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文化研究的探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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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無論是日常百姓生活，還是重大國家政事，協商現象無處不在，協商活動無處不有。協商事項有大有小，有政事、商事、民事。協商是為了集中智慧、凝聚力量，為了調適關系，為了判斷、決斷，為了決定、決策。協商文化就是在人類協商實踐中形成的。從根本上說，協商文化是一種調適（政治或決策、治理、管理）文化，或者說，是決策意義上的治理文化，或調適意義上的決策文化，是一種社會（包括家庭）治理意義上的決策文化。

制度屬于文化范疇。就制度文明而言，協商制度的產生與發展，既是協商文化發展標志性成果，也是制度文明進步的重要成果。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協商制度形式及其內容。就今天我國協商民主發展與實踐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無疑是人類協商文明史上新的里程碑，即協商文化的標志性成果。在世情、國情、黨情、民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情形下，協商民主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其實質就是協商治國理政，協商民主就是要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愈益發揮重要作用。楊吉成的《中華協商文化芻論》一書，立意深遠，俯仰古今，見微知著，廣博厚重，給人以滄桑的歷史感和厚重的文化感。著作以繁榮中華協商制度文明為統領，以突出文化“化成天下”為旨歸，以強調協商的人文、和諧、同一等屬性為樞要，重點介紹了協商文化及其協商民主的主要內涵、主要特征以及時代精神等，富有真知灼見，體現出廣闊的研究視野和鮮明的研究特色。

一、創新性。

敢為人先，善之善者。理論的魅力在于創新及其對指導實踐的普遍適用。實踐永無止境，理論創新永無止境。理論創新在于學理創新，在于堅持歷史尺度和價值尺度的辯證統一。理論創新包括對人類歷史經驗和現實實踐作新的揭示、分析、預見及解答，對社會實踐活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升華。本書的創新性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空間寬度。當下協商文化研究，大多是從政治協商即協商民主角度著手遂行，而著者則是原創性研究廣義協商文化，并堅持從民間、國家（王朝）、世界視野著眼研究廣義協商文化，觀點獨立獨到，誠可謂奠基式開先。二是時間長度。著者思接千載，天馬行空般的聯想，以史家筆法，追根溯源，梳理脈絡，舉重若輕地把文史等多方面的知識積累融入了感性的敘述中，如通過“脈絡軌跡”專章，舉要勞動起源、協和處眾、詢謀則用、盟會朝會、采風制度、游說論政、星光闌珊、清議清談諸章節，把千年百代的協商文化融入自家話語中，寫出了中華協商文化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三是實踐廣度。著者遵循理論來源于實踐圭臬，于2013年6月定稿并送審批立項，其專章論述“協商民主”，對協商民主所蘊含的時代精神概括非常準確：民間參政新手段、宗旨意識新發展、求同存異新變化、社會建設新內涵、基層民主新發展，體現了協商民主之廣泛性、多層性、人民性以及實踐性特質。這與于2014年9月21日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講話的主題精神相吻合。

二、人文性。

萬物之靈，惟人為大。“協者服也”，作者強調協商是為了人的事業。通過對協商文化概念的深入挖掘，表明：協，是一種事情、事業、事功、功業，甚至偉業。而這種事業，是靠眾人之力一心一意同心同德心甘情愿方能成就，是在和悅和諧的情狀下進行。首先著眼于人，就是人文精神。著者定義協商概念包括包容性、平等性、民主性，強調協商首先是為了人。這尤為寶貴。

三、可讀性。

詩化語言，詩之營構。對章節安排，可見著者煞費苦心，形式整齊，文字簡約。既明白如話，而又思想涵蘊。比如著者說文化史，有“印跡昭昭煥史冊，前賢后昆論短長”詩句比況。而第三章第七節“星光闌珊”中，“春秋戰國，社會轉型，諸侯爭霸，征戰頻仍，樂壞禮崩，所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甚或‘政逮于大夫’、‘陪臣執國命’，卻又商略開新，策士捭闔，謀士縱橫，謀夫說客，各為其主，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協商文化一時好不盛興”。語言頗為精當，饒有韻味。

因為是填補空白的成果，本書在內容方面難免會有些粗疏。比如“協和處眾”一節就顯單薄，而“諫諍諫議”一節又稍嫌龐雜。總之，楊吉成同志勇于擔當，從廣義協商文化的角度對中華協商文化進行了有益的探究，已經做了很多，但我們仍希望他在這條道路上上下求索，不斷前行，取得更多豐碩成果。

作者：廖沖緒 單位：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