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分區述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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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學者對湖南方言已有了五種分區。這五種分區分別是：楊時逢先生的分區（
1974年，臺北，《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442－1447頁，下簡稱《報告》），日本學者＠①伸久先
生的分區（1979年，東京，《湖南諸方言》，載
《中國語學》226期，下簡稱《分布》），湖南師院中文系的分區（1960年，長沙，《湖南省方言普查
總結報告》（石印本）240－247頁，下簡稱《總結》），鮑厚星和顏森的分區（1986年，《湖南方
言的分區》，載《方言》1986年第4期，下簡稱《分區》），周振鶴、游汝杰的分區（1985年，《湖
南省方言區畫及其歷史背景》，載《方言》1985年第4期，下簡稱《背景》）。這五種分區，從方法上看
各具特點，從結果上看互有參差，下面，我們將其分成兩類來討論。
1．1．1楊時逢先生分區的方法是：“把某一處的方言特點歸納起來，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點，聲調
的類別，音韻特點，開合口及調類等區別，來作分區的條件。”實際工作中，楊時逢先生用作分區條件的特征
條件有十二項。根據這些分區條件，楊先生把湖南方言分成五個區。第一區是“典型的湖南話”，第二區“大
都跟第一區差不多，第
三、四兩區難以命名，第五區接近西南官話”。對這個分區結果，楊先生自己也很不滿
意，認為“不很理想”。對這個結果，方言學界也議論紛紛。鮑厚星認為《報告》把長沙和慈利、平江、瀏陽
等地畫一區，把衡陽和常德畫為一區都是不合適的（見《湖南省漢語方言地圖三幅》的文字說明部分，載《方
言》1985年第4期）。《背景》則認為《報告》的“分區圖有些支離破碎，難于令人滿意”。我們的看法
是：《報告》立足于語言實際，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反映了湖南方言的真實面貌，如
一、二兩區的大多數方言點
，學術界一般都認為屬湘語系統，第五區劃歸西南官話也大體無誤，至于作出的方言分區圖看去有點支離破碎
，只要符合語言實際，也不應算是作者的錯。但勿庸諱言，《報告》的分區也與湖南方言的實際情況有相當的
出入。如湖南的郴州、藍山、嘉禾等地，按《報告》上列出的語言材料就應劃歸西南官話（見黃雪貞《西南官
話的分區（稿）》，載《方言》1986／4），如果考慮到這些地方的雙重方言性質則可暫列為雙重方言區
來處理，具體分區待查明全部情況后再作決定（見鮑厚星《湖南省漢語方言地圖三幅》中有關的文字說明，載
《方言》1985／4）。《報告》分區偏離語言實際的原因主要是：提出的分區條目有綜合無系統，不能總
括湖南全省的語言實際，用這樣的條目來分區，自然要影響其分區質量。
1．1．2《報告》的分區中，長沙和城步同屬第一區，與城步接境的武岡卻屬第二區。對此，《背景
》批評道：“城步跟長沙不但主要的語言特征相差甚遠，而且很難通話，而城步跟武岡則語言大半相似，交談
也不很困難。”在這里，《背景》用來衡量分區質量的標準看來是兩條：主要的語言特征和通話程度。可以據
此推知，如果甲乙兩地方言的主要語言特征相近或相同，能通話或通話不大困難的，就應劃為同一方言區，如
城步與武岡，反之則否，如城步與長沙。可見，這兩條不但是檢驗分區結果的依據，也是分區時應遵循的標準
。這兩個問題雖然是在對《報告》的批評中提出來的，但由于它們在方言分區中關系重大，有必要略作進一步
的討論。
先談“主要的語言特征”。
到底長沙、城步和武岡三個方言點各自“主要的語言特征”是什么，《背景》并沒有明確指出。倘若真的
只用一兩條特征就可以進行有效的方言分區的話，那不但《背景》對《分布》的批評難以成立，而且《背景》
用數學方法來進行分區也屬多此一舉。因此，《背景》據此批評《報告》不但不得要領，而且還自相矛盾。究
竟某方言區有沒有“主要的語言特征”，“主要的語言特征”具體所指又是什么，對此，方言學界有種種看法
并有過大量的分區實踐，筆者的看法是：由于“主要的語言特征”難以確定，寧可用方言的“區別性特征”來
代替它。在分區實踐中，這種“區別性特征”可以通過多方比較來抽取。根據分區的需要，可以用一條，也可
以用多條。這些分區條目不論是“一”還是“多”，都要求對內有盡量大的周遍性，對外有盡量強的排他性。
用能否通話來檢驗分區結果也是值得考慮的。就《背景》的分區而言，也不乏同一區中有不能通話或通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