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鹽生產與鹽池文化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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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鹽業史研究較熱，其中對河東鹽池歷史的研究，尤為河東地區的學者所鐘情。柴繼光老先生已對鹽池的歷史進行了系統研究，出版了諸多專著及相關文學作品，成果頗豐。近年來，趙波先生和楊強先生在河東鹽池生產與鹽池文化研究方面的建樹頗多。筆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社會史、民俗學的角度，以歷來為學者關注較少的鹽池地區平民群體為出發點，著力對鹽池附近貧民和坐商這一貧一富兩個群體進行研究，兼論在當地平民群體中積淀至今的民謠文化和飲食文化，以請方家指正。

一、當地貧民群體的趨鹽利心理的形成

《南風歌》有云：“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自古以來河東鹽池以其“自然之美利”，不僅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收入，而且對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豐富的鹽業資源，使附近居民產生了強烈的就近依賴心理。普通貧民除了為鹽務丁役所累之外，很多人還以偷鹽私曬為生。再加上附近地區土地貧瘠，地少人稠，而且有“三分之一種棉，僅有二分種谷”，導致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受到很大影響，所以在歷朝歷代都采取了嚴厲的鹽禁政策。但是，看上去近乎苛刻的嚴禁措施，依然無法消除當地居民的偷鹽、走私現象。鹽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物質，梁陶弘景所謂“五味之中，惟此不可缺”。清蔣兆奎所纂《河東鹽法備覽》有載：“《洪范•八政》以食為先。食不可一日無鹽，與五谷同”。齊管仲也說：“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由于鹽在人類生產和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擁有豐富鹽業資源的河東鹽池，成為當地人可以依賴的獨特優勢，“趨鹽利”成為當地人的重要日常活動。《備覽》在描繪安邑地區風俗時，提到：“其民質樸節儉，力于耕耘，然邑近鹽池，亦頗趨于鹽利”。清儲大文纂《山西通志》也有幾乎一致的記載。這里提到解州、安邑一帶居民的兩大日常活動，一曰農桑，二曰鹽利。前者是封建社會所強調的“本業”，而后者則屬末業。但此處提到在當地“趨鹽利”雖幾乎與“事農桑”并駕齊驅，但畢竟尚未“舍本逐末”，故亦無可厚非。

但也有記載說到：“運城右解梁，左安邑，觀解安之風俗，即可蓋運城之風俗，惟是地瀕鹺海，五方雜處，富商、大賈、游客、山人，駢肩接踵，闌閬之夫，率趨鹽利，偓算傭工不務本業”，而其中“安邑縉紳，運城居半”。這里所說“不務本業”看似和上面提到的鹽池附近居民既“事農桑”，又“趨鹽利”有所矛盾，但實則不然。民國九年，曲乃銳等編的《解縣志》使這一問題得到回答，書中記載：“解邑，彈丸之地，南北五十里而遙，東西五十里而近，截長補短，方二百里也。生靈六萬余口，生于斯，長于斯，其聚族而謀朝夕也，不有恒業何以為生。南鄉之地石而瘠，其民剛，耐勞苦，五谷無多，有畜牧之事焉，有材木之饒焉。北鄉之地曠而薄，其民勤，多蓄積稷黍，而外有瓜壺之場焉，有菜蔬之圃焉。東鄉之地沃而狹，其民華，尚進取。地近鹽池，多備車馬轉運官鹽，而于耕耘之事反屑屑不為焉。西鄉之地（土咸）而瀉，其民質，勤種植”。由此可見由“趨鹽利”而棄“耕耘之事”的，只有“東鄉”一地。根據《備覽》所載《河東鹽池全圖》可知，河東大鹽池地處解州、安邑之間，二者大致以曲村、莊頭橋一線為界。因此，這里所說的“東鄉”應是大鹽池中隸屬解州境內的西半部分及其附近地區，而這一地區緊靠大鹽池，出現了“耕耘之事反屑屑不為”的情況，可見鹽利的誘惑嚴重地影響了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鹽池已成為當地居民生活來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或受雇于產鹽商人賺取報酬，或干脆偷鹽、走私以資生計。針對這種現象，歷朝歷代都實行了嚴厲的鹽禁政策，逐漸在鹽禁設施建設、律令政策以及武備、管理機構設置等方面不斷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的鹽禁緝私體系。柴繼光老先生在《嚴酷的歷代鹽禁》一文中作了完整系統的論述，此不贅言。在嚴厲的鹽禁之下，潞鹽走私仍然盛行的原因，先生總結為：第一，鹽價昂貴，貧民必需而又無力購買；第二，一部分人為圖私鹽高利，不惜挺而走險，以潞鹽走私為業；第三，官商勾結，使走私合法化、公開化。

