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文本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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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解釋學是當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學思潮，解釋學意識正在廣泛地滲透到各冬文學科的研究中，將解釋學方法運用于新聞文本的解讀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創造性的啟示和發現。從解釋學視角考察新聞文本的特征，其鮮明的“作者消隱”特征和“受眾指向”為讀者獨立的、多元的解讀文本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但是透過受眾多元解讀的表象，新聞文本的實質卻是一種傳播者本位的活動，受眾本位沒有實現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
當今社會是一個由眾多文本構成的社會，人們每日生產并消費著大量的文化文本，這使得文本的解釋和解讀變得非常重要。伽達默爾在1960年推出了巨著《真理與方法》使得解釋學不僅成為一股熱潮，而且使“解釋學意識”成為20世紀以來最重要的思想觀念之一，學者張汝倫稱之為“人類哲學思想在本世紀發生的‘解釋學’轉折”[。解釋學作為理解和解釋“文本”(text)的意義的理論或哲學，其涵蓋范圍相當廣泛。“這里所說的‘文本’，可以一般地解釋為一切以書面文字和口頭語言表達的人類語義交往的形式。而‘意義’是一個抽象而難以明確統一定義的概念，它體現了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人與自我的種種復雜交錯的文化關系、歷史關系、心理關系和實踐關系。”[](～。’通過對文本內部因素、外部因素的對照考察，以求獲得對文本的正確理解。這一理念使解釋學成為一種致力于對文本的“意義”的進行理解和解釋的理論體系。
信息社會中的新聞文本傳播范圍廣、受眾數量多、對社會影響也很大。解釋學的興起與發展為新聞文本的解讀提供了必要的方法和指導，正如施萊爾馬赫所說“哪里有誤讀，哪里就有解釋學”。因此，將解釋學方法運用于新聞文本的解讀中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創造性的思路。從解釋學的視角來看新聞文本，其文本特征非常突出。
一、新聞文本的“作者消隱”
借鑒M·H·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一書中以作品為中心構建的文學研究系統，我們發現所有的文本系統都是由世界(宇宙)、作品、作者、讀者四個要素構成的，解釋學以前的中西文學研究和社會文本研究都比較關注的是作者這一要素。解釋學的興起，一改以往的“作者中心論”，大大提升了系統中文本和讀者的地位，解釋學中出現的這種對作者研究的疏理傾向，和新聞文本對作者的天然排斥有著某種一致性。
縱觀中西新聞事業的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新聞事業一度被稱為宣傳并成為各個歷史時期不同黨派、階級的重要斗爭手段，但是在新聞文本的寫作和接受中，卻有一種奇特的現象，即新聞文本很少甚至在以各種方式抗拒作者的出現。因此，大多數的新聞讀者或受眾可能會記得許多新聞文本中的新聞人物和新聞事件，但是很少會有人記得寫就這些新聞文本的記者的名字。這和我們面對文學作品時首先要找尋的作品歸屬有著天壤之別，茅盾的《子夜》、魯迅的《野草》、韓寒的《三重門》，我們習慣于在作品之前或之后帶上作者的名字，文學作品似乎有著和作者天然的聯系，每一部文學作品都銘刻著作者的印記。和文學文本不同的是：新聞文本常常運用各種方法企圖消隱作者的存在，大多數通訊社的稿件只顯示通訊社的名稱，而略去記者的名字，這代表著新聞文本在寫作中遵循著特殊的原則——客觀性原則。“新聞作品的客觀性”經過歷史的選擇和學界的討論后無疑已成為新聞寫作的典范要求。