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對傳播學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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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背景

二戰使得本來就已經在一戰中成為經濟大國的美國，又變成了政治大國。戰后，美國的社會科學又對歐洲的文化生活進行了空前的侵襲，在這種影響下，英國社會科學的優勢并沒有被反映出來[1]。就文章所總結，其原因主要有三點：首先，是馬歇爾計劃（進行經濟支援而不是采取武力或對其遭遇進行旁觀[2]）；其次，是隨之而來的單向的文化傳遞；最后，是英國主張恢復戰前馬克思主義傳統、現象學和新的思維體系[1]。而在傳播研究的方面，也存在著與社會科學一樣的境遇，它們都被貼上美國的標簽然后給予關注。而事實上歐洲在此方面發展所取得的進步則是被人誤解、忽視或者曲解[3]，此種問題被JamesW.Carey稱為“imbalance”。所以，雖然美國作為學術先鋒存在很多的學術成績，但就本文討論的文化研究和傳播學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和缺陷，筆者將主要采取理論和學者觀點匯總的形式，在下文中對它們進行解答。

二、文化研究與傳播學的共通點

第一，兩者的定義。傳播，即意義的構建，以及共享維持的過程[4]。而“文化研究”（俗稱為“文化”）被GrahamMurdock解構為了兩個部分：1.它是“普遍的”，是所有群體在創造、重建意義系統和具體表達所述意義時的保障；2.它是忽視和懷疑其他文化的戰略選擇的產品，即對確定的東西進行判斷和選擇。而這兩部分又在結構過程中產生了兩個主要體系，分別是論證在環境形成的文化的復雜性和合理性，意義是如何通過傳播來得到傳遞的[5]。綜上，可以看出兩者都存在著“意義構建”和“意義傳遞”的過程。第二，符號的使用。這在FromMasstoPopularCulture:FromFrankfurttoBirmingham一文中，有著詳細的解釋。伯明翰學派在CCCS進行文化研究時主要是對于三種理論進行了組合的使用，它們分別是巴特（RolandBarthes）的符號學，阿爾堵塞（Althusser）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與希洛夫（V.N.Volosinov）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6]。使用這些概念的目的在于闡明文化符號和文本的多義性，但由于在文化形成中符號最基本的含義，確保了人們對于相同符號都具有基本相同的解釋。有了這個基礎的保證，就能把它帶入之前傳播學編碼/解碼的理論范疇中考慮，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么說編碼時的意義，會在被人接收后都會被再次附加意義，但是這種理解通常不會有太大的分歧（故意為之或含政治目的的解讀不在討論范圍）[7]。在確定了傳播學與文化研究擁有共通之處后，我們便確定擁有了一個可以把兩者聯系起來的平臺，那就是符號傳遞。

三、取得的成就

當學者開始對符號的多義性給予極大重視的時候，作為20世紀70年代最有影響力的亞文化研究出現了[6]。亞文化起著解決母體文化（parentculture）未能解決或遺留的問題的作用，在出現的一刻就一直追求屬于自己的風格（style）——打破符號的一般用法，將其重新安排成不同的符號學語境。就如任何客觀存在都有著與他相配的亞文化一樣[8]，人們意識形態開始變得多樣化，直到民族志被引入文化研究，國家文化的多樣性已經得到了官方的肯定[8]。而在這之后，對意識形態的批評理論衍生出來馬克思的“支配思想是統治階級的思想”的主張，隨著創造性的消費，支配的意識形態不再是“源于外部影響消極的主體，而是用同種觀點附加在人們身上，并把他們變成文化白癡。”（Hall,1989,p51）的論調開始普及。至此，文化領域就是變現權力和差異之間關系的領域。所以，為了明確各種文化發展的趨勢和是否被這種支配所取代，文化研究開始步入了對于霸權的研究。Williams認為，霸權是強加給社會思想與行動一個邊界。它通過對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控制，占用社會其他下屬文化、政治要素，對它們進行多方的滲透。這也就是說沒有一種霸權力量是純粹的，它們或多或少都吸收了別的文化[10]。那么，霸權是否會使用其強大的影響力去除符號的多義性，使得它們變得統一起來？這種統一就如文化工業特征中齊一化、同質化與標準化的綜合。所以，我們可以把兩者結合起來討論。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符號的多義性是符號的固有屬性，它不可能被集中的文化工業所根除，商品化只能決定文化的生產和分布，但卻不能對這些文化所產生的意義產生任何影響，這種情況（符號的多義性被清除）即使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可能存在[9]。