這三點原因實為至要，毋庸質疑。筆者認為，還有兩點原因更為重要：第一，當地種植結構不合理，經濟作物特別是棉花所占比例太大，加劇了鹽池地區居民糧食供應的不穩定性；第二，鹽池附近地區地狹人稠，耕地不足，單一從事農業生產，日常生活難以為繼。據民國九年曲乃銳纂《解縣志》記載：“近數千年種棉獲利，人民以此為生業之大者。以全縣三千余頃地計之，足種三分之一，平均收成可易三十余萬金，得利誠厚。然妨害嘉谷，民無余糧，害在目前。三分之一種棉，僅有二分種谷。六萬余生靈，每年非三十余萬石谷不能養。二千余頃地豐收，不過得三十余萬石，僅足本年只用。一遇歉歲荒年，糧價騰貴，人少蓋藏，何以謀生。”由此可以看出，解縣人多地少的矛盾，再加上當地棉花種植占用了大量耕地，造成了當地糧食自給能力的不足。特別是在荒年，原本就有限的糧食供應狀況更加惡化，糧價上漲，百姓生活困難。該縣志還提到解縣：“惟地少人稠，以合縣地數，與人數分配，較古昔八口之家，一夫授田百畝之制尚不逮遠甚。故人民終歲勞苦，豐年樂歲僅足謀生。一遇兇荒，流亡不免。”對此，不妨稍作計算，加以比較。這里說到以前“八口之家”，至少“一夫授田百畝”，若按每戶僅有一夫計算，人均尚有12．5畝。而現如今“全縣三千余頃地”，“六萬余生靈”，人均耕地面積僅5畝左右，不足“古昔”一半。隨著人地矛盾的加劇，單純地依靠農業養家糊口就顯得捉襟見肘了。這些原因與當地趨近鹽池的地理優勢相結合，使當地貧民群體產生了對鹽池的就近依賴心理，他們受生活所迫和鹽利誘惑，多數人趨鹽利而棄耕稼，偷鹽、走私現象嚴重。

二、明清以來鹽池坐商的興衰

明清以來，河東鹽池坐商經歷了一個由興盛到衰落，再到復興的演變過程。這主要體現了國家政策和社會大背景的重要影響。鹽場生產狀況雖然經受了封建剝削，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榨等諸多困難，但最終成功實現了生產結構和經營方式的轉變，走上了公有化、集團化的道路，浴火重生。自漢武帝采納桑弘羊之請，將鹽鐵收為官營，一直到宋代前期，河東鹽池在多數時間里是官營官銷。宋仁宗八年（1048）范祥提議實行鹽鈔法之后，鹽業銷售權開始長期的下放給商人。到明朝中葉之后，商人逐漸參與到池鹽的生產開采中來，在鹽池出現了長期存在的坐商。明代鹽池的生產資料為國家所占有，由政府從解州、垣曲、蒲州等十二州縣征集鹽丁進行生產，同時允許商人從事運銷。明太祖之時就使鹽池的生產權和經營權相分離，允許運商的存在，由國家對其征稅。明洪武三年，政府又開始實行“開中法”，使運鹽商人獲利頗豐，但這一時期真正的鹽池坐商尚未產生。后隨著鹽丁因不堪勞苦而大量逃亡，從明朝中葉開始，國家開始采取改良措施，在國家鹽業生產方面，采用兩種方式來保證勞動力來源：一個是維持舊制，繼續強迫鹽丁生產；另一個是通過雇傭的形式招募勞役，按勞分配，給予一定報酬。而在鹽商方面，開始倡導商人參與池鹽的開采，但采取了相當苛刻的政策，商人不僅需要自備工本，更重要的是所產之鹽，要交給官府七成，自己只能保留三成，在鹽產量很低的女鹽池和六小池尚需上交五成，并免除了原本運銷需要繳納的稅款，雖然擔負了沉重的剝削政策，但畢竟鹽池坐商開始出現，并逐漸發展起來。

