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時代哲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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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苦短，轉眼就是百年。雷蒙·阿隆如果活到現在，已經是百歲老人了。世事如棋，人生如弈，面對滄桑巨變，不知他會不會有恍如隔世之感？

雷蒙·阿隆生活在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人們常拿他與薩特相提并論，是因為他們都出生于1905年，都畢業于著名的巴黎高師，都是法國著名的思想家。如果不是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阿隆會順理成章地參加高校教師資格考試（agrégation），并在大學任教。他雖然不是中國人，沒有聽過蔣委員長“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的演講，還是遠走他鄉，加盟戴高樂將軍在倫敦建立的法國抵抗組織。

二戰結束后，他從倫敦返回巴黎，曾在安德烈·馬爾羅的戰后新聞部短期任職。任職時間雖然不長，卻立志以新聞采訪和政治評論為終身之職。他1954年開始在索邦講授社會學，同時在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校（EHESS）任教，1971年入選法蘭西學院。1983年逝世時，有人說他“不僅是法國大學中偉大的教授，而且是法國大學中最偉大的教授”。因為“死者為大”，所以即使這話有些水分，也沒有多少人深究。

阿隆接受的學術訓練是哲學，博士論文主攻哲學史上的認識論問題。但縱觀其一生，他的學術旨趣是主要是社會學，他大多圍繞著社會思想、產業社會等問題“大放厥詞”。他興趣廣泛，涉獵的領域包括國際關系、思想史、軍事理論、比較政治學等。而且在這些領域，他都是公認的國際權威?？梢哉f，他不僅是術業有專攻的專家，而且是興趣極廣泛的學者；不僅是興趣極廣泛的學者，而且是矢志不渝的思想家。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說，他既是大力介于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勇于對公共事件指手畫腳，同時又是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專家。雖然法國有這樣的傳統，但在他那個時代，能同時演好這兩種角色并不容易。

廣泛的興趣和豐碩的成果，使他成為法國公共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但與其他公共知識分子相比，他有明顯的過人之處：猜不透的果子他不吃——他只守望自己熟悉的領域，談論自己關切的話題；沒有味道的果子也不吃——絕不像中國今天某些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那樣，上了趟廁所，因為多交了三五角錢，也要仰天長嘆：“中國，一個小便也不免費的國家！”

在那代知識分子中，雷蒙·阿隆屬于特立獨行之士，他總是不合時宜，與自己所處的時代顯得格格不入。比如，盡管他最初同情左翼人士，并與薩特、梅洛-龐蒂等人一道創辦了著名的左翼文化雜志《現代》，但在冷戰時期，他卻站在西方的立場上指點江山。這的確夠“出格”的，因為那時候，法國知識分子要么保持中立，要么同情共產主義，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阿隆還常有驚人之論。比如，他認為，超級大國不可能為所欲為；同樣，阻止超級大國為所欲為的人也不能隨心所欲。核武器具有極強的殺傷力，令人不寒而栗，但核武器并不等于一切，過分夸大核武器在軍事、外交方面的作用，有自欺欺人之嫌。這與當時甚囂塵上的“核武萬能論”頗不合拍。

在那代知識分子中，只有阿隆始終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抗拒極權主義的巨大誘惑，無論這誘惑是來自左翼還是來自右翼。此外，他還透過獨特的法國視角來觀察政治事務、進行政治評論。這些特點的奇妙混合，使得他的著述在今天看來是如此的卓然獨立，以至于常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當然，他的著述之所以對于今天的讀者來還有巨大的吸引力，部分原因就在這里。

阿隆認為，他采取自由主義的立場，是那個時代使然，因為他畢竟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法西斯主義、原子時代。在這些重大歷史事件面前，任何接受過精致的古典教育的法國人都不會無動于衷。但是包括薩特在內的其他知識分子也經歷了這些事件，為什么只有阿隆拋開了抽象的思辨和政治上的效忠，保持了獨立自由的人格？這至今仍是一個謎。