羅蘭·巴爾特在《寫作的零度》中談到客觀的新聞報道的寫作時稱其為“白色的寫作”或“零度的寫作”，其目的也是要標示出新聞這一特殊文本對寫作者身份和意志的消解。直到現在，所有新聞寫作仍然將客觀性和“作者的消失”作為最佳新聞文本的必備條件。大多數新聞寫作的教科書會反復的告誡初學者要多用動詞、少用形容詞和修飾性成分；要報道而不要推論和判斷。為什么呢?很簡單，因為形容詞和修飾性成分、推論和判斷都會暴露作者的隱身之處。時至今日，大多數的業內、業外人士都認識到絕對客觀的不可能，但是所有新聞文本的寫作者依然會恪守客觀報道的理念，有意識地去避免推論和判斷帶來的偏見。下面這則電訊稿堪稱新聞文本的典范之作：
(路透社達拉斯1963年11月22Et電)急電：肯尼迪總統今天在這里遭到刺客槍擊身死。
總統與夫人同乘一輛車中，刺客發三彈，命中總統頭部。
總統被緊急送入醫院，并經輸血，但不久身死。’
官方消息說，總統下午l時逝世。
副總統約翰遜將繼任總統。
這篇報道可以充分體現新聞文本的特點：只標明了通訊社的名稱而缺失作者；文本以陳述事實為主，沒有判斷與推理；強調對動詞的使用，力避形容詞、副詞等修飾性成分；敘述簡潔明快，直接將讀者的目光拉到新聞文本所報道的信息之上，極力想創造信息的自動呈現的動態效果。這樣一種寫作模式使新聞文本從最初就呈現出文本與受眾的自然交流和溝通的特性，通過隱藏作者而突出了信息傳遞過程中的文本和受眾的關系，從而創造出了信息自然流動的幻覺。
二、新聞文本的“受眾指向”
伽達默爾運用“游戲”概念，從本體論角度闡發了他的藝術本體觀念。他認為，藝術的本質就在于它是一種游戲，而游戲通常由游戲者和觀者組成一個整體，但最根本的是由觀者去感受。“游戲的真正主體不是游戲者而是游戲本身，是游戲本身在游戲。……作品的真正主體不是作者而是作品本身……”“游戲和作品的自我表現都需要觀眾，只有在觀看中這種自我表現才能實現并持存下去”。“對作品的存在而言，作者的創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讀者的理解，讀者的理解使作品變成現實”。
在傳統的新聞文本寫作中，尤其是政黨報紙唱主角的“黑暗時代”，新聞以傳者為中心，甚至簡化為一種宣傳，直到現在，每當國家有大的事情發生或者政治上出現不穩定因素時，傳者意志也依然會突然被提高到至高無上的境地。政府、企業、或掌權者為自己之利益所作的一些議程設置，更是傳播者(廣義的新聞文本的寫作者)的意志體現。大眾傳播效果理論中魔彈論是對這種現象的很好注解：面對新聞媒介的信息洪流，受眾就像是沒有任何抵抗力和自由意志的靶子，會在媒介的射擊中應聲倒下。但是隨著受眾研究的展開，魔彈論過分夸大傳播者意志的神話不攻自破。在我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受眾的參與以及其對新聞文本的解讀日益得到凸顯。人們開始注意到所有的新聞文本都具有一定的指向性，這種指向主要是對讀者的呼喚。新聞文本作為時效性極強的“易碎品”，一旦錯過讀者的注視就會變成永遠的零符號，沒有文學史上被忽略作品被重評為經典的幸運，因此其對受眾參與的渴望也就更為強烈。這使得當前的新聞文本的從醞釀到生產始終都有明確的“受眾指向”。對受眾參與的重視直接促成了大眾傳播理論修正：在解釋一個完整的傳播過程時添加了一個今天看來不可或缺的要素——受眾反饋。這一雙向傳播鏈的完成不僅指出的新聞文本的有著潛在的指向對象，而且把受眾的反饋視為傳播過程必不可少的要素。這一要素的發現為后來新聞傳播研究從傳者本位到受眾意識的崛起打下了很好的理論根基。伽達默爾說“游戲也是一種交往活動”，“游戲始終要求別人同戲”[j(P37)。在注意力經濟時代，新聞文本永遠在期待讀者的關注和閱讀與參與。解釋學對新聞文本解讀的更深的啟發在于，新聞文本在制作過程中已經開始考慮到受眾的解讀問題。隨著媒介產業化進程的推進，各類媒體對于兼具消費者特征的受眾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這種關注已經從對新聞文本解讀的重視，延伸到新聞文本的選材、立意等各個方面。比如新聞界對所謂“強點信息”(生活中的熱點、焦點、難點問題)的關注，我們完全可以視之為受眾興趣的延伸。當前許多都市類報紙采用各種手段調動受眾參與的積極性，一些受眾甚至直接參與了新聞文本的生產。比如《商報》的“爆料新聞”有的是由讀者直接提供新索、有的干脆就是讀者自己的講述；《湖南衛視新聞》中的部分新聞也是由熱心觀眾提供。從意義上講，新聞不僅延承了解釋學對文本和讀系的重視，而且將受眾參與提升到了前所未有度；而新聞文本的最終的評價標準所依賴的報行量和電視的收視率更是對受眾參與的肯定。學的視角不僅讓我們注意到了傳播過程中受眾性，而且為傳播理論從傳者本位到受眾意識的提供了很好的原因注解。
