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視角下的宋代文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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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城市的變革對文學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從城市視角來研究宋代文學，已成為學界的一大熱點，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城市視角下的宋代文學研究主要著眼于“城市對宋代文學的影響”研究、“文人與城市”關系研究、“宋代城市書寫”研究，宋代城市書寫有著濃郁的城市文化內涵，反映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塑造了汴京、臨安、洛陽等個性鮮明的城市意象。

關鍵詞:宋代;文學;城市;詞;綜述

宋代是我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高峰期，出現了汴京、臨安、洛陽、成都等繁華大都會。宋代打破了坊與市的界限，使城市呈現出前代未有的新面貌，學界將這一變革稱之為“城市革命”?！俺鞘懈锩苯o宋代的社會生活方式、社會風氣帶來了一系列變化，也對宋代文學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一、“城市對宋代文學的影響”研究

城市變化是社會深刻變化的集中體現，宋代是我國古代城市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宋代城市功能逐漸多元化、城市的發展對文學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劉方《宋代兩京都市文化與文學生產》(上海師范大學2008屆博士論文)從宋代城市革命的視角系統研究宋代城市文學繁榮的諸多領域的特質及其成因，并闡述了宋代都市文化與文學之間的密切關系。詞在北宋時期達到繁盛的原因與宋代城市發展關系密切，學界對此已有較深入的論述。袁行霈認為詞“是一種都市娛樂文學”［1］。郭預衡《中國古代文學史》提出:“兩宋經濟發達，城市繁榮，市民娛樂為之勃興……極大地刺激了具有演唱功能的詞的創作。”［2］楊海明《“詩詞有別”———城市經濟帶給詞的印記》(《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4年第2期)提出兩宋城市經濟對宋詞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使之呈現出與詩不同的特色:娛樂性、艷情性、軟媚性、通俗性。劉尊明《論唐五代詞的發展與城市文化的關系》(《東方叢刊》1997年第3輯)從城市游樂生活、妓女文化、酒筵文化等三個方面探討了城市對唐五代詞創作的影響。王曉驪《文化沖突與詞的演進———唐宋詞與商業文化關系研究》(蘇州大學2001屆博士論文)考察了商業文化力量崛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沖突對唐宋詞的影響。城市的歲時節日對宋詞的內容和風格產生了深刻影響，康瑾娟《簡論汴京節序風俗與宋詞繁榮的互動作用》(《開封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便探討了兩者之間的互動作用。