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與英國隨筆比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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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雜文的文學屬性問題，是魯迅研究的學術疑難之一。長期以來，一些論者竭力排除魯迅雜文的文學屬性，將其拒之于文學殿堂之外，從而貶低了魯迅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因此，很多魯迅研究家一直都在殫精竭慮、苦心解疑，努力從多種角度闡釋和概括魯迅雜文的文學屬性。經過幾代學者的探討，取得了很大進展。

但是，一種文體的出現與形成，絕非一個國度或民族獨具的孤立的現象，而是內隱著深層的人類文化學機制，帶有人類的普遍規律。文學中的各種文體，說到底，是人類在各種環境中不同生存狀態的審美呈現、情感心態的表現形式、生命體驗的物化形態，為了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和交流不同的思想情感而形成的不同話語秩序與文本體式。所以，考察某種文體的屬性與特征時，不能僅限于一個國度或民族狹窄范圍，而應作一次人類學的回歸，在不同國度的文學比較、文體辨析中尋覓某種文體發生與發展、形成與演變的共性與差異，從文體發生學的人類學根源上闡釋、分析某種文體的屬性及其文化意味。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疑。

在世界散文史上，中國散文、英國隨筆、日本小品堪稱三座高峰。特別是英國隨筆，世所公認為文學殿堂的瑰寶，文學屬性無可置疑。而排除魯迅雜文文學屬性的論者，又多是英國文學造詣頗深、非常推崇英國隨筆的人士。如果以英國隨筆這一文體出現、發展、形成、演變的歷史及其文學屬性、藝術特征作為參照系，對魯迅雜文進行一番比較研究，將會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其論證也會富有無可辯駁的說服力。

當然，魯迅雜文與英國隨筆的比較研究，應是一種平行比較，不能牽強附會地發掘其中的影響。而這種平行比較，反倒更有益于發現雜文、隨筆這一類文體本身所具備的屬性、特征及其形成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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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類文化學與符號學的眼光觀察文學藝術史上的文體演變，就會得出這樣的看法：文體作為按照一定的話語秩序形成的文本體式，實質上是人類一定的生存環境中為了表達對自身與世界的理解、互相進行交流，而從事的一種符號的編碼方法與體式。這種特定文體編碼活動的最后操縱者，是所處時代的總體文化背景。一旦時代環境發生變化，既定的文體范型與語言體式就會與時代精神、社會心態失去對應性，產生矛盾與悖逆。于是，舊體難出新意，遁而作他體，文體的符號編碼活動就必然出現變革，產生新的文體范型與語言體式。

英國隨筆與魯迅所開創的中國現代雜文，就是這樣在各自歷史時代的文化母體中孕育出的驕子。這種自由文體產生的外部條件有三個共同點：

一、時代環境，需要政治的松動與思想的解放；

二、物質載體，需要有報刊等現代傳播工具；

三、讀者對象，需要有企望革舊出新的讀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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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文體的產生，除了外部條件之外，還有文體自身運動的原因，需要適宜的民族氣質的陶冶與文學土壤的培育，經歷長期的積累與演化。

中英兩國散文發達的原因是：從思維方式上看，都不偏重系統性的理論思維，而擅長片斷、零碎、偶感式的機智發現；從民族氣質與文學表現形式上看，都不側重體系化的高深大論，而喜好隨意、形象、感應性的靈活體式。

散文文體形成的內在原因是人的覺醒、自我的個性意識的復蘇。17世紀初，法國蒙田的“Essais”被譯成英文，傳人英國，沖擊了長期統馭英國散文的古羅馬拉丁文模式，給英國散文注入了活力。其后，發生了英國工業革命的種種變遷，積累了從培根到艾狄生、斯梯爾、斯威夫特、哥爾斯密、約翰遜等眾多作家的寫作經驗，才在法國大革命的推動下，伴隨著人的覺醒、自我意識的復蘇，出現了以蘭姆、赫茲里特、李·亨特、德·昆西方代表的19世紀浪漫派隨筆，實現了文體的舒展解放，使重在抒寫個性、表現自我的隨筆式自由文體形成氣候。從蒙田到蘭姆，竟經歷了二百多年!

