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學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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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關于重新審視左翼文學運動的歷史作用及其經驗教訓，本文并沒有直接闡釋，而是從左翼作家中的最重要的一位人物魯迅的個人體驗中來進行考察和探討的。這里所說的“個人體驗”，首先注重的就是當事人的第一手資料，以史料來說話、以最客觀的事實來作結論。文章內含有兩個部分，即以新文學運動和左翼文學運動這兩個時期來進行分析和互相觀照。前一部分以《新青年》團體為中心，分析了《新青年》同人之間的關系，特別是陳獨秀與胡適、魯迅與陳獨秀及胡適之間的關系，由此而認識到新文學運動本質上是屬于文藝復興性質的思想啟蒙運動，而并不宜納入純粹的政治斗爭的范疇之中。文章后一部分，從“左聯”的建立直到解散始終存在內耗甚至是殘酷斗爭的危機這一事實來進行分析，說明了：作為一個政黨外圍組織性質的文學團體，它其實是沒有承當文學革命與思想啟蒙的任務的；因此，它并不能在真正意義上促進文學運動向前發展。

【關鍵詞】左翼文學/《新青年》/陳獨秀/胡適/魯迅/“左聯”

每讀《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這篇未完稿都使人感到無限的惋惜，這篇回憶正待展開，也許只差一天的工夫就可寫完，可是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肺病急性發作了，更意想不到的是，由于一個日本醫生的耽擱，——這個日本醫生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甚至根本沒有考慮讓家屬及時送他到醫院采取合理的搶救措施，嚴重的失職，延誤了病情，因而導致極其嚴重的后果，發生了無法挽救的不幸事情。他的突然去世，并不只是中斷了一篇文章或一本書的寫作，而是過早的中止了一位20世紀中國最杰出的作家一生的事業，尤其是當他正由一個邊緣作家開始向純文學回歸之時，就尤為可惜。他的遺孀許廣平整理他的遺著時說，有幾篇文章他是另外單獨放在一邊的，這就是：《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見《且介亭雜文末編·后記》）。這是一組《野草》、《朝花夕拾》性質的散文作品，他生前計劃還要陸續寫出一些，準備再編一本散文集或一本回憶錄的，他跟馮雪峰就說過這個意思。魯迅除了把《半夏小集》等4篇散文另擱一邊之外，很明顯還有一篇回憶散文他是沒有放在待編的《且介亭雜文末編》里的，這就是：《我的第一個師父》。這一篇回憶散文發表在剛剛在上海創刊的他的友人孟十還編輯的《作家》月刊的創刊號上。此刊的第2期接著發表了《〈出關〉的“關”》，第5期上又發表了他在左翼文學運動中的最后一篇論戰文《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而后面發表的這兩篇文章，魯迅都已經放進了待編的《且介亭雜文末編》文稿里了，單單把在同一雜志上發表而且時間相距這么近的一篇回憶散文《我的第一個師父》剔開，顯然作者是另有考慮的。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不論他對于論戰性的雜文還抱有多大的熱情，有一個客觀的事實擺在了他眼前，即“左聯”已經解散，甚至他認為是潰散，這使得他不得不在寫作的重心上有所轉移，做出重新的選擇。當時的大環境是，左翼文藝界領導者，正傾全力執行化敵為友的國防文學政策，這對于一個堅決的反對專制主義、反對獨裁政治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無異于釜底抽薪，使之失去所攻擊的對象，失去了他那如匕首般的雜文的功能了。這比五四時期《新青年》團體解散后成為了“游勇”還令人灰心，雖然那時本來就是自由結合的團體消散了，朋友情誼都還是在的，最重要的是它允許“游勇”的存在。就說《新青年》同人，所謂左右分化之后，左派的陳獨秀與右翼的胡適仍然是朋友，而且可以說是非常牢靠的朋友。1923年底他們兩人應邀為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編輯的《科學與人生觀》一書各寫了一篇序言，這是他們兩人攜手共同批判唯心主義玄學、批判張君勱和梁啟超的世界觀的一次思想論戰。在協同作戰中，他們兩人之間也進行了關于唯物論哲學的探討，其時二人之間的思想分歧是帶根本性的，政治理念也很不相同。胡適后來回憶說：“這部二十萬字的集子，我做了一篇序，陳先生也寫了一篇，他極力反駁我，質問我，陳先生那時已轉到馬克思主義那方面去了。他問我所說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可以解釋大多數的話，能否再進一步，承認它能解釋一切。……他是注重經濟條件的，我也沒有反駁他，因為他不否認人的努力，兩個人的主張不算沖突，不過客觀的條件雖然重要，但不僅限于經濟一個條件，至于文化的條件，政治的條件，也是不能否認的。”（《陳獨秀與文學革命——在北大國文系的講演》）陳獨秀確實是對胡適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在所寫序言中說：“……適之最近對我說，‘唯物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經過這回辯論之后，適之必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陳獨秀先生序》，1923.11.13，轉引自《胡適文存二集·〈科學與人生觀〉序》）但胡適卻說：“……我個人至今還只能說：‘唯物（經濟）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獨秀希望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可惜我不能進這一步了。”（《胡適文存二集·〈科學與人生觀〉序》附錄二《答陳獨秀先生（適）》，1923.11.29）實際上他們之間圍繞序言中提出的哲學命題后來一來一往的質疑、互答，反而超越了與原批判對象所進行的討論，深化了這次思想論爭。此時的陳獨秀已是一個完全的政治人物，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了，他并沒有因此視胡適為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右翼反動知識分子；而胡適卻依然是一個純然的學者，他也沒有因為陳獨秀信仰馬克思主義而視其為政治危險人物，盡管在《新青年》時期他是反對“赤化”的。他們在哲學上甚至政治思想上，能夠求同存異，沒有勢不兩立；他們兩人都能夠做到如此的寬容，達到這樣的境界，原因在于他們都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識和科學的頭腦，畢竟他們二位是中國近代高舉“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旗手。