梅國宏《都市文化視域中的宋詞研究》(山東大學2010屆博士論文)探求宋詞與宋代都市生活的相互關系，力圖挖掘宋詞繁盛之文化背景。一些城市在詞學史中占據著重要作用，董浩麟《汴京與宋詞》(《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3期)認為汴京的都市文化促成了宋詞體制的重大變革，使慢詞得到重大發展。翦伯象《汴京的詞學史地位》(《中州學刊》2005年第2期)高度評價了汴京在詞學史中的重要地位，提出汴京“是北宋詞生存、生長的背景，是北宋詞曲傳播—消費的樞紐”［3］。馬俊芬《宋詞與蘇杭》(蘇州大學2011屆博士論文)考察和匯總了115位宋代詞人在蘇州、杭州的行跡，用詞人的客觀活動來印證宋詞與蘇杭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作用。隨著北宋城市功能的不斷完善，市民文化蓬勃發展，出現了專業的娛樂場所———瓦舍勾欄，市民階層的文化水準和審美趣味也影響著俗文學的生產。謝桃坊《宋代瓦市伎藝與市民文學的興起》(《社會科學研究》1991年第3期)從市場學角度探析了瓦市與市民文學之間的關系。話本小說深受城市文化的影響，是瓦舍說話伎藝的產物，張強《運河城市是話本走向成熟的搖籃》(《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充分肯定了運河城市在宋元話本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王平《城市經濟與市民文化影響下的宋元話本小說》(《菏澤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提出話本小說從產生、發展到內容與形式，都是城市經濟的產物。周薇《運河城市與市民文學》(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從運河城市視角對宋元話本、元雜劇、明清通俗小說等市民文學進行深入探討。李強《運河城市與話本研究———以兩宋都城為考察對象》(延邊大學2010屆碩士論文)從運河城市這一角度來探討其與宋代運河都市———東京汴梁和臨安的密切關系。劉倩《南宋杭州的市民文藝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11屆碩士論文)在城市語境中探討市民文學藝術的美學價值和審美特征。鄭永曉《都市文化視閾中雅俗兩種審美傾向的交匯與融合———以宋元話本中的詞為例》(《長江學術》2013年第4期)從都市文化視閾探討了話本小說中的雅俗觀。商品經濟促使文學的俗化，部分文人也參與到了俗文學的生產中來，李簡《宋代城市的演藝場所與文人之參與———從瓦市勾欄、酒樓茶肆談起》(《長江學術》2013年第4期)探討了文人縉紳在演藝場所中的影響力，并指出他們對娛樂的風尚有著引導的作用。戲劇是城市繁榮的產物，廣泛地展示了城市風俗文化。張大新《宋金都城的繁盛與古典戲曲的成熟》(《文學評論》2006年第3期)認為汴京坊市合一的城市格局促進瓦舍文化的繁盛，這是宋金雜劇進入古典戲曲成熟形態的重要原因。鐘嬰《杭州與古代戲曲文學》(《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1987年第3期)闡述了臨安宋雜劇的興盛及優語的文學特色，提出杭州是北雜劇南移后全國戲曲活動的中心。廖奔《臨安雜劇鉤沉》(《河北學刊》1990年第1期)對南宋臨安雜劇的發展做了一個系統的梳理。