中國的隨筆式自由文體的形成過程更加漫長。從現有材料看，三千年以前寫于商代的《尚書·盤庚》等篇章就已是最初的散文。以后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漢初司馬遷的“史家之絕唱”，魏晉時期的清峻文章，一直到唐宋八大家的傳世杰作，都是上乘的散文。然而似乎都擺著架子，拘著套式，縱然到了宋代，出現了蘇東坡等人的隨意小品，卻總不能成氣候。經歷兩千余年的曲曲折折，到了17世紀上半葉，才在晚明人文主義思潮催促下，涌現出公安、竟陵派小品，成為文壇主流。晚明小品作家們，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沖潰了模擬古人的陳腐樊籬，吹來一股清新之氣。試與19世紀出現在英國的浪漫派隨筆作一番比較，就會發現中國晚明小品與英國浪漫派隨筆這兩種不同國度、不同時代、毫無關聯的文學現象之間，在文體運動內在機制中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都是在人的覺醒、自我意識復蘇的思想運作中實現了文體的舒展解放、自由隨意。

也正由于這個原因，當經歷了清代的嚴厲鎮壓與殘酷統治，文人思想僵化凝固時，重在抒寫個性、表現自我的隨筆式自由文體也就隨即滅絕了。直到20世紀初葉五四文學革命爆發，思想解放的洪流沖決了古文的禁錮，實現了白話文的語言體式變革與人的自我意識的復蘇、覺醒，這種隨筆式自由文體才應運重生。

所以，魯迅所開創的中國現代雜文，與英國隨筆一樣，都是外部條件與內部機制共趨成熟的情況下，適應本國的民族氣質與文學積累應運而生的一種特殊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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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特殊文體具有哪些特質?它算不算文學作品?算的話，文學屬性表現在哪里?這一系列問題，不僅是中國學術界研究魯迅雜文時遇到的疑難，也同樣是英國文壇討論英國隨筆時總要產生的困惑。

英國散文的歷史沒有中國久遠，對隨筆這一文體的理論探討卻早于中國，有許多值得借鑒之處。

1916年出版的一本《英國隨筆》(TheEnglishFamiliarEssay)在前言中開宗明義作出這樣的界定：“或許沒有人能夠否定這種說法，Essay的定義既不能廣泛包括散文的各種不同類型，又不能非常嚴格地區分Es-say的特性，使之與其它比較短的文章區別開來。試去看一看洛克的《人類悟性論》、蘭姆的《論烤豬》、麥考萊的《華倫·哈斯汀斯》、卡萊爾的《關于彭斯的隨筆》和安諾德的《美與智之融合》，就會發現這些多樣的文學作品不屬于任何單式的統一的文體，然而卻被通稱為essay。因為人們習慣地感覺到這些作品具有這樣一種明晰的共性：essay的作者不涉及公事或系統性的思想資料，而是以個性化的坦誠的態度面對他們的題材和讀者，所以隨便的親密的態度，關心日常生活的樣式和倫理，傾注個人的感情和經驗。因此，essay應該有一個更明確的限定——或許最好稱之為“familiaressay。”

而早在1903年，一本大部頭的《英國隨筆家》(TheEnglishEssayists)就在扉頁上印了赫茲里特的一段話，對familiarliaressay作了極為形象的描繪：“它不論述礦石或者化石，也不研究植物的特性或者行星的影響，它也不涉及信仰的形式或者哲學的體系，不熱衷抽象虛懸的精神系統；然而，它與男人和女人的世界有著密切的關系，記錄他們的行動，追溯他們的動機，抓住他們的念頭，描述他們個人的和無窮領域里的所有追求，嘲笑他們的荒唐，揭露他們的悖謬，‘像給大自然照鏡子一樣，反映時代的變遷與主潮，形勢與困厄’；細致入微地表現我們的服飾、面貌、思想和行為；顯現我們自己的真實面貌：是什么樣的，又不是什么樣的；在我們面前演出人類生活的全部戲劇。……它是最好、最自然的課堂……探求人類生活究竟是什么樣的，已經成為什么樣了，今后應該是什么樣。”以上界定，本身就是英國隨筆味兒的：不故作高深大論、系統辨析，只是隨隨便便說幾句，寬寬泛泛劃幾條線，就非常明晰、極富趣味地談清楚了。

對以上界定可以作這樣的概括：essay，即英國隨筆的第一特質是說理，是思想者的識見，屬于一種論文。然而，其中所要表達的識見是個人的，而非公事的；是片斷的，而非系統性的；是個性化的，而非公式型的；是為了與讀者進行交流，而非旨在教訓。因而，作者須“以個性化的坦誠的態度面對他們的題材和讀者，抱以隨便的親密的態度，關心日常生活的樣式和倫理，傾注個人的感情和經驗。”也就是說吸取趣味性、形象性、抒情性等文學性質，以使群眾便于接受自己的思想和識見。所以，隨筆是一種多類文體交叉、滲透而成的特殊文體，一種理論與文學雜交的變體形態與雜糅形式，是人類進入近代、自我意識覺醒時為了自如地表達對自身與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種個性化的符號編碼方式與隨意性的文學寫作體例。它應該算是文學作品，但是屬于文學中的亞類，其文學屬性主要表現為理趣。