阿隆最重要的著述發表（出版）于20世紀50年代。那是他的黃金歲月。他關心的較為重要的話題包括冷戰及冷戰中超級大國、極權主義理論與實踐、殖民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等問題。這些都是對公共事務的反思。當然阿隆不是能掐會算的諸葛亮，他也沒有先見之明，無法得知美蘇之間的對抗將以何種形式收場，不會預料到在他去世后的幾年之內世界會發生如此巨變，不會知道如此巨變對于世界說來是何等重要。這也正是他的難能可貴之處，因為在面對不可確定的歷史難題時，他表現出驚人的智慧和堅定的意志。

阿隆在政治上冷靜客觀、慎思明辨，決不隨波逐流、人云亦云。這與他的特殊經歷有關。阿隆畢業后曾在魏瑪共和國生活過一段時間，在那里，他目睹了民主政治的崩潰和專制主義的崛起。他迫不及待地告訴法國同胞，萊茵河兩岸正在發生的一切究竟意味著什么，其后果有多么嚴重?？杀氖?，沒有人愿意聽他“狼來了”的吶喊，反而覺得他在極力“危言聳聽”，以為他在“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他親歷了法國第三共和的衰微，目睹了政治的腐敗是如何導致了貝當在納粹軍隊入侵法國后的上臺。自由政治何以如此不堪一擊？何以時時受到無政府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威脅？阿隆對此甚感興趣，甚至是極其著迷。他一直在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并因此和他的同代人分庭抗禮。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經歷和憂慮，20世紀30年代，就在法國政客和知識分子面對希特勒的大屠殺茫然四顧之時，他已經預見到了這個事件可能導致的后果；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經歷和憂慮，他才能對戰后法國出現的各種危機（包括1968年五月運動）做出積極而審慎的回應。阿隆一再強調知識分子肩負的責任，呼吁法國知識分子積極介入公共事務和的公共爭端。對于知識分子來說，介入不僅一種重要的生活態度，而且是改進社會的主要方式。因為在一個危機重重的社會里，僅僅觀察和紀錄是遠遠不夠的——知識分子不能因為充當了“人類罪惡與災難的觀察者”而沾沾自喜。

當然，這并不說明觀察并不重要。相反，與抽象的理論相比，觀察和經驗更有價值。阿隆一直關心政治穩定（politicalstability）、公民秩序（civilorder）和公共自由（publicliberties）這三個方面的問題，能把這三者融為一體的是經驗和觀察，而不是抽象的理論。在這方面，阿隆與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大有惺惺相惜之勢。這三者間的關系彰顯出他對于自由的思考，以及對于日益崛起的極權主義的憂慮。在阿隆那里，“極權主義”并不是一個涵蓋各種專制現象的理論范疇，而是伸手可及的種種社會現象與生活經驗。

阿隆對于極權主義的思考源于他對于極權主義的對立物的關切，即對于自由社會的關切。自由社會總是不完美的，時時遭受形形色色的外在限制和威脅。比如，極權主義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但自由社會即使偶爾出現輕微虐待戰俘之類的事件，也會被某些人大肆渲染，上綱上線。盡管如此，自由自有自由的價值。在全球沖突的年代里，即使有人選擇美國式的社會制度，那也不是因為美國的社會有多么美好，美國人的生活有多么幸福，而是因為，美國是公共自由的堅強衛士。

因此可以說，雖然自由和民主是公民社會（civilsociety）得以成立的前提條件，但自由和民主是脆弱的，因為要想保護自由和民主的價值，任何社會都必須為此付出代價。自由和民主社會為此付出的代價之一，就是社會上存在著某種種種缺陷，甚至是丑惡現象。依據健全的常識，我們都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從來都是“只有更好，沒有最好。”有一個笑話可以充分說明這個道理：媽媽對孩子抱怨說，我年輕時貌美如花，沒想到嫁給了你爸爸，真是一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孩子問：那你為什么還要把自己插在牛糞上？媽媽嘆口氣，答曰：唉，牛糞也不好找呀。這時，媽媽面臨的選擇無非兩種：或者有牛糞插，或者無牛糞插。插在牛糞上，固然不雅，但聊勝于無，也算差強人意了。我們常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但是須知，如果沒有婚姻，愛情就會死無葬身之地?！俺圆坏降目啾瘸缘降目喔唷?，的確如此，吃苦，固然不好，但總強于無苦可吃，無事可做，餓肚子。