二、“文人與城市”關系研究

文人與城市的關系是互動的，宋代文人大多有過城市生活的經歷，城市的景觀、氛圍、個性對文人的創作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同時，宋代文人創作活動也對城市形象的塑造產生了一定的作用。汴京是宋詞繁盛的溫床，也是詞人最為重要的創作基地。在汴京，存在著一個數量可觀的詞人群落。翦伯象《略論汴京詞人群》(《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分析了汴京詞人群的創作特征，提出汴京的消費熱潮是汴京詞人群形成的重要原因。李清照曾在汴京度過人生最美好的時光，汴京在她的作品中留下深深烙印，韓玉生《李清照與開封》(《開封教育學院學報》1989年第2期)、王基《關于李清照與開封的幾個問題》(《開封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李清照與開封的歷史緣分》(《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1995年第2期)、田甜《論易安詞中的汴京文化意象》(《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等論文對易安詞與汴京關系有著較為深入的闡述。宋代城市的功能日益多元化，城市生活的功利性、世俗性、娛樂性對文人的創作、心態的影響至為深遠。宋詞豐富了市民生活，市民的審美趣味也影響著文人詞的創作，陳未鵬《宋代都市公共文化空間與宋詞的俗化———以酒樓為例》(《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4期)提出宋詞在都市公共文化空間的影響下逐漸俗化;田苗《北宋城市發展與柳永詞創作關系初探》(《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3期)探討了柳永的創作與北宋城市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于志鵬《試論城市經濟影響下蘇軾詞的價值取向》(《綏化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探討了城市經濟對蘇軾詞的影響;周曉音《從蘇軾仕杭文學看北宋杭州娛樂精神的張揚》(《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14年第5期)探討了蘇軾仕杭文學作品中的娛樂精神，并分析了這種娛樂精神產生的原因。城市具有文化聚合的功能，有利于形成文人集團。洛陽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作為北宋陪都，洛陽的文化性較政治性更為突顯，一度名相大儒云集。宋仁宗天圣年間，形成了以錢惟演為中心的洛陽文人集團。王水照《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地域環境的關系》(《文學遺產》1994年第3期)論述了洛陽地區的地域文化、自然環境與洛陽錢幕文人集團創作之間的關系。王書榮《地域文化與洛陽錢幕文人集團唱和詩研究》(廣西大學2012屆碩士論文)從洛陽社會政治文化、風物習俗傳統等、詩文環境等視角探討了錢幕文人的唱和活動。歐陽修是洛陽錢幕文人集團的代表人物，他在洛陽期間積極研習古文，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認為“歐陽修倡導詩新的起點是在洛陽”［4］。歐陽修對洛陽有著深厚的感情，陳湘琳《記憶的場景:洛陽在歐陽修文學中的象征意義》(《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3期)從記憶場景的角度來探討洛陽在歐陽修創作中的重要地位。梅堯臣亦是錢幕集團的主要干將，他與歐陽修詩文酬唱，對整個宋詩發展生成具有深遠影響。屈玉川《洛陽文人集團與梅堯臣詩歌的孕育》(杭州師范大學2011屆碩士論文)以洛陽文人集團為中心，探討了梅堯臣詩歌創作對前人的傳承和變化。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司馬光、富弼等重臣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紛紛離任后移居洛陽。這些士夫夫在洛陽相互唱和，論學交游，組織了各種士人社團。司馬光在洛陽閑居達十五年之久，是當時洛陽文壇的精神領袖。馬東瑤《司馬光與熙豐時期的洛陽詩壇》(《中國文化研究》2004年夏之卷)探討了以司馬光為中心的洛陽詩壇的創作活動。劉方《獨樂精神與詩意棲居———司馬光的城市書寫與洛陽城市意象的雙向建構》(《江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以司馬光洛陽城市書寫為例，分析了宋代城市革命對文人思想的影響，并指出這些城市書寫參與了洛陽城市文化的建構。洛陽也是北宋的理學中心，匯聚了邵雍、程顥、程頤等理學家，形成了極具影響力的“洛學”。邵雍將哲學思想與洛陽山水之美相融合，葉麗媛《邵雍詩歌與洛陽地域文化》(山東師范大學2010屆碩士論文)闡述了邵雍詩歌與洛陽的密切關系。何新所《試論西京洛陽的交游方式與交游空間———以邵雍為中心》(《河南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提出邵雍在洛陽的交游彰顯出洛陽別具一格的都市文化生態。南宋文人結盟風氣極盛，主要集中于兩浙地區。臨安是南宋文學的中心，文人倡和活動十分頻繁，莊曉燕《論南宋都城臨安文人群體的交游與唱和》(浙江師范大學2005屆碩士論文)、崔倩《宋元之際臨安文人倡和活動研究》(浙江大學2009屆碩士論文)等論文探討了臨安文人群體的創作活動。臨安山明水秀，營建園林之風極盛，這既拓展了文人的游憩空間，也為文人交游提供了聚會場所。曾維剛《園林別業與宋人休閑雅集和文學活動———以杭州張镃南湖別業為中心的考察》(《浙江學刊》)2012年第5期)、劉方《南湖雅集:南宋都城私家園林的典范與文學活動》(第二屆江南文化論壇———江南都市與中國文學)等論文探討了園林別業與宋人休閑雅集和文學活動之間的關系。