這里我們可以再看一個事實。十年之后，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后關押南京。此次被捕非同十幾年前國民黨尚未當政之時的前幾次被捕可比，此時共產黨已處于匪徒的地位，而陳獨秀被視為赤匪之巨魁。起初國民黨是要按軍事法庭特別審判的，后迫于朝野的強大壓力——當時蔡元培、胡適、翁文灝、傅斯年、章士釗等都進行了營救，國民黨當局只得放棄秘密審判。1932年10月22日致電翁文灝并轉胡適等，特別告訴他們：“陳獨秀案已電京移交法院公開審判矣。”（《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這樣就使得當局不能秘密對陳獨秀下毒手了，至少不會像一年多前在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被秘密殺害的二十多位烈士那樣，無聲無息的離開了人間。

陳氏非常清楚這次坐牢一時是難脫羈絆的了，他甚至做好了“大辟”的準備。此時他本能的恢復了學者的原貌，他把監獄當作研究室，竟然繼續從事他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了。他在獄中寫信給胡適，開了書單：

英文《原富》，亞當斯密的

英文李嘉圖的《經濟學與賦稅之原理》

英文馬可波羅的《東方游記》

崔適先生的《〈史記〉探源》

此外，關于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幾種寄給我……

存尊處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現在商務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務還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弟頗欲此書能早日出版，能引起國人批評和注意①。

這真正是一貫徹底的實行了自己的信念，他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研究室與監獄》，1919年6月8日《每周評論》第25號）由此可見陳獨秀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兼學者而非政客加流氓。

這之后陳獨秀還請胡適物色可靠的翻譯家組織翻譯《資本論》。胡適回信說：

仲兄：

手示敬悉。

《資本論》，此間已托社會調查所吳半農、千家駒兩君合譯，已脫稿的第一冊有三分之二了。第一分冊已在四月前付商務排印。此二人皆極可靠，皆能用英德兩國本子對勘。……②

此事在陳獨秀說來，這種直接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如果不是極可信任、極為博學的朋友是可以輕易就委托他去做的嗎？就像當年他向蔡元培推薦胡適到北大做教授時一樣的信任，這里絲毫沒有什么“左翼”或“右翼”一類的顧忌；而對于胡適來說，這種極不合時宜的、具有相當風險的文化傳播工作，如果不是自己對于西方政治經濟學有相當的認識，如果不是對于委托人懷有十分的敬意，并且不是一位交誼甚深的非常具有才學的政治活動家朋友的委托是可以隨便就接受承應下來的嗎？何況此時陳獨秀已陷囹圄，勢利膽小之人應該是避之而唯恐不及的。

陳獨秀在獄中除了讀書從事研究之外，而且在法庭上與當局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在庭審時他宣稱中國托派（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最終目的是：“世界革命，在中國需要解放民眾，提高勞動者生活。關于奪取政權，乃當然的目的。”（《陳獨秀被捕資料匯編·陳獨秀開審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轉引自王觀泉著《“天火”在中國燃燒》，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他在《辯訴狀》中寫道：“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落后的中國，外困于國際帝國資本主義，內困于軍閥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壓迫最革命的工農勞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官僚的無產階級勢力，聯合一起，以革命怒潮，對外排除帝國主義的宰割，對內掃蕩軍閥官僚的壓迫，……”這完全不是在為自己辯護，而是利用合法權利毫不畏懼的在敵人的法庭上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反帝反封建的共產主義者的主張了。1933年4月，他以共產黨要犯身份，以文字作叛國宣傳等罪名被判處了八年徒刑。雖然他沒有為自己爭得自由，但是作為一個革命家，他竟在失去自由的情況下，利用敵人的法庭打了一個漂亮的勝戰：他將這次審判文件編成一本《陳案書狀匯錄》交老友汪孟鄒的亞東圖書館私下出版。這本非法圖書，收錄有：《檢察官起訴書》、《陳獨秀自撰辯訴狀》、《章士釗律師辯護詞》、《南京中央日報論文》、《章士釗答中央日報》、《江蘇高院判決書》等案卷材料及文章，當時是具有轟動效應的，甚至上海一些大學法學系將此作為教材的案例。雖然中國的托派的對敵斗爭已經被摒棄于中國共產黨政治斗爭史之外，思想文化領域里的抗爭也不屬于左翼文學運動之范疇，但遍觀左翼文學運動史，能與《陳案書狀匯錄》一樣的與國民黨統治集團進行這么尖銳的正面斗爭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革命文獻實在是少見。當代中共黨史研究家對于陳獨秀審判案卷匯編的評價是：它與1848年《新萊茵報》事件中馬克思所撰的《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與1933年“國會縱火案”中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法庭上抗辯的《控訴法西斯》一樣，均是利用敵人的法庭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經典文獻。（參閱《天火在中國燃燒·陳獨秀的國勢調查與新文化運動》）