因為追求“最好”而淪入“最壞”之境地的，古今中外，俯拾即是。用海耶克（FriedrichHayek）的話說就是，“試圖通往天堂的路，卻導致了地獄”，或許用黑格爾的話說，這也是歷史或理性的一大詭計。但總是有這樣一些人（有時甚至是一些老好人），他們在建設最美好、最純凈、最強大、最本真的社會的名義下，要推翻、瓦解自由和民主的社會。在這種情形下，知識分子的當務之急就是拼命抵抗這種誘惑，保衛自由和民主的價值，使其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此外，阿隆蔑視那些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人，特別是以暴力手段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人。“暴力”的別名就是“革命”。阿隆反對革命，他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中說過，革命是這樣一個過程：某個集團運用暴力，冷酷壓迫其反對者，創造出一種新形式的政府，同時夢想著改變整個國家結構。對于以暴力（“革命”）為手段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嗜好，在很大程度上與20世紀的連綿不斷的戰火硝煙有關。

是呀，革命可是一件大事情，它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目的在于摧毀舊制度并建立新制度。革命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行動，這正如J.F.肯尼迪所言，因為不允許人們進行和平進化，所以才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暴力革命。如果情形許可，如果和平進化還有可能，暴力革命就永遠沒有合法性。即使暴力革命是合法的，按照理性主義的基本原則，也還有許多問題需要三思——總不能像陳勝吳廣那樣一怒之下“揭竿而起”。厚黑教主李宗吾對此有個極其有趣的比喻，他說所謂革命就像一幫人合住在一個破爛不堪的大房子里，其中有幾個人沒有征求全體合住人的意見，就決定拆了重建。這時問題就來了：這房子雖然破敗不堪，但總是聊勝于無吧，你不經合住人同意就拆了重建，這是強奸民意；而且，萬一拆了舊的又建不起新的，咱們何處棲身？“邊設計，邊施工”？怕是有點玄。建房是否有圖紙，設計是否合理，需要多少材料，要造多少預算，一切是否像你講得那么句句是實，絕無浮泛之詞？萬一你收了回扣，弄了個“豆腐渣”、“王八蛋”工程而無法入住，你有什么后續手段？即使沒有收回扣也沒有弄什么“豆腐渣”、“王八蛋”工程，可建了個半截子就用完了工程款，然后你鉆進了預先分給自己的套房，來他個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我們只好風餐露宿，那我們冤不冤？革命就必須考慮這些問題，不然就會淪于農民起義的悲慘境地——失敗時居多，勝利了也只是少數人的勝利——建了一半鉆進自己的套間，便宣告一切完事。

阿隆之所以有這樣的驚人之論，是因為阿隆信奉一種獨特的人生哲學——“祛魅后的現實主義”（disenchantedrealism）。眾所周知，個人自由和法律秩序是西方文化最為重要的兩大遺產，但它們在20世紀一直遭受致命的威脅。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有人深受理想主義的蠱惑，甚至陷于“不要更好，只要最好”的理想主義的泥潭而無力自拔，無法保持清醒的頭腦。

在這方面，“祛魅后的現實主義”可謂一劑良藥。阿隆認為，我們在審視世界時，首先要看到它已然的、現實的一面，而不是它應然的、理想的一面。無論是社會評論家、社會科學家還是歷史學家，都要首先關注世界的本來的面目，而不是理想的未來。阿隆對于馬克斯·韋伯大加贊賞，因為韋伯“已經做好了準備，無論在何時何地都能回答下列問題（這個問題會把我們全部的業余政客打個措手不及）：‘如果你是一位內閣部長，你怎么辦？’”阿隆曾經為此捫心自問：“半個世紀以來，我一直通過提出下列問題來制約自己的批判：‘處在他們（內閣部長們）的位置上，我又能怎么辦？’”