以這種界定標準衡量魯迅雜文，其文學屬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魯迅雜文的文學含量遠遠高于這個橫竿。那么，為什么會有一些對英國隨筆非常推崇的論者，反倒要竭力排除魯迅雜文的文學屬性，將其拒之于文學殿堂之外呢?這就不能不歸咎于他們的政治偏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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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魯迅雜文與英國隨筆，同是一種理論與文學雜交的變體形態與雜糅形式，是人類進入近代、自我意識覺醒時為了自如地表達對自身與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種個性化的符號編碼方式與隨意性的文學寫作體例。因此，二者在文體運動中出現了一些共同規律與共同特征。其中，最主要的共同規律是：因為都旨在真誠地坦露自己的個性，與讀者自由交流，所以必然都反對各種陳套與偽飾，實現語言體式的明白與自然。共同特征則可概括為五點：閑、隨、雜、散、曲。

閑。蒙田和英國隨筆家們都愛自稱“閑人”。蒙田在《自畫像》中坦然宣稱：“我悠閑，而且十分喜歡無拘無束，我是有心要這樣做的。”魯迅是最贊成勤奮的，他一定反對“閑”吧?恰恰相反，魯迅也主張要有“閑暇”，認為“人們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覺地滿抱了不留余地心時，這民族的將來恐怕就可慮。”他們之所以贊美“閑”，實質上是為了掙脫道統和教條的束縛，獲得精神的自由與創作的靈氣。中國古代的所謂“懶道人”、“拙叟”、“癡翁”以至老莊禪宗之類，也都與這種“閑”同源。“閑”，實在是人類智者的共性，寫好雜文、隨筆的第一要旨。這種“閑人”的素養乃是這種隨意性文體的基礎和靈魂。

隨。既為“閑人”，就必隨意。蒙田的隨筆，隨意揮灑，信馬由韁，旁征博引，澎湃無涯。英國隨筆家們也是越寫越隨便，越自如，越得隨筆之妙諦。魯迅也是深得此妙諦的，他在《〈自選集〉自序》中自稱是“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隨便談談。”在《怎么寫》中又強調說：“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但是，人們往往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散文這種隨意性文體強納入所謂正軌。有識見的評論家和創作家們總在不斷地敲響警鐘，努力使散文回到隨意自然的狀態中來。

雜。魯迅在翻譯廚川白村介紹essay的文章時，把“E8saysofElia”譯為《伊里亞雜筆》。這里的“雜”字極耐人尋味!表現了魯迅對“雜”的鐘愛。蘭姆也同樣極其喜愛隨筆的“雜”色。他視17世紀上半葉的兩部奇書——伯爾頓的《憂郁的剖析》和勃朗的《一個醫生宗教觀》為“枕中之秘”，潛心學習。而這兩部書的最大特色就是“雜”。這是一種文體的“雜”，以論為靈魂，而雜糅進詩、小說、戲劇等多種文體的素質；是一種內容的“雜”，大至宇宙，小至蒼蠅，東拉西扯，無所不談；是一種色調的“雜”，赤、橙、黃、綠、青、藍、紫，濃烈的，淡雅的，鮮明的，陰暗的，形形色色，駁雜搭配，而自成一體、別具一格。失去了這種“雜”，也就失去了隨意性文體的本色。

散。“閑人”隨意雜談的文章，自然會是“散”的。不僅形散，而且神也散。只有神散了，才能自然呈現形態上的散。《空城計》中諸葛亮唱道：“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只有“散淡的人”，才能寫出具有散淡美的好文章。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說：非對稱性能表現空寂、孤遠、閑靜的美。英國語言學家薩丕爾說英語“東倒西歪的表達方式自有它的美處”。這種非對稱性美與東倒西歪的美，正是一種高境界的散淡美。蒙田的隨筆，揮灑自如，巧橫閑技，具有特別的散淡美。魯迅的雜文，特別是后期的《病后雜談》、《女吊》、《我的第一個師父》、《半夏小集》等，悠遠、深沉，于不經意中談出深刻的哲理，也具有一種爐火純青的散淡美。

曲。隨意性文體雖然隨意、散淡，卻絕不可直陋，須在曲折表達方面下刻意的功夫。蒙田是一位慘淡經營的文體家，是以曲折坎坷的心靈表達深邃內容的先鋒。蘭姆的隨筆，裝著隨便的涂鴉模樣，其實卻是用了雕心刻骨的苦心。魯迅的雜文，更是極盡“曲筆”之妙，下了極大功夫，才鍛煉成精銳的一擊。