《新青年》左右翼分化之后，魯迅與陳獨秀同樣也仍然保持著良好的朋友關系。魯迅一直很感念陳獨秀動員他寫小說之事，他完全明白，沒有《新青年》和陳獨秀就沒有中國現代小說開山祖之譽的魯迅，所以他后來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1933.3.5）這篇文章中就明明白白記下了這一筆：“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現在我們還能看到陳獨秀寫給周作人信中的這樣的話：“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轉告他。”（1920.3.11）“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1920.8.22）陳獨秀的催稿信現在已是魯迅研究的珍貴資料。1933年魯迅記下對陳獨秀表示感激的這一筆的時候，也正是陳獨秀身陷囹圄之時，并且早已遭到共產國際的嫁禍和清算，被中共開除出黨了；而此時魯迅卻是中共外圍組織“左聯”中人，并被視為左翼文學的旗幟了。由此可見，魯迅是珍重歷史的，他并未受“左聯”中共產黨人的成見的影響。

至于魯迅與胡適，當時他們更是學術上能夠切磋的好友。《新青年》的分化，一般以胡適1920年12月間寫給陳獨秀的“發難”信作為分化的標志。當時胡適和北京的同人們看到《新青年》越來越政治化，已經直接介于政治斗爭，這已經超出了文藝復興性質的文學革命、思想啟蒙主義的奮斗宗旨；而此時《新青年》的出版發行又受到大的壓迫，已經被當局禁止郵寄發行，出于挽救這份具有歷史意義的雜志的考慮，胡適便寫出這封回答陳獨秀并上海編輯部的信。在這封信中胡適提出了三條意見供陳獨秀考慮：

1.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志，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志，……

2.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復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但此時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著，兄似更不便，因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張趁兄離滬的機會，將《新青年》編輯部的事，自九卷一號移到北京來。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號內發表一個新宣言，略根據七卷一號的宣言，而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

3.孟和說，《新青年》既被郵局停寄，何不暫時停辦，此是第三辦法。但此法與“新青年社”的營業似有妨礙，故不如前兩法。③

胡適這封信的三條意見，簡單地說，就是：一，分家。即上海的《新青年》任其政治化，北京另辦一個純學術的雜志。二，遷移。即《新青年》編輯部移回北京，并發表宣言重申不談政治、注重學術和文藝的辦刊宗旨。三，停刊。即在目前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索性就此關閉。

這之前陳獨秀的來信是寫給北京全體同人的，大家都先后傳閱了。胡適的這封回信也向在京的朋友們征求了意見，大家也都各抒了己見，可以說胡適是代表北京的同人回答陳獨秀的。事實上北京的同人基本上都贊同胡適的意見，即贊成胡適信中所提的前兩條方案，包括左翼代表人物。胡適告訴陳獨秀：“此信一涵、慰慈見過。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內容。他們對于前兩條辦法，都贊成，以為都可行。馀人我明天通知。”魯迅接到胡適的通知后，態度十分明確：“我的意思是以為三個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辦，便可以用上兩法而第二個辦法更為順當。”并且他還代表周作人答復，同意采取第二種辦法。雖然他在信中表示不同意聲明不談政治，但他的意思是這種宣言、聲明無用、多余，而不是從原則上反對“恢復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他以為“此后只要學術思想藝文的氣息濃厚起來——我所知道的幾個讀者，極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魯迅全集》第11卷《210103致胡適》，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2005年版）這表明他更注重實際，不事張揚，只要切實的去做，堅持注重學術和文藝的辦刊方向“就好了”。

胡適代表北京同人的表態，使陳獨秀大為光火，他寫信指責胡適拆臺是反對《新青年》、反對他本人。為消除誤會，胡適立即收回了第一條和第三條辦法，并且也收回了第二條中特別提出的聲明“不談政治”的建議，僅保留了《新青年》遷回北京來編輯這一點，并再次寫信請北京同人進行表決。表決的結果與第一次基本一樣，在原則上沒有什么改變，這里只引三位最具代表性的意見：