或許正是為了扮好“影子內閣部長”的角色，阿隆開始涉獵年輕時不曾涉獵的學科。早在1937年他就說過，不是每天都會發生德雷富斯事件（Dreyfusaffair）的，你也不會隨時得到這樣的機會——以真理反抗謬誤，甚至為此英勇獻身。知識分子要在日常生活的基礎上提供一己之見，就必須涉足經濟、外交和政治等眾多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領域，關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

但在這樣做時，有些人總是把太多的道德評價傾注于自己的社會分析，任由道德激情淹沒理性的分析，甚至以此為得意。阿隆對此頗為不以為然。即使碰上二戰時期的傀儡政權這樣澆灌了太多的道德染料的敏感話題，阿隆也主張冷靜、冷靜、再冷靜，理智、理智、再理智。在他看來，維?？苷喾赶碌呐c其說是罪惡，不如說是過錯，因為那也僅僅是政治判斷失誤的結果而已。事后諸葛亮式的“明智”，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式的“功利”，只是徒然攪亂了歷史的混水，有利于某些人渾水摸魚而已。同樣，對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形成的東西方緩和的局勢，他沒有表現出什么熱情，甚至對當時四處彌漫的狂熱感到厭倦。他更喜歡與希特勒媾和的莫洛托夫，因為莫洛托夫使得在兩次戰世界大戰之間出現的幻想破滅了。這幻想便是，“能否實現和平，取決于言詞，而不取決于勇氣和力量均衡?！笔虑榍∏∠喾?，世界能否和平，并不取決于“話語”，而是取決于勇氣和力量均衡。他告誡自己的同胞，“不要錯把夢想當現實”，因為一旦蘇聯認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威脅，它會毫不猶豫地退回到以前的鐵幕時代。

由此可見，“祛魅后的現實主義”依然魅力十足。當然，阿隆的“現實主義”不同于我們今天所謂的“現實主義”。我們今天所謂的“現實主義”，指的是基于過去的經驗或先驗的判斷，準確地預測各種可能性，精確地預測未來的成敗得失的“指數”，并據此制定決策，采取行動。這只是一種“理論現實主義”，一旦付諸實踐，它就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想一想“囚徒的困境”（theprisoner''''sdilemma）吧，我們從中除了得到“人算不如天算”的感嘆，還會得到什么？再想一想那位精明至極的張伯倫（ArthurChamberlain）吧，他自以為與希特勒簽署《慕尼黑協定》和《英德宣言》是高明之舉，會給英國帶來“利益的最大化”，以為“從今以后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證”，英國民眾也把張伯倫視為“英國人民的大救星”，狂呼“張伯倫萬歲”。結果呢，應了中國人的那句老話，竹籃打水一場空。張伯倫在慕尼黑做出的決策與其說是“現實主義”的，不如說是“非現實主義”甚至是“反現實主義”的。它就像馬其諾防線，看起來固若金湯，打起來不堪一擊。阿隆對于這種精于算計的“算死草”式的現實主義不屑一顧。

與“理論現實主義”不同，“祛魅后的現實主義”強調觀念和理想的重要性。自亨利·基辛格以來，當代“現實主義者”大多對觀念和理想敬而遠之，對于抽象的目標和倫理的雄心更是疑慮重重。在這些“現實主義者”看來，觀念、理想之類的東西在政治話語中毫無價值。往好處說，它們也只是一些抽象的說教，在進行事關生死的政治抉擇時，一定要將其置之度外；在更多的情形下，它們也只是一些托辭，是某些人在采取與其不相關的行動時披著的畫皮?！办铟群蟮默F實主義”中的“現實”不僅包括了利益和權力，還包括觀念和信仰。阿隆認為，信仰已經成為一種社會事實（socialfact）。人們未必具有統一的信仰，但人人都有其信仰，并為自己的信仰所驅使。和軍事部署、生產方式一樣，觀念和信仰也是現實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如果忽視了道德判斷，忽視了全體社會成員的道德利益，“現實主義”就不再“現實”了。正是因為這個緣故，與當時的蘇聯問題專家做出的“現實主義”觀察相比，在蘇聯的走向這一問題上，阿隆的現實主義提供了更有力的解釋和更精確的預測，表現出極強的洞察力。舉例說吧，早在20世紀40年代，阿隆就用“雙軌制”解釋蘇聯將要采取的國際戰略：蘇聯會持續不斷地追尋自己確立的目標，但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卻有兩種，一種是結盟，一種是對抗。此論當時振聾發聵，不料進入70年代后，“雙軌制”已經成了人人耳熟能詳的“街頭智慧”（streetwisdom）。