為什么魯迅雜文與英國隨筆在文體運動中出現了上述共同規律與共同特征?要回答這一問題，就要回到開頭所說的文體研究的人類學回歸上去。因為隨意性自由文體是人類為了真誠地袒露自己的個性、互相自然交流而形成的一種文學體式，所以必然反對各種陳套與偽飾，必然如斯威夫特所說的那樣：“把恰當的詞放在恰當的位置上”，用蘭姆的話來說就是“從容于自運”。這樣，這類文體也就必然呈現閑、隨、雜、散、曲五種形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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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英國文學專家張若谷先生發表過一個怪論，核心觀點是：“與其當魯迅先生是小說作家，毋寧說他是隨筆作家的更來得恰當。”

這一觀點當時受到一片反對。其實，這是一樁魯迅研究學術史上應予重新評價的公案。張若谷的文章縱然有措辭欠準之處，然而對魯迅并無惡意，并且從自己具有英國文學素養這一優勢地位出發，對魯迅最突出的成就作出了中肯的評價。

當然，魯迅無疑是一位卓越的小說作家。他是中國現代小說之父，現代小說從他手中開始、又在他手中成熟，他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是能列入世界小說名著之林的少數幾篇中國現代小說之一，而且可以毫無愧色地列在首位。所塑造的阿Q典型，則可以說是惟一能立于世界文學典型畫廊的中國近代文學人物形象。這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值得中華民族引以為榮的。但是，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倘若僅以小說作家的身份在世界文壇上排名次，魯迅自然無法與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也不能與巴爾扎克比肩，甚至與狄更斯、司湯達、福樓拜、雨果以及短篇小說大家莫泊桑、契訶夫等等也都難于相比。一個民族，正確認識本民族的文化偉人，給予恰當的定位，是一件非常艱難而痛苦的事情。人們往往喜歡單純地從民族感情出發，把本民族的文化偉人定在最高位，使他們在所有領域都坐首席，仿佛只有這樣才能舒心。然而，文學地位是由客觀實績奠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不能因為魯迅是中國作家，小說又在文學中占據重鎮，就把魯迅列在世界小說大家的一流行列。

但是，從世界散文史的視野去觀察魯迅雜文，情況就大不同了。僅以世界散文的高峰——英國隨筆家們進行比較，就會發現魯迅是無人可比的。就世俗批判與社會諷刺類作品而言，無論是諷刺的深度、成熟性，還是涉及的廣度與作品的數量，魯迅都超過了斯威夫特；就對社會感應的敏銳性報刊文章來說，魯迅也遠在《閑話報》與《旁觀者報》的艾狄生、斯梯爾之上。若與擅長抒情的英國浪漫派隨筆家相比，也更顯其異彩：魯迅能像蘭姆那樣娓娓動人地傾訴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人生世態，卻無蘭姆式的絮叨與瑣屑；能像赫茲里特那樣文思體勢，磅礴如潮，卻比赫氏更為凝重、節制；能像李·亨特那樣趣味橫生，構想奇妙，卻比亨特博大沉雄；能像德·昆西那樣具有敏銳、深邃的心理洞察力，卻不像他那樣有枝蔓冗長之病。

散文作為人類自由表達識見和情感的隨意性文體，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三股分流：一股是“評他”，即魯迅所說的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觸角主要伸向外宇宙，從而延伸為雜文；一股是“述己”，即主要側重敘說自己的人生體驗、抒發個人的思想感情，觸角主要伸向內宇宙，從而發展為正宗的藝術散文或抒情小品；一股是“詩化”，更多地吸取詩的素質，但又不押韻，保持散文的語言體式，形成為散文詩。當然，這三股分流并不是絕對的，時有相互的交叉與滲透，但是總以一股為主。魯迅不愧為近代中國最偉大的文體家，在散文的三股分流中都起到了開創作用，并都創造出了極品：“評他”的雜文有堪稱史詩的十四本雜文集及其補遺在，不必多言；“述己”的藝術散文有《吶喊·自序》、《朝花夕拾》諸篇和晚年擬總題為“夜記”的《我的第一個師父》、《女吊》等煥發著恒久的魅力；“詩化”的散文詩，則一本《野草》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了。在世界散文史上，有哪一位作家能有魯迅這樣的成就，能對本民族和全人類的靈魂有如此深廣的影響呢?

稱魯迅為世界散文史上的第一大家，當是沒有疑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