清順治六年（1649）王小溪起義之后，清政府開始實行畦歸商種，按錠分畦，交稅50兩為一錠，每六錠為一號，每一號為一商名，鹽池坐商的地位開始真正確立起來。清康熙二十七年，鹽池產銷商人開始分離，各司其職，并正式出現了坐商和運商的稱謂。由于此時坐商的錠銀轉由到此買鹽的運商交納，畦稅在實際執行上轉變成了鹽稅，使得坐商游離于國家稅課體系之外，這不僅使坐商大大減輕了成本負擔，有了更多的生產資金，更重要的是使坐商逐漸擁有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各商號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坐商不僅日漸壯大為一個群體，而且逐漸成為鹽業生產技術不斷革新的推動者。康熙二十九年（1690）有坐商416個，雍正年間有421個。［8］到清乾隆年間，《備覽》收錄鹽池坐商商名則達425個，其中十二錠商名40個，六錠商名379個，不足十二錠商名1個，不足六錠商名5個。由此觀之，鹽池商號此時已頗具規模，為一時之盛。乾隆四十二年（1777），劉阜和創滹沱取鹵法，光緒二十六年（1900），李傳典發明鑿井取鹵法。這些商號主動進行的技術革新，使乾隆二十二年（1757）鹽池因爆發水災、淤塞黑河以來，長期低迷的潞鹽產量得以恢復。［9］民國時期，由于帝國主義的剝削壓榨，加之頻繁戰爭帶來的破壞，使得鹽池商號步履維艱。1913年，袁世凱政府將鹽池作為五國銀行貸款擔保，并于同年6月在運城設置河東鹽務稽核分所，這使得河東鹽稅成為帝國主義的剝削對象。之后，河東鹽稅稅率不斷提高，1912年原銷山西之鹽每擔征稅1．566元，到1936年已升至5．117元。在高稅率的壓力之下，畦稅的實際承擔者，即運銷河東池鹽的運商難以為繼，影響到眾多鹽池商號的生存。根據民國二十二年（1933）的《山西統計年鑒》所載“山西河東鹽池概況統計表”顯示，民國十八年（1929）河東鹽池畦數總計只有356畦，坐商數則只存81家，鹽池坐商數目與鹽稅總額的反向發展，使得鹽池坐商的生產負擔日益沉重。民國二十二年，《山西實業公報》記載了安邑縣潞鹽產銷商人當時的困境：“今年鹽務疲憊，銷路滯塞，坐商已收之鹽堆積如山，所報之資皆在鹽料，不惟克得利。且所借之資反出重息，一般客商終年蕭條，日食資金，紛紛倒閉時有所聞”。

此時明顯看出，鹽池坐商們的生存狀況與清代鹽池昌盛時期相比，遠不可同日而語。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鹽池坐商進入了處境最為困窘的時期，戰爭的破壞，日偽與國民政府的掠奪，以及中共接手鹽池初期政策上的失誤，使原本薄弱的鹽池坐商群體幾乎消失殆盡。民國二十六年（1937），鹽池產商尚存45家，［12］而到民國二十七年（1938）3月，日本占領運城，當年資本家逃走一空。次年，也只是恢復了30家，而且當年產鹽量只有5416噸，尚不足之前和平年份的十分之一，即使在日偽統治時期產鹽量最高年份，即民國三十年（1941），也不過只有23417噸，與戰前產量相去甚遠。［9］1948年，中共接手鹽池之時，只存坐商36家。［13］1948年2月，潞鹽管理局正式成立，此后，河東鹽池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了恢復、發展、轉變的道路。對于這一時期鹽業生產工藝、設備的革新，化工產品品種的增加，以及結束鹽業生產，走向多元化化工生產等諸多趨勢，柴繼光在《再造輝煌———運城鹽池解放后50年的變遷》一文中已做詳細闡述，此不贅言。這里主要討論這一時期鹽池各場的公有化進程以及集團化趨勢，筆者根據相關資料提供數據加以匯總分析。由表1可以看出，從1948年初以來，公營鹽場的數量呈上升趨勢，在鹽場總數中所占比重逐漸上升，到1956年1月24日，運城鹽池私營鹽場全部得到公有化改造。此后運城鹽場在國家的直接經營管理之下，走上了革新技術和多元化化工生產、集團化、規模化經營的道路。在這一時期，運城國營鹽場的集團化真正開始于1958年，90年代達到高潮。1958年7月，國營運城鹽務分局、運城化工廠和鴻裕鹽場這三個獨立經營的鹽務企業正式合并，組建為山西省地方國營運城鹽業化工局。之后逐漸轉向化工生產，但仍然保持少量的潞鹽生產，以保存傳統工藝。［9］1992年10月，運城鹽化局與香港中策公司合資組建“山西鴻運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并保留了運城鹽化局獨立的經濟實體地位。1994年底，兩公司由全方位合資轉變為在原鹽化九廠一處合作經營。1995年出資收購已破產的運城地區合成洗滌劑廠。1996年運城鹽化局與中國耀華玻璃集團等五家企業聯合成立山西南風化工集團。［8］之后在全國各大省區兼并了許多化工企業，成為一個擁有5個分公司，16個子公司，總資產達32億元的特大型企業集團。