三、新聞文本解讀的多元性特征
解釋學是一種對文本意義的理解和解釋體對意義的探究必然會強調理解和解釋的有效性此“理解”成為了解釋學的重要范疇。伽達默爾人總是生存在一個意義的世界，面對處身的世界有意義的事物或事件會作出自己的理解，探究其義。任何理解都是在歷史中進行的，理解的歷史構成了我們的“前見”和我們身處其中的傳統。聞文本的解讀中我們發現讀者的“前見”對新聞的解讀有著重要的影響，每個讀者都會基于自身利益解讀新聞，產生自己的理解，而任何人的理是站在自己處身的立場，以特定的觀點和世界去解和解釋歷史事件和本文意義。因此，歷史無所本來面目，文本的意義永遠處于不斷理解的過程這使得傳播廣、受眾多的新聞文本從生成開始便涵了無窮大的“多元”解讀的可能性。
在現實中，對同一新聞文本的不同理解是廣存在的。以《中國新一輪的“辭官下海”波瀾》的解為例：
“辭官下海”在中國并非新鮮事物。最中國又迎來了新一輪的“辭官下海”波瀾。這現象已引起中國高層的注意。
江蘇、浙江、廣東等省市，最近一段時期出現了在任領導干部“辭官下海”的現象，有下海的領導干部還具有較高的級男l，這是繼世紀90年代初出現的第一波官員“下海經熱后的第二波下海熱潮……
面對這則新聞文本，每個讀者基于自身的利益和關注點的不同往往會有不同的理解。樂觀者認為：“辭官下海”不過是一種對職業選擇的正常現象，這是一種思想大解放，是對傳統官本位的舍棄。悲觀者卻看到“辭官下海”背后“洗錢”和“權力兌付”合法化，其中孕育著腐敗的因素。中庸者提出：一方面要鼓勵正常的下海經商，另一方面要遏制官員下海產生的腐敗，要嚴防權力病變為資本和資本收購權力必須建立相應的監督體系及約束機制。對于受眾對同一文本的不同解讀，英國大眾傳播學者斯圖亞特·霍爾曾經進行過獨到的分析和歸納。霍爾模式認為，文本在制作中給受眾留下了多元解讀的空間，受眾對文本的理解不一定要和文本制作者保持一致，因此受眾對同一文本的解讀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以受眾和傳播者解碼是否一致為標準，我們在總體上可以將受眾的解讀分為三大類：完全的支配霸權立場(受眾完全贊同傳播者的立場和觀點)、協商談判立場(受眾部分贊同傳播者的立場和觀點)、對立立場(受眾完全反對傳播者的立場和觀點)。
四、新聞文本“傳者本位”的實質
不同的理解卻產生于同一新聞文本，這就是解釋學所謂“創新性理解”。解釋學對新聞文本解讀最大的啟發就在于承認理解的差異性與受眾對同一新聞文本時給出不同解釋的合法性。但是對于全然不同的解讀，哪一種解釋才是有效的呢?美國文論家E·D·赫什在《解釋的有效性》中提出了作者標準。他“認為作者原意不僅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是正確解釋的唯一合法標準，正確地解釋就是符合作者原意的解釋”[5](P239)。作者的原意即“意義”不會改變，讀者的解釋即“意味”可以改變，“意味”不可能改變“意義”。由此看來，新聞的傳播理念雖然竭力淡化作者的顯身，但在實踐上卻和解釋學重樹作者標準有著一致性。任何新聞文本在解讀環節最終還是在強調作者意圖的貫徹，胡喬木的“愈是好的新聞愈是善于在內容上貫徹自己的意見，也愈是善于在形式上隱藏自己的意見”。而在新聞實踐中，我們檢驗新聞傳播的效果時更是首當其沖將傳播者意圖的最終實現作為標準。新晨：
綜上所述，從解釋學視角來看，新聞文本雖然從形式上竭力地強調作者的淡出，從各個方面都注意受眾對新聞文本解讀，并對受眾的解讀經驗研究予以了特別的關注，但是透過受眾研究中肯定受眾解讀新聞文本自主性的表象，我們不得不承認，新聞文本永遠是傳播者意圖的彰顯與貫徹，霍爾三種解碼方式背后有一個共同的劃分標準即傳播者意圖的實現。因此許多業內人士樂觀談論的從傳者本位到受眾本位的轉換，從理論和實踐角度來講，都不過是一種理想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