）瘋病

瘋病可以說是與現代性聯系最為密切的一種疾病，?？略鳌动偘d與文明》，把瘋疾與一般性的生理病狀區分開來，認為瘋癲并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文明的產物。正常人與瘋癲者并不共有一套邏各斯系統，瘋子就是他者。[4]出于這一分析，瘋癲這一意象自身所具有的含義是極其豐富的，一方面，它經常被用于喻指強者對于弱勢群體的壓抑和殘迫，在這里，瘋病作為角色的一種程度上的命運結局而存在，意在引起讀者的憐憫及對于強勢一方的反思，這層的瘋疾隱喻是相對淺層的，就像《妻妾成群》中的頌蓮。而另一方面，瘋子又常常顯示出預言家的行動元作用，成為一個象征或者貫穿整條脈絡的寓言而存在。現代社會，中心意識普遍喪失，個人碎片化的出現，自我無法完復，焦慮和孤獨感侵蝕，這一切都使得這種瘋疾顯出現代意識。在福克納創造了“白癡敘事”之后，這種獨特的表現手法無疑使中西方的作家著迷，瘋子的形象頻繁地出現在現代和后現代文本當中，成為一種普遍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意象而廣泛存在。在精神病人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扭曲，無序甚至是虛構的，其疾病自身就天然地帶有一種對理性的反叛，并且顯示出了狂歡化的特質。已有公認，較之北方文學，南方文學的先鋒性更強，并且由于經濟的發達，南方文學，尤其是江浙沿海地區的文學更明顯的帶有現代性的特征，其敘述的主體也多為都市和繁華鄉鎮，即使是南方的鄉土作家的作品，往往也常有對于都市侵染鄉村的展現，這就使得南方文學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有關都市文明病的描寫，而瘋疾作為精神疾病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類，更容易被南方作家所偏愛也就很好理解了。

（三）性病

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是為人們所諱莫如深的。情愛小說在古代基本被看作是低俗的市井文學，五四時期受到外來文學的影響，性開始在主流文學中出現，顯示出一種價值向自我回歸的人本主義的精神和自由解放的風氣。這類描寫多是以一種原始沖動的外表出現的，但在粗糙和直露中顯出生命勃勃的沖力。性病雖也能見諸于這些作者文章中，可患有性病之人往往是以背景人物甚至是反派的形象出現，作為主要角色進行具體描摹的很少。但與之不同，南方文學中的性或者性病意象則是表現出了另外一種美學特征。

在當代南方文學中，性的精神層面常常被放逐，出現了許多理性意識缺失的人物形象，其的表現出了兩種傾向，一是攻擊性，二則是癮癥。前者是由生的欲望向死的欲望過渡即在欲求不足時產生的一種毀滅欲，后者則是逃避現實的自我放縱所造成的一種成癮表征。不再是圣潔愛情故事之后的水到渠成，而是畸形的，扭曲的，本能以一種貪婪而無惡不作的面目出現，顯示出反道德，反綱常，反理性的特質。而當這一指向意義的性與疾病聯系起來時，這種破壞與成癮便更為明確地表現出了其與人的死亡和人性沉淪間的聯系，表現出人性的墮落與破敗。

在涉及到性的疾病當中，梅毒是出現頻率最高的一種。關于梅毒，蘇珊•朗格曾做過其社會性隱喻的專門論述，在她看來，梅毒之所以為人所不齒，被看做是一種低俗的，可怖的，令人感到羞恥的疾病，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幾乎單一的傳播途徑，即性交。人類往往對一些顯示出自己動物性的行為不齒，排泄和性行為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兩種。在面對一個患有梅毒的病人時，人們往往無法控制地沉浸在充滿犯罪感的性污染的幻象中，這種場景總是能引起人們的一種道德判斷，感染上梅毒的人常常被認為是不檢點的，自我放縱的，其患上這樣的疾病完全是咎由自取，很難引起旁人的同情。同時，梅毒發病會導致身體的潰爛，這種丑陋和不堪使人感到恐懼，并下意識地進行遠離，這又使得梅毒病人這一形象貼上了孤獨恐怖的標簽。[5]幾乎所有的先鋒小說家都多少使用過梅毒這一意象，這并不是偶然的，這與梅毒所具有的隱喻特征有很大的關系。它不僅是道德墮落的一個象征，同樣還隱喻著外來文化對傳統文明的入侵和蠶食，顯示出個人在現代文明前的身不由己和失落感，是逃亡的原因和逃無可逃的無可奈何，這一點上在蘇童作品《米》的主角五龍身上表現得格外透徹。[6]

與梅毒所代表的縱欲相反，與性有關的另外一種疾病也常常被所提起，那就是性功能障礙。性無能描寫在北方作家筆下往往是在批判宦寺現象的背景下的進行的，其代表就是京派作家群，他們贊美純真熱情的，抗拒萎頓虛假的現代生活，熱忱地向往著一種本真充滿生命力的生存狀態。而這一意象到了南方文學當中，卻常常表現為對人性深處異化和病災的揭示，性無能更多得顯示為一種無可奈何，顯示一種求而不得的痛苦，是人性病態的另一層面的展示。就像《妻妾成群》中的陳佐千[7]，過渡縱欲使其無法借助正常的來緩解欲求，空虛和沉淪在強行刺激下顯得更為可悲而無聊。這里的性無能不是缺乏欲望，而是欲求滿荷后的一種崩壞的狀態，比起社會意義更多的是指向個人層面。

結語

可以看出，與北方文學相比，南方文學中的疾病隱喻具有其特殊性。南方文學普遍地更熱衷于疾病書寫，其所選擇的疾病也更偏向于非正常的，可以將患者與理性秩序下的人所區分開的一類，而在隱喻層面，南方的疾病書寫也比北方更具有現代性和先鋒意識。作為一種隱喻，疾病意象是探索南方文學特質的一個窗口，疾病隱喻也以其人性和世界的雙重指向與其獨特的美學特征成為當代文學批評中一個重要課題。

參考文獻：

[1]亞里士多德.詩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2]丹納.藝術哲學[M].傅雷,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3]蘇童.刺青時代[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

[4]福柯.瘋癲與文明[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5]蘇珊•朗格.疾病的隱喻[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6]蘇童.米[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

[7]蘇童.妻妾成群[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

作者：白茜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