三、“宋代城市書寫”研究

宋代城市化程度較高，城市的作用日益突顯，涌現出大量以城市為描寫對象的文學作品。宋人普遍具有戀都情結，有關帝都的書寫不絕如縷。張文利《宋詞中的雙城敘事》(《文學評論》2009年第1期)從社會文化學和都城地理學的角度來解讀宋詞中的雙城映像，探討了政治氣運與文化軸心的移動對汴京和杭州詞創作的影響。李睿紅《宋詞中的帝京意象》(華東師范大學2013屆碩士論文)分別選取了柳永、晁端禮和張炎為代表考察了宋詞中的帝京意象。都市生活是宋詞的重要題材，都市詞日益得到學界的關注。陳登平《柳永都市詞》(福建師范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討論了柳永都市詞與北宋都市之間的雙向互動關系，并討論了柳永都市詞的影響。胡春玲《詞的都市化———論柳永城市詞》(《殷都學刊》2002年第1期)、歐陽勤《都市風情入詞來———論柳永都市詞》(《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楊茜《北宋城市風情詞論略》(《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等論文探討了柳永都市詞的藝術特征，并肯定了其記錄北宋都市風情的史料價值。楊穎《北宋都市詞研究》(廣西師范大學2011年碩士論文)、劉揚《南宋都市詞研究》(青島大學2013屆碩士論文)分別系統地研究了北宋、南宋的都市詞。劉揚忠《宋代都市文化與宋詞中的文學風景》(《詞學》2013年第1期)對宋代都市風景詞的發展線索進行了梳理與評價。城市作為一種空間性存在，與小說有著天然的聯系。小說往往以城市為故事的發生場所，展現了廣闊的城市生活，勾勒了市井生活百態。城市小說具有很強的地域色彩，一些城市作為背景反復出現，學界對此亦有深入探討。話本小說是城市經濟的產物，為吸引市民階層的關注，往往以城市作為虛構的故事背景，帝都則是話本小說家最為青睞的故事發生地。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共考訂出40篇宋元話本，據李會芹《宋元話本中東京、臨安故事研究》(河南大學2011屆碩士論文)統計，以東京、臨安為故事背景的宋元話本各16篇，這占據了宋元小說中的很大一部分。帝都作為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其繁榮與衰敗與國家的興亡息息相關。汴京是北宋都城，也是北宋皇權的象征，汴京意象往往有著濃郁的政治意味。翦伯象《宋詞汴京意象論》(《求索》2003年第2期)、梅國宏《宋詞都城意象的文化闡釋———以汴京為中心》(《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年第6期)以汴京為中心分析了宋詞中的都城意象。東京在宋代小說中有著完整的呈現，劉勇強《話本小說中的“東京”》(《長江學術》2013年第4期)論述了宋元話本小說中的東京形象，并指出東京風貌在話本小說中的演化折射出宋元時期文學變遷的進程。城市見證了繁華，也承載著記憶，陳燕妮《論宋詩中的金明池》闡釋了宋詩中的金明池意象，并分析了承載著“東京繁華”和“東京夢華”的金明池意象與宋帝國命運之間的聯系。隨著北宋的覆亡，宋室王朝南遷，臨安成為偏安政權的都城，南宋詞人對臨安的帝都認同經歷了一個復雜而微妙的過程，陳瑜《現實的選擇與理想的剪影———南宋詞人以臨安為中心的帝都書寫》(《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分析了南宋詞人對待臨安帝都的復雜情感。劉方《東南形勝:北宋杭州都市景觀與文學表達》(《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闡述了北宋杭州書寫中自然景觀與都市文化景觀相融合的新趨勢。隨著唐王朝的滅亡，長安由一國之都下降為一般性城市，其繁華早已成過往。作為前朝故都，長安仍受到宋代文人們的鐘愛，頻頻出現在詩詞之中，李世忠《宋詞中的“長安”意象》(《長安大學學報》社科版2013年第2期)探討了宋詞中意蘊豐富的長安意象，劉萬川、曹向華《宋代詩詞中的“長安”及其文化意蘊》(《煙臺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第5期)分析了宋代詩詞中長安的指代和象征意義，并指出后代文學延續了宋代長安意象。揚州經濟在宋代已逐漸衰落，但揚州仍是文人鐘愛的意象。