1.：“我還是主張從前的第一條辦法。但如果不致‘破壞《新青年》精神之團結’，我對于改歸北京編輯之議亦不反對，而絕對的不贊成停辦，因停辦比分裂還不好。”

胡適在的意見之下有一條注：“后來守常也取消此議，改主移京編輯之說。”

還特別另寫了一信給胡適，約胡適當面細談，因為陳獨秀信中還委婉的批評了胡適等政治傾向上的問題：“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我盼望諸君宜注意此事”（1920.12.16陳獨秀致胡適、高一涵信），同意錢玄同的意見：“……關于研究系謠言問題，我們要共同給仲甫寫一信，去辯明此事。”（1921年1月致胡適信）胡適在的表決意見之下批注的“后來守常也取消此議，改主移京編輯之說”，當是他們面談之后的結果。

2.周作人：“贊成北京編輯。但我看現在《新青年》的趨勢是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強調和統一。無論用第

一、第二條辦法，結果還是一樣，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條做或者倒還好一點。”

3.周作人是代表他們弟兄兩人寫的意見的，但魯迅在周作人寫的意見之下又補充了一句：“與上條一樣，但不必爭《新青年》這一個名目。”④

北京同人的表決都是直接寫在胡適的信上的，所以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也隨著胡適的書信保留了下來。

這次表決只有一個變化，就是由原來大家比較贊成的魯迅所說“最為順當”的第二條，現在基本上都贊成第一條另起爐灶的方案了。可見北京同人們的態度是非常一致的，也非常的堅定。

這就是《新青年》分化的真面目。如果要分左右兩翼，、魯迅均屬于胡適的右翼，并非過去一般所說魯迅的態度與胡適針鋒相對。當時上海編輯部與北京《新青年》同人處于一種對立的態勢倒是比較近于事實的。陳獨秀將《新青年》不自覺的視為其私產，或視為其政黨組織的思想文化宣傳的陣地，而對于昔日的同人們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尊重，在事先沒有征得同人們的同意下就把《新青年》交給他在上海的同志陳望道、沈雁冰等人去辦了，事后僅僅寫信打一個招呼，而且還是因為稿源問題，需向北京的朋友們催稿才告知的，他希望北京的朋友繼續支持《新青年》，準確的說是繼續支持由他所委托的人主持的《新青年》。陳獨秀很清楚，《新青年》的優秀作者隊伍當時都集中在北京；但是北京的同人們一致要求《新青年》移回北京辦，這實際上就是對于上海編輯部表示抵制。陶孟和則以當局禁止郵寄《新青年》雜志為理由，建議索性停刊（即胡適信中提出的第三條意見，這一條魯迅也并不反對）；錢玄同則顯得很沖動，他說：

與其彼此隱忍遷就的合并，還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來，大家感動［情］都不傷，自然可移；要是比分裂更傷，還是不移而另辦為宜。……《新青年》若全體變為《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甚至于說這是陳獨秀、陳望道、李漢俊、袁振英等幾個人的私產，我們也只可說陳獨秀等辦了一個“勞農化”的雜志，叫做《新青年》，我們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斷斷不能要求他們停板。⑤

錢玄同主張《新青年》要么移京，要么各辦各的，而且非常明顯的流露了對于上海編輯部的不滿情緒。如果一定要將五四《新青年》團體分為左右兩翼的話，左翼就是：以上海陳獨秀為首的政黨報刊派，包括后起之秀陳望道、沈雁冰等人；右翼就是：以北京胡適為首的學術藝文派，包括、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最后陳獨秀堅決拒絕了北京同人的建議，他給胡適回信說：“我當時不贊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實說是因為近來大學空氣不大好，現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粵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問題了。你們另外辦一個報，我十分贊成，因為中國好報太少，你們做出來的東西總不差，但我卻沒有工夫幫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1921年2月15日陳獨秀致胡適信，編入《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第一卷上冊）這樣雙方都同意分手了。以后的結果正如錢玄同所說，《新青年》終于成為了《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并且成為了中共機關刊物，這當然與北京的朋友們就全不相干了。從學術的角度抑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后期的《新青年》，尤其是完全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之后由瞿秋白主編的《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1923.6～1926.7）與五四時代的《新青年》的確不能再視為同一刊物了，因為它已經完全屬于一個政黨的機關報刊，而非一群信仰民主科學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自由結合的同人刊物，只是它保留了其前身的英名而已。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尤其魯迅在八道灣居住時期，胡適與周氏兄弟在《新青年》未來走向上意見一致，同屬于學術藝文派，相處甚為融洽。他們時相往來，討論文學創作，如為胡適《嘗試集》再版修訂提刪改意見。胡適對他們也極為尊重：“我所知道的‘新詩人’，除了會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里脫胎出來的。”（《談新詩》，《胡適文存》卷一）在古典小說研究上他們更是互相切磋，如關于《西游記》故事源流及作者的考證，《水滸》古版本的整理研究等，現在還保留有他們這方面交往的通信。這一時期胡適日記里也可以反映出他們之間的友好交往，如1922年3月4日他去八道灣周宅：“與啟明、豫才談翻譯問題。豫才深感現在創作文學的人太少，勸我多作文學。我沒有文學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學沖動。”（《胡適的日記》上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1922年8月11日他去周氏兄弟家聊天，這天的日記寫道：“講演后，去看啟明，久談，在他家吃飯；飯后，豫才回來，又久談。周氏弟兄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賞鑒力與創造力，而啟明的賞鑒力雖佳，創作較少。”（《胡適的日記》下冊）1923年12月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講義稿上冊出版，分贈給同人。胡適、錢玄同等均認真的閱讀了并提出了意見。對這些意見魯迅十分重視，他立即回信給胡適說：“今日到大學去，收到手教。《小說史略》（頗有誤字，擬于下卷附表訂正。）竟承通讀一遍，慚愧之至。論斷太少，誠如所言，玄同說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論，所以力避此事，其實正是一個缺點，但于明清小說，則論斷似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極想于陽歷二月末印成之。”（1923年12月28日）魯迅胡適之間的這些友好交往，已經早就離開《新青年》的時代了。