阿隆之所以對蘇聯情有獨鐘，是因為他對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耿耿于懷。蘇聯與傳統的強權國家大相徑庭，因為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使它罩上了一層耀眼的光環。阿隆終其一生都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他比許多自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博學。他對馬克思的興趣始于早年對歷史哲學的研究，但后來，他對19世紀社會思想史的持久關注，他與馬克思主義者的長期論爭，都維持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阿隆把馬克思主義稱為“世俗宗教”，在這一點上，他又一次走在時代的前面。他認為，各種極端主義主張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或者極力求助于自由政治，或者大力危及自由政治，總之都要與自由政治結成某種關聯。

阿隆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這種看法時，他與時代格格不入的特點再次暴露無遺，也再次證明他是多么的不合時宜。美國研究蘇聯事務的專家更喜歡使用功能性術語（functionalterms）研究馬克思主義政體，強調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歐洲（特別是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對于阿隆的做法感到不可以思議，因為他使用的是他們的術語，卻不采納他們的觀念。與當時的歐洲左翼人士不同，阿隆可不想四處“尋找為他們［歐洲左翼人士］的上帝建造金字塔的人”。

因為信奉的是“祛魅后的現實主義”，阿隆對于社會、政治、歷史的看法從來都不是“昂揚向上”的。他對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生存的狀況不抱任何幻想，因為政治革命、技術革新和經濟增長都無法改善人類的生存境遇。但這并不意味著阿隆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并不意味著他對未來毫無信心可言。他也常常表現出樂觀之意，但那樂觀也只是“謹慎的樂觀”、“懷疑的樂觀”而已。比如，對于現實的透徹了解使他早在1947年就認識到，永久的和平或許是不現實的，但暫時的和平卻是可以期許的，戰爭也是可以暫時停止的。阿隆相信，持續不斷地警惕、縮小東西方對抗帶來的風險和破壞力，是全人類共同肩負的責任。這種看法與當時的主流看法頗為不同。當時流行的看法是，國際關系的目標就是終結一切戰爭，實現永久的和平，“走向美好的明天”。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要么是制造核武僵局，要么是和平對話，要么是一方消滅另一方。他反對把蘇聯視為洪水猛獸，因為他相信，蘇聯不會無緣無故地把全世界推向戰爭、死亡的邊緣，它會通過對抗與妥協這兩種方式，持續地追尋自己的目標。

因為信奉的是“祛魅后的現實主義”，阿隆對于任何一種“體制”都持嚴厲的批判態度。他既憎恨信奉一元論學說的左翼人士，也厭惡抓住那只“看不見的手”死死不放的右翼分子。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采取這樣的立場無異于自拔墳墓，他也一度使陷入“舅舅不親，姥姥不愛”的尷尬境地。但是現在，和另一位政治多元論、思想多元論的衛士伯林（IsaiahBerlin）一樣，他也終于在去世后不久苦盡苦來，得到了他早該得到的榮譽。

他把自己描述為“介入的觀察者”（lespectateurengage）。他自稱自己是“這樣一個人，不群不黨，其意見先是得罪這一方，然后又得罪那一方；其人更是不堪忍受，因為他把自己的中庸思想推向了極端，把激情隱藏在冷峻的論點之下?！?/p>

事實證明，阿隆的中庸態度和世俗智慧的完美融合，不僅能使我們精確地洞察世事，而且使我們在面對種種復雜的世界局勢時端正姿態，擺正心態，避免“憤青綜合癥”的爆發和“鴕鳥政策”的泛濫。冷戰結束了，世界依然不盡如人意，恐怖主義的肆虐依然是令全世界頭痛不已的首要難題。冷靜、理智、克制依然是面對世界局勢時的首要姿態。用阿隆的話說就是，“現代社會……是民主社會，觀察這樣的社會，不需要帶著沖天的狂熱和滿腔的義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