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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20年間,文化哲學研究逐漸成為學術界的一門“顯學”,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取得了比較多的成果。但是,在目前中國的文化哲學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制約因素。鑒于此,由西安交通大學文化哲學研究所發起,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清華大學、武漢大學、黑龍江大學等多家學術研究機構,于近日在西安交通大學召開了“全國文化哲學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圍繞當今文化哲學研究的問題與出路展開了討論。
文化該如何界定
什么是文化?文化哲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在研討會上,學者們對這一問題有不同的理解。中國社會科學院霍桂桓認為,當前的文化哲學研究隱含著一個制約其進一步發展的問題,這便是對文化的界定問題。就目前來說,對作為文化哲學研究對象而存在的“文化”,缺乏經得起嚴格學術推敲,因而沒有現實針對性和理論解釋力的定義。因此,他非常明確地指出當文化哲學面對眾多文化定義的時候,需要對文化定義產生的來源、學科背景、方法以及目的等方面作深入的批判性反思。中國社會科學院李鵬程認為,文化的根本特質是“生活”,即具有生命的人類共同的活生生的現實存在,或者說文化狀況實際上就是我們的生命狀況。而人類的生命過程是文化生命活力與文化制度建構的“共在”過程,正是由于人類文化的這種雙元模式,使得文化這個“存在”不是凝固的模式,而是一個充滿活動能力、情感賦向和思想活力的永不休止的動態過程。西安交通大學陳學凱認為,人類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信仰是在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中不斷滋長和形成的,因此,對文化的界定應該包括三個層次,即物質基礎、社會基礎和觀念意識。《哲學研究》的鑒傳今認為,從當前國內的文化觀念來看,學界對文化的界定過于抽象,缺乏一種目的性、針對性的關照。因此,我們對文化的理解和研究應具有強烈的歷史感和現實關懷,應當從人類歷史文本和現實文化演進入手,只有這樣才能使哲學乃至文化哲學不再遠離現實的生活世界。
文化哲學何以可能
黑龍江大學丁立群認為,就目前的文化哲學研究現狀來看,還未在學理層面形成較為系統的理論和完整的文化哲學體系,也未能形成關于文化哲學理解上的統一坐標。在他看來,文化哲學并不是一般哲學之下的部門哲學,而是哲學的一種特殊形態,其自身就蘊含著一種新的元哲學規定。從體系上看,文化哲學的理論結構是與存在的理論區間緊密相關的,它包含三個層面:(1)哲學的文化價值學研究,這是文化哲學的前提性研究;(2)文化形而上學研究,這是關于文化總體性的深層價值研究;(3)文化哲學的第三個層面是文化批判,它是文化哲學的實踐層面,以文化整合和最終統一為理想。武漢大學何萍認為,文化哲學作為一種人類哲學的思維方式,就是哲學不再以某種物化的實體形態作為其致思的終點,不再以空間作為它的思維方式,而是以時間、以生命作為它的思維方式。因此,文化哲學直接以文化為其研究對象。李鵬程認為,文化哲學不僅僅是用文化解釋哲學,或者是給文化學的研究加上一個哲學帽子。實際上文化哲學是對傳統哲學研究方法的新突破。清華大學鄒廣文認為,文化哲學不是一個純粹學理性的問題。從文化與哲學這兩種不同概念之間的嫁接,就已經體現出文化哲學的獨特學科定位。文化哲學是一種將哲學的形而上思考奠基于現實文化之上的當代哲學發展的新形態,是一種打通理性與經驗、“形上”與“形下”兩種思維運思屏障的新的哲學態度和研究方法。
中國現代性語境中文化哲學的出路
對中國文化哲學研究的出路問題的思考,充分體現了我國文化哲學學者對時代問題的理論關切。李鵬程認為,在當代,我們對中國文化問題的思考,必須從對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文化歷史和中西文化間的歷史進行深入的哲學反思開始。在這種反思的基礎上,要求我們建構中國文化的當代基本哲學理念。而這種建構不只需要世界主義的文化哲學視角,而且更需要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及其蘊含的哲學理念進行重新學習和研究。由此,建立起中國人自己的具有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新哲學,也即建立起中國文化哲學自身的學術“主體性”。何萍認為,中國文化哲學產生于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化—現代化進程中的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會和重構。這一背景決定了中國文化哲學以中國現代化為主題,要走進現實生活,并通過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改造,創造出以生命的文化創造為內核的本體論,并把對文化的現實和形上的思考結合為一體。
西安交通大學張再林最后總結說,在一定意義上,無論中西方文化,還是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有怎樣的復雜關系,展開一種文化的對話將是人類文化健康發展的有效途徑。要實現這種對話,就需要當代文化哲學從一種“獨白”的哲學范式走向一種“對話”的哲學范式。因此,一種對話文化學的建立將是當代文化研究發展中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