鄭玲《北宋揚州文學研究》(廈門大學2007屆碩士論文)從地域文化視角對北宋揚州文學進行系統研究。嚴浩偉《唐詩宋詞中的揚州城市意象》(《安徽文學》2008年第2期)指出宋詞延續了唐詩中的揚州意象，卻彌漫著一種低沉蒼涼的情緒。宋代城市書寫展現了異彩紛呈的都市文化，這些書寫雖有夸飾一面，但大體以現實生活為素材，全方位地展現了宋代都市生活，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若加以認真甄別，完全可以用來印證和補充有關文獻的記載。近年來，不少學者打通文史界限，運用交叉學科的理論，通過宋代城市書寫來考察宋代城市。宋詞是都市的產物，也是都市生活的一面鏡子，以柳永為代表的都市詞立體呈現了宋代都市的風光勝景、民風民俗及市井生活。楊萬里《宋詞與宋代城市生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是一部文史結合的論著，分宋詞與都市、節日、歌妓、市民四個方面加以論述。周小娥《從柳永詞看宋代都市》(《社科縱橫》1997年第3期)探討了柳永詞中的都市風貌、市井節令及民風民俗。曾大興《柳永都市風情詞的歷史價值與民俗價值》(《暨南學報》2003年第4期)指出柳永都市風情詞包含著豐富的歷史圖景與民俗內容，并闡述了這些詞的歷史價值和民俗價值。王筱蕓《變舊聲作新聲———柳永歌詞的都市敘述與北宋中葉都市文化建構》(《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分析了柳永歌詞的都市敘述，并指出柳永歌詞對宋代新都市文化建構具有深遠影響。劉云霞、甘鵬飛《論宋詞與汴京節日文化———以柳永為例》(《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考察了宋詞中的汴京節日文化。宋詩中亦包含豐富的城市文化，陳曉燕《宋詩所見揚州經濟現象及其成因探析》(《中國城市經濟》2011年第27期)利用宋詩相關文本來考察揚州的經濟現象并對其成因進行了分析。

劉方《作為都市文學敘事的劉子翚〈汴京紀事〉》(《井岡山大學學報》社科版2013年第1期)闡述了《汴京紀事》組詩中的文學敘事與想象，并指出劉子翚在組詩中努力重建了他的意義世界。蔣東玲《宋詩視閾中兩浙地區城市商貿新風略論》(《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探討了宋代涉商詩中所體現出來的浙地城市商貿經濟的發展新變。宋記小說特別發達，信息含量極大，自由隨意的篇幅有利于充分展現城市風貌，這為研究兩宋城市提供了絕佳的素材。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吳自牧《夢粱錄》分別記錄了北宋汴京和南宋臨安的社會風俗，伊永文《以〈東京夢華錄〉為中心的“夢華體”文學》(《求是》2009年第1期)認為《東京夢華錄》開創了以城市市民生活為主流的筆記文學流派。鄭繼猛《宋代都市筆記研究》(陜西師范大學2009屆博士論文)考察了宋代都市筆記記錄的城市聲音、城市影像、城市“奇”“觀”與都市文化。孫薇薇《〈夷堅志〉與宋代城市民俗研究》(黑龍江大學2010屆碩士論文)從民俗學角度切入，對《夷堅志》中記錄市民生活的篇章進行了分析。何世群《文史視野下的南宋臨安研究———以城市筆記、話本小說為中心》(上海師范大學2009屆碩士論文)以有關南宋臨安的城市筆記和話本小說為主要研究資料，力圖再現出一幅反映南宋臨安城市生活的江南“清明上河圖”。葛昕《從〈夢粱錄〉看南宋臨安市民階層的都市生活》(華東師范大學2013屆碩士論文)從《夢粱錄》文本著手研究臨安市民生活的商業、休閑、民俗文化等活動。周芊《〈東京夢華錄〉之北宋都城汴梁民俗生活研究》(青海師范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充分利用《東京夢華錄》的相關文本來考察北宋汴梁的民俗生活。宋代城市書寫有著濃郁的城市文化內涵，反映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塑造了汴京、臨安、洛陽等個性鮮明的城市意象。這些城市已歷經千年滄桑，早已不復當年光景。通過宋代城市書寫，今人可以從中窺得宋代城市風流。

參考文獻:

［1］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78．

［2］郭預衡．中國古代文學史．第三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8．

［3］翦伯象．汴京的詞學史地位［J］．中州學刊，2005(2)．

［4］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39．

作者：王柳芳 單位：豫章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