三、鹽池與民謠文化和飲食文化的淵源

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或者社會現象，地域性是其基本特征之一。不論是貧民群體還是坐商群體，作為當地居民的一部分，他們在歷史的長河中都充當創造和傳承鹽池文化的主體。柴繼光先生說過，對于鹽業史的研究“增加文化因素，或者從文化的角度去審視”是“完全可能的”。一直以來，學者對于鹽池的根祖文化、池廟文化、運學文化等諸多鹽池文化領域給予了較多關注，成果頗豐，但對于圍繞鹽池而產生的民俗文化，則相對比較薄弱。趙波先生認為，河東池鹽與祭祀文化和禮儀文化有密切關系，而河東民俗文化由禮儀文化演變而來，以禮義文化為中介，將河東鹽池與民俗文化建立起間接關系。筆者認為民俗文化并非由禮儀文化演變而來，禮儀文化源于先民的鬼神信仰，可以說是人民實踐活動的產物，而民俗則是由人民在生產、生活實踐中產生出來的一種文化自覺。一方面禮儀文化與民俗文化同出于實踐而并存，雖然在某些具體領域存在交集，但后者并非是前者演變發展的產物；另一方面二者都與實踐有直接關系，而無需中介的存在。經過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河東鹽池附近的居民們逐漸積淀出豐富多彩、極具地域性的民謠文化和飲食文化，成為鹽池民俗文化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一，鹽池與民謠文化。民謠不僅具有獨特的藝術性和思想性，而且反映了當地的許多實際情況，積淀了許多珍貴的史料。河東地區，特別是鹽池地區留下的許多民謠、俗語，成為當地居民生活和歷史文化的真實寫照。例如，安邑縣有民謠說：“伏虎鹽形古，野狐泉水清。云屯關帝廟，霧鎖蚩尤城。”

這首民謠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鹽池的周邊環境、鹽業生產工藝和相關的神話傳說。首先，第一句中“伏虎鹽形古”說的是鹽池所產的形鹽。而“野狐泉水清”則是指池神廟西側的西淡泉。《備覽》有載：“西淡泉，在池神廟之西里許，俗呼野狐泉”，與東淡泉共同作為鹽池附近的淡水泉，供鹽工日常飲用。當地也有碑文記載“其環池地咸鹵，皆不可井飲，惟兩池中有淡泉，水特甘涼……歲當炎暑，常役萬人取鹽，茍勺飲不繼，則渴死者過半，酌泉飲之則免于病”。另外，“云屯關帝廟，霧鎖蚩尤城”則涉及到了鹽池一帶盛傳的“關公戰蚩尤”的神話傳說。還有民謠說：“民財何自阜，北相鎮南薰。棗是搖錢樹，鹽是聚寶盆。”看來池鹽和棗成為居民生活的重要收入來源。此外在鹽池一帶還流傳著諸如“鹽池里掄板斧———侃閑（砍咸）”，“吃掛面不調鹽———有言在先（鹽）”等諸多有趣的歇后語。可見，鹽池對當地人日常生產生活的重要影響，而逐漸形成當地獨特的鹽池民謠文化。第二，鹽池與飲食文化。鹽在日常飲食中具有重要地位，梁陶弘景曾說“五味之中，惟此不可缺”。

鹽池附近居民有靠近鹽池的自然優勢，因此圍繞鹽池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飲食文化。鹽對于人的生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調節身體中的酸堿平衡，維持心臟跳動和肌肉的感應力。對于食品烹飪來說，則具有去味，增鮮、保色的功效。唐崔敖在《河東鹽池靈慶公神祠頌并序》提到：“感和羹之訓，心游傅氏之巖，稽近鹽之詞，氣對郇瑕之邑”。可見，鹽已作為日常飲食不可或缺的調味品。鹽池一帶的美食，諸如晉運大盤雞，解州羊肉泡饃等都是食鹽量很大的食物，陜西潼關一帶有名的醬菜和運城臨晉的特色小吃玉瓜，其制作就離不開運城鹽池的食鹽，臨晉玉瓜還在巴拿馬國際食品節獲得了金獎。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當地人也逐漸形成了飲食口味較重的特色。

四、結語

總之，河東鹽池以其“自然之美利”，深深地影響了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和文化。當地的普通居民，作為貧民群體，他們受先天的地少人稠與后天種植結構不合理的條件影響，農耕在其生活來源中所占比重較其他普通地區少，在50年代之前，當地人偷鹽、走私現象嚴重。而作為富民的鹽池坐商群體，在經歷了封建剝削、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榨等諸多困難之后，最終成功實現了生產結構和經營方式的轉變，走上了公有化、集團化、規模化的道路。在這兩大群體生存發展的過程中，一種來自民間的、與當地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民謠文化和飲食文化在歷史的積淀中逐漸形成，使鹽池深深地影響了一方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

作者：張啟耀 曹永光 單位：運城學院 政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