魯迅與胡適的疏離是在與現代評論派論爭之后，但胡適并未卷入這場論爭，而是保持中立。即使是后來他們的政見不同，二人始終也未成為論敵，更未成為仇敵。魯迅談到他對劉半農的感情時說：“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憶劉半農君》，1934）對于胡適，魯迅卻一直是很敬佩的，還談不到“憎惡”，至多是因政見分歧而生反感，但也應該是“朋友的反感”，敬而遠之，最多譏諷幾句而已；早在《新青年》時期，他就說過他很佩服陳胡，卻對于他們敬而遠之這種意思的話。應該看到，直到三十年代，魯迅胡適還曾同屬于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同志，直到胡適與同盟的上海中央領導人鬧翻后為止。魯迅逝世后，胡適還同意參加魯迅紀念委員會，并為《魯迅全集》的出版出力。

對于《新青年》團體的散掉，魯迅雖然感到失望，感到寂寞，像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但是他始終是抱著惋惜與懷念的感情的，他后來稱那個時期的作品為“吶喊”，為“遵命文學”，他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自選集〉自序》，1932）。這里說的“革命的前驅者”，就是指的陳獨秀和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同人們。

但是到了左翼文學運動時期（1927—1936），從一開始，魯迅就與他本來十分愿意合作的人們相處得很不愉快。1926年魯迅還在廈門大學時，就已經有了到廣州后“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的想法（見《兩地書》第二集第六十九信）；創造社也愿意與魯迅聯合辦刊物。1927年底魯迅已列名為擬復刊的《創造周報》的特約撰稿人，1928年1月《創造月刊》刊登的《創造周報復活了》的預告上魯迅還列名為編輯委員。可是他們僅僅達成了一個協議，還沒有進行一次合作，創造社的“革命作家”們就變卦了，不僅是變卦，撕毀了已向世人刊布的預告，而且反目為仇，他們宣布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資本主義對于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對于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因此，“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見杜荃即郭沫若文章《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發表于1928.8.10《創造月刊》第2卷第1期）這樣的定性，比后來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的頭目許紹棣稱魯迅為“墮落文人”簡直還要罪加十等，毫無疑問魯迅就成了首先應該被革掉命的人，所以遭到這一批不可一世的“革命文學”者們的極其猛烈的圍攻，如同“假洋鬼子”不許阿Q革命一樣，竟給予了阿Q的作者和他的主人公同等的待遇。當時的左派們對于魯迅的否定是徹底的，連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小說創作也被他們說得幾乎一文不值，認為多是庸俗淺薄的作品。幸好這些“革命作家”當時尚未取得“幫忙與幫閑”的地位，僅止于口誅筆伐而已。