四、缺失的部分

英美學者認為，文化研究不像科學研究，它既不需要一個中心論題，也不需要一個精確的目標，而是在具體研究時對于不同問題的區別對待。AlanO’Conner認為對于文化的研究應該要包括實際情況，習俗和文化形式這三個部分。就這一點而言，英國的文化研究有著較為優秀的傳承（即，有習俗組成，并伴隨著特殊的文化形式，去指導實踐），而美國的文化研究則多是借鑒了Grossberg的理論[10]。美國的文化研究較為年輕，和主流傳播研究中的行為主義和實用主義范式相對應的文化研究傳統只存在了10到15年[11]。主要研究傳播的傳遞和運輸，JamesW.Carey把美國的這種傳播觀稱為傳遞觀（歐洲的稱為儀式觀）[11]，并把傳播形容成創造和分享文化的一部分。Newcomb也提出從文本角度理解電視或大眾媒體提供的大多數意見。兩人都把美國媒介理解成美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Grossberg則認為在敵對的社會群體中，傳播是一種符號的斗爭。學者們想要鏈接文化和社會進行研究，但是無論是Willian的“情感結構”、編碼/解碼理論、Hebdige關于青少年文化的研究都以失敗告終，包括Grossberg自己想要將流行和娛樂的編碼和亞文化聯系起來研究，也由于亞文化中“風格”（style）這一概念的完成，宣告破產。他提出沒什么能和文化、社會一樣。為了替代文化研究，Grossberg提出了后現代主義。于是在美國，文化研究成為了后現論的同義詞。促成這種發展趨勢的有兩點：第一，美國所接受的文化研究的理論多是以英國社會為例的。（在美國獲得關于文化研究的文章和書籍也是有一定困難的）；第二，美國在文化研究上的相對獨立性，左派傳統相對缺乏。所以，在后現代主義開始以后，本只是被忽視的，文化研究中應該包含實踐、習俗和文化等形式被美國自己遺失掉了[11]。同樣的，GrahamMurdock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文化研究并不能建立傳播理論和現代性的雙向聯系。

他認為，文化研究的傳統是多“意義建構”的研究，和意義如何通過特殊的表達形式產生，并從日常生活實踐中得到解構。缺陷在于，對于二元性關注不足，同時，也因為這種傳統只提供了對文化工業的分析，但是其作為工業到底是如何工作和制造意義的卻沒有提及。在這個過程中，霸權要求不斷通過社會活動建立權威，媒介則在組織和論述公共消費方面起著關鍵的作用。GrahamMurdock還總結到：支配意識形態把媒介視為傳遞系統，從觀點的出發到接收這一過程中，論述被重組了。能區分這一進程的兩個基礎是，第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在支配論述中不論是作為附屬、或是相反的論調、或是一個被組織的角色，都可以加入支配論述的過程中；第二，通過文本提供觀眾有可信性的指導或平等卻具有開放性的選擇權。媒體應該把文化研究的多樣性作為自己的中心，努力去維護和發展其論述[12]。

五、總結

就如筆者之前一直表達的那樣，傳播更像是一種手段，在承載著文化的同時，也在被文化所改變和影響著。現今的傳播學已經過了以往那種“皮下注射”的時代，人們不再會被媒介直接影響，而是開始因為個人境遇的不同，產生出各種各樣的不同的結果。就這個而言，對于具體問題給予不同的解決辦法是絕對有必要也是必須的，前面的文章中我寫到了關于美國文化研究步入后現代主義原因，其中很重的一點，就是沒有把目光放在自己所處和所要解決的問題上。這并不代表著我相信這文化相對主義，即，堅信只有文化主義才能理解本族的文化。美國的問題在于以社會為例子，然后去解決自己的文化問題。美國的文化研究之所以走不出自我，這主要與美國的國家歷史有關，作為一個移民國家，文化的歷史積淀沒有達到一定的深度，因為這樣的研究其本身就有缺陷，所以其研究成果也同樣不具有普遍意義。就如JamesCarey所說的，美國的傳播學主要是研究傳播的傳遞和運輸，這種相對微觀的研究[13]雖然對于傳播的關注更為精準，但不能解決實質問題。

在文化研究領域連接傳播理論和現代性，就必須關注和了解文化的多樣性和一個階段的文化思潮。每一種文化，或者說一個階段的文化思潮都有它產生的根源，它最好的體現就在于表現在媒體上，也就是符號的傳遞上。每個個體的人組成了這個社會，每個人的命運都與時代相連。個人既是符號的制造者，也是符號的研究者。關于符號傳遞問題，筆者個人的理解是，符號和傳播一樣，是一種“工具”。兩者的區別在于，傳播是意義的構建，以及共享維持的過程[4]，而符號就負責承載這個意義。符號的具有多義性，且這種多義性不會被任何的霸權力量所清除，所以，人們可以使用自己想要的符號去表達自己的看法。這就加大了原本就復雜的傳播學的研究，因為想要研究傳播學就必須去注重受眾的改變，媒介強勢或受眾強勢的時期已經過去，現在越發復雜的技術手段和社會關系，使得傳播學的研究必須要符合社會的變遷，也就是研究不斷完善的過程。

作者：劉雯 單位：新疆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