創造社、太陽社等激進派對魯迅的圍攻后來經中共中央宣傳部及時制止糾正，并經調解雙方實現了大聯合，于1930年初成立了統一戰線性質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組織。魯迅也早愿從沙漠中走出，加入到新的陣營中來。他在彷徨之中曾自問：“新的戰友在那里呢？”（《自選集》自序）毫無疑問“左聯”同志就是他找到的新的戰友了。當時魯迅還是抱著一種十分友善的態度，認為創造社對他的批評促進了他對于馬克思文藝理論的吸收，并逼使他翻譯了幾本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著作，這是他要表示感激的。不過從他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的講話上來看，他是并沒有完全失掉戒心的。他的講話一開頭就引起昔日論敵的不滿，他說：“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1930.3）這篇講話幾乎通篇是針對左翼宗派主義者的，也非常切中要害。他提醒他的新盟友們：不要“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斗爭，舊派的人倒能夠閑舒地在旁邊觀戰。”然而，他竟不幸而言中了，后來的事實說明，雙方一直相處得不融洽，以致再次發生論爭，最終決裂。魯迅與上海地下黨左翼文學領導人的貌合神離的關系維持到1936年初“左聯”解散。在魯迅去世前發生了“國防文學”與“大眾文學”的論爭，到此時魯迅內心里已經把從背后射暗箭的屬于同一營壘里的所謂戰友視為了敵人，而且對于他們的憎惡是在他的正面的敵人（統治階級）之上的，他不能再像“左聯”成立之前“革命文學”論爭時那樣的寬容了。這不是他的心胸褊狹，而是幾年來同一陣營里的“奴隸主”及“工頭們”給予他的教訓使他獲得的最新的認識。這一認識給他的觸動，并不低于1927年的恐怖對于他的震動。盡管他呼吸的最后一刻還在與對手爭論“國防文學”與“大眾文學”，其實他心中已經完全清楚，正面的敵營已經消除，至少在意識上強行取消了，一切有形的敵人都已化為或即將化為無形之敵了。他說：“‘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者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為，一到現在，就好像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半夏小集》，1936年）如果這一幫鬼蜮們只是對自己的鬼蜮行徑負責，并不壓迫他人也就罷了，可是由于魯迅拒絕參加他們組織的中國文藝家協會，不愿被人當作傀儡，竟被指責是破壞抗日統一戰線。1936年7月17日他在寫給瞿秋白夫人楊之華的信中說：“當病發時，新英雄們正要用偉大的旗子，殺我祭旗，然而沒有辦妥，愈令我看穿了許多人的本相。”（見《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在當時，假如他還留念戰場，竟想獨戰，就有宣布為“托派”和漢奸的危險，實際上也早已有這樣的謠言了，所以他在重病之中由他的密友馮雪峰主動為他寫了一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936.6.9）公開發表了。此文猶如一個黨外布爾什維克的表態，并不像是作為一個反政府的左翼作家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引人注目的文章和另一篇由馮的文章《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1936.6.10），魯迅后來都沒有同《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1936.8）一樣放到待編的這年的雜文集里，顯然這是有意不收入的。當時他的內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對于謠言極為氣憤，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為了洗涮表白自己而去攻訐、傷害一個他一直懷有敬意此刻還坐在國民黨牢中的老友；對于異國的革命家托洛茨基，他也認為是一位具有很高文藝修養的革命家，他本人的一些文藝思想就有來源于他的，這種情結恐怕也難以頃刻就完全丟棄不顧的。胡風晚年關于馮雪峰為魯迅撰寫此文的回憶，透露了魯迅的這種心情，并披露了一個重要情況：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及《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并非魯迅委托馮雪峰所寫，當時魯迅臥病在床，連話都不能說，更無法仔細思考問題了；二，魯迅身體稍恢復之后，明確表示了對文章不滿意的意思，說一點也不像他的東西。胡風說：“魯迅在思想問題上是非常嚴正的，要他對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時候決不可能深思熟慮）的思想觀點擔負責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魯迅先生》，1984。載《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1期）這一情形很引起了中國托派元老們的關注、重視。鄭超麟先生就寫了《讀胡風〈魯迅先生〉長文有感》，發表在《魯迅研究月刊》上；還有王凡西、樓子春等在海外發表了文章，對于這種情況表示理解，同時也恢復對魯迅的尊敬。鄭超麟說：“由此可見，在馮雪峰代擬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用辱罵代替戰斗，用‘日圓說’代替‘盧布說’，這二方面，魯迅本人實在不能負責。”（載《魯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0期）事實也是如此，同樣是馮雪峰，但是經過魯迅深思熟慮、精心修改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就放到《且介亭雜文末編》里了，而攻訐托派的文章他是沒有認可的，所以他自己并沒有收入；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后來的編者作為附錄收入的。1957年打右派批判馮雪峰時，為了掩飾“左聯”中的問題，當時的說法是《答徐懋庸》系馮雪峰所擬稿，它并不符合魯迅的原意；現在人們已經可以看到《魯迅手稿全集》中此篇的原稿，上面有魯迅大量修改的筆跡，今天誰也不懷疑這是魯迅的作品了。倒是《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這篇文章，這實在是馮雪峰擔憂過度，他既為魯迅卻未能珍重魯迅的為人，也未能夠把握好魯迅的思想和文風，更不可取的是他把魯迅當作黨的馴服工具來使用，還覺得魯迅沒有像高爾基那樣聽黨的話（參閱胡風《魯迅先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表面上是答復托派的，實質是為了急于向左翼文學陣營中的謠言制造者表示自己與托派“漢奸”毫無干系，不但無干系，而且特別表白了自己擁護斯大林的蘇聯，擁護陜北蘇區的中共中央的心愿。托派的這封信只是一封個人的私信，而且其中對于時局的觀點也并非都與魯迅思想相左，如對于國民黨的態度，按理對此信是沒有理由必須公開表態予以譴責的。1972年12月25日魯迅博物館開了一個座談會，此時正當“”中，五十年代不能說的一些話此時卻可以說了，馮雪峰說：“不過魯迅先生的回信發表，對托派的打擊是相當大的。一方面也回擊了周揚等人，所以《光明》半月刊和《文學界》都不肯發表，不但怕刊物被查封，也因其中回擊了周揚等人的緣故。”（胡愈之、馮雪峰：《談有關魯迅的一些事情》，載《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直到三十六年之后，馮雪峰才透出了一點寫此信的真實意圖。答托派的這封公開信后來為王明、康生之流鉆了空子，他們大肆鼓噪羅織罪證，一口咬定陳獨秀是漢奸，但這與周揚等已毫無關系了。王明是徹底的執行莫斯科肅清世界各國托派的指示的。1937年12月王明、康生等從莫斯科飛抵延安，在隨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附帶討論了與陳獨秀恢復關系的問題。回憶說：當時中央大部分人包括對陳獨秀都抱有若干同情，但是王明聲色俱厲的表示：“我們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斯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我的回憶》下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當時王明一是以欽差身份發指令，同時他自己也恐懼陳獨秀可能卷土重來，東山再起，因此不遺余力的下此毒手。陳獨秀出獄后雖然主張拋開政見分歧和黨派成見，共同抗日，但此時他也已抱定“不擁國，不”的獨立態度了，毫無“歸隊”的意愿。盡管陳獨秀遭到王明、康生的誣陷，有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不能抹殺的：《答托斯基派的信》發表時，陳獨秀的八年刑期尚未滿，仍被關在國民黨的監獄里服刑，此時即使他要投敵也是絕對不可能的。直到抗戰全面爆發后，于1937年8月南京淪陷前夕他才減刑獲釋。日本侵華初期，日本侵略者以為可以一口吃掉中國，根本沒有把國民黨政權放在眼里，他們不把看作談判的對手，只允許他無條件投降，做亡國奴，不許議和，也就是不給與做漢奸的機會。這里我們可以看看當時任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后來成為了真正漢奸的周佛海當年想要做漢奸而尋不到門徑時的焦急如焚的心情，就可以知道日本人挑選漢奸并不是很隨意的。《周佛海日記》1937年9月1日寫道：“據云：蔣先生已完全同意原則（按：指派特務與日本聯系交涉外交解決途徑），惟恐事機不密，反多糾紛，且日人決不肯為吾輩守秘密也。但亦非全不進行，須另設他法。稍為心慰。”一年后，交涉毫無進展，1938年7月7日周佛海在日記中記道：“閱近衛談話，不僅不以蔣政權為對象，且不以國民政府為對象；即使蔣氏下野，親日政治家出主政權，亦不與國民政府交涉。是則一線和平之望亦已斷絕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后來的歷史果然是脫離了蔣政權和國民政府，另組投降日本的傀儡偽政府之后才做成了漢奸——這還是由于日軍戰事不利才促成此事的。由此可見日本人對于漢奸是需要什么樣的條件了，這頂帽子不是什么人可以戴上的。但是按照王明、康生之流的邏輯來分析，日本人反倒認為陳獨秀的賣國資本比、還要大，于是就特別花日元去收買這個尚坐在牢房里的，政治上早已失勢，軍事上更加毫無影響力的共產黨中的反對派了。

抗日戰爭期間，在對待陳獨秀的問題上，國民黨反較共產黨客觀，陳之所以能獲釋，首先是當局肯定了他“愛國情殷”的民族立場和“深自悔悟”的服刑態度，并且還得到了胡適和張伯苓二人出名保釋。當然陳獨秀絕不會承認悔改的，因為他從來沒有承認自己有罪，他出獄以后立即公開表示：“愛國誠未敢自夸，悔悟則不知所指”（1937年8月25日致上海《申報》編輯部信）。

剛剛出版的2005年修訂版《魯迅全集》關于寫信給魯迅的托派“陳××”即陳仲山的注釋最后有這樣一句說明：“抗日戰爭期間在上海因從事抗日活動被日軍捕殺。”（見第6卷P.610注[3]）學術界給出這樣一個珍重歷史、還原歷史的公正說明，糾正中共黨史上對于一個托派的錯誤結論，竟然花了七十年！而且，這還僅僅是對于一個人物的注釋而非對于整個事件的說明，只要馮雪峰所寫的這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還收入在《魯迅全集》中，左翼文學上的這一大公案就不能說已經得到了完全解決。

由于當年魯迅心中郁積著比編自己的文集更大的憂慮，他的生命留給他的時間使他無法反思托派一類的問題了，他的迷惘與無奈更多的反映在他對于未來的悲觀情緒之中。他早就曾對人說：“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幸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1934.4.30致曹聚仁信）魯迅曾譯介過許多俄羅斯同路人作家，他們的命運他是很清楚的，在“左聯”成立大會上，他還提醒他的青年盟友們應以俄羅斯同路人作家為前車之鑒；可是，晚年的他卻將自己實際上已經擺在了一個同路人作家的位置上了。“左聯”成立之前，他寫了一篇《文藝與政治的歧途》（1927）的文章，其中寫道：“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于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于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他這話的意思是分著革命前和革命之后的，他認為政治家在獲得權力前與文藝家之間是有著“不安于現狀的同一的”，但在取得政權之后，就與文藝家處在不同的方向了。政治家是要極力的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維持現狀，文藝家卻是時刻觸著了感覺靈敏的神經，時刻不能安于這現狀的，于是要反抗現實，因此文藝家與政治家不可避免的要發生沖突。可是魯迅沒有料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之時，文藝家就已經感到壓迫了。但是他哪里還會知道早在幾年前，柔石等“左聯”五作家只是因為反對莫斯科人王明的極端專橫的政治路線，在去參加黨內的一次秘密會議時，被人泄密出賣而慘遭殺害的這一借刀殺人的真相呢？生前的事有許多都不知道，身后的事情就更不可能知道了。我們只能預料，假如他的壽命更長一些，活到了五十年代，他就可以看到過去“左翼”陣容的內部斗爭的殘酷延續了，他必須面對一個及其悲慘的現實，他的朋友胡風、馮雪峰、丁玲、聶紺弩、蕭軍等等，無一幸免的一個一個遭到清算，全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或右派分子，或被投入死牢，或遭流放服苦役，或被群眾管制，而且他自己也不能保證沒有滅頂之災。毫無疑問，他的心胸將一定比寫《答徐懋庸》的公開信時更為褊狹、更為憤怒——實際上當年由馮雪峰起草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在當時，應該說還是給予他的論敵很“留情面的一棍”的了——然而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直至七十年代末，中國已經更加變成了無聲的中國，即使是魯迅，“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他也就“只有‘而已’而已！”了。

“左聯”的解散，左翼作家內部尖銳的宗派主義幫派斗爭，給予晚年魯迅的刺激是極大的，由于教訓，也由于時局，由于大環境的變化，實際上他已經開始漸漸對自己做出了調整。

首先是政治上的決定，不再與原上海地下黨左翼文藝界的領導、他稱之為“元帥”“奴隸總管”的人合作，拒絕參加他們所組織策劃的中國文藝家協會，不論這將給他帶上什么樣的帽子。他已經很想抽身事外，他曾跟馮雪峰說：“我成為破壞國家大計的人了”，“我真想休息休息”。（馮雪峰《有關1936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經過》，載《新文學史料》1972年第2期）在1936年7月17日寫給楊之華的信中已流露出更加急迫的心情：“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離開上海兩三個月，作轉地療養，在這里，真要逼死人。”而此時離他去世已僅僅三個月，已幾乎走到生命的盡頭了。

同時，他在寫作上也已經做出了相應的調整，他急于想把手頭上的一些事做一個了結，暫時擱下“匕首”，重新回到創作的道路上來。他已經意識到“左聯”時期他的論戰性文章，用于內耗的時候更多，遠不及五四時期有益于社會改造。他曾幾次跟馮雪峰談起過要寫一部關于四代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而且他還有寫一部中國文學史的夙愿希望完成。從事文學創作并不是說就放棄了斗爭反抗的精神，對于一個思想家來說，他的無論什么體裁的作品都是深刻的，對于社會都是具有沖擊力的，并不一定只能用“投槍”和“匕首”似的論戰性雜文才有實效。他臨終前寫的《死》留有七條遺言，其中的第五條說：“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這豈止是對家屬的交代和對一個七歲孩子說的話，他已經厭惡透了那些只會斗嘴皮、沒有創作、沒有思想、只會打棍子的文學批評家，他深深感到做這樣一種人，對于社會毫無益處，他甚至自己也不愿意再做批評一類的文字，與這種人為伍，他想要回到創作的道路上來，并且已經開始這么做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數月里，他除了創作了多篇散文，如《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我的第一個師父》、《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之外，他還于1935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三本小說集《故事新編》，1936年初出版，這正是“左聯”解散時期；但是由于他突然去世，剛剛燃起的創作欲望也就此熄滅了。

魯迅在《新青年》團體解散后曾出現過彷徨和迷惘，那是一種強烈的求索精神的表現，他將“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題寫在《彷徨》書前，正表達了他的這種強烈的追求真理的愿望。但是“左聯”解散以后，他已經失去了彷徨寂寞的心境，他希望的是休息，擺脫被人逼死的氛圍。他最后得到的人生經驗是：“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死》，1936.9）這也是他對于后人的一句極有針對性的箴言。

注釋：

①1932年12月1日陳獨秀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

②見《胡適全集》第24卷《致陳獨秀（1933.11.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③《答陳獨秀（1920.12）》，《胡適全集》第23卷。

④見1921年1月26日胡適致、魯迅等同人的信。此信及以上所引陳獨秀和信均編入《中國出版史料（現代部分）》第一卷上冊，見《涉及〈新青年〉分化的幾封信》，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⑤1921年1月29日錢玄同致胡適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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