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人文化哲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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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祭祀對象確立的目的:融合儒家哲學的價值信仰，以此建立自己的信仰

信仰不僅僅只是一種簡單的認同感，它在道德人格的塑造、道德品質的形成過程中具有更為強烈、更為持久的作用。祭祀活動則是通過種種方式制造了合適的場合，創造了一定的氛圍、情景來勉懷先賢先祖，從而豎立對本民族固有哲學的信仰之情。當然，在整個祭祀活動中會包括一系列的嚴格正式的禮儀。這些禮儀加上一些祭品、陳設等營造出一種莊嚴肅穆的場景，它們的功能即是使人們對供祀對象的崇敬之情升華為一種神圣的體驗。讓人從對祭祀對象的認同上升到對一種道德哲學價值觀念的信仰。這種信仰對社會各階層都有著相當的影響。有些人會終身以推行民族文化哲學為業，這些將直接成為民間的禮儀、鄉規民約的制訂與推行者，他們在社會各階層都有著相當強的輻射力，同時也直接對本地區民族的祭祀文化起著范導作用。比如在黔西南州的很多布依族村落都有著祭祖的習俗，也會有德高望重之人成為維護道德禮義的護道者，村民每逢年節之際會在祭祀的牌位前上香，遇到大事時會舉行一些族群性的祭祀活動。人們通過這類祭祀活動，增強戰勝自然和困難的勇氣，從而對生活充滿期望。這些都是為了樹立起一個民族共同的信仰。通過群體性的祭祀活動，使人們產生一種共同的心理體驗和情感，并由此升華為民族共同的信仰和意識，從而把一個個分散的個體粘合為一個整體。布依人在敬天畏地的同時，也有著強烈的祖先情節。咸豐興義府志中有記載:“四時節序如元旦、上元、端午、冬至、除夕諸節，皆祭神祭祖，中元節自朔日始朝暮祀祖，夜焚(木者)衣謂之燒包，十五日送燈于墓，清明祭墓，以紙錢揖墓上謂之掛青。”在每年農歷七月十三至十五之時也就是俗稱的鬼節，當地的民眾都會以燒紙錢、點燈擺祭品等以方式去祭奠祖先。每逢大的祭祀活動時，即使在外的游子也會回鄉祭祖，這時的祖先是神與人的結合，也是道德標準的化身與監督者，是儒家哲學道德標準的體現。“這些神圣的信念、禁忌規定和行為規范演變而成為社會共同體的價值取向，形成社會的風俗習尚。外在的強制內化為內在的責任，行為上的‘必須’積淀為良心上的‘應該’，這就強化了源于人際關系的行為準則和倫理意識。”布依人通過對生命的感悟，對人的價值源頭的終極追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價值信仰，并以此作為德育教化民眾的方式。在先秦儒家看來，天是仁道價值的終極依據，它主要用于解決社會秩序建構的合法性問題，而人性是社會秩序建構的現實依據，主要用來解決社會秩序的合理性問題。儒家哲學將深植于人生命深處的天道性理落實到人間社會，讓兩種依據在秩序建構主體的價值創造活動中逐漸融合，使得道德訴求與對祖先的緬懷和對天地的敬畏相結合，共同形成一個能體現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這個制度又反過來滋養著儒家的哲學信仰體系。“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對道德價值取向的認同度直接會形成一個民族或一個地域性的價值信仰。布依族民間祭祀的源動力是一種樸素的民間信仰，這種樸素信仰是客觀世界還未被人把握之前人們的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柱抑或說是一種對自然的敬畏之情。當人類社會往前發展，這種樸素的敬仰之情必會積淀成為一種歷史的延續，在布依族民族文化發展當中，布依人對自然的崇拜傳統讓他們很容易接受以天道性理為基礎的儒家價值信仰。人們透過各種祭祀活動祈求祖先的庇護。這里孕育了民族傳統與儒家哲學的有機融合，是沖突與碰撞后的和諧共生。布依族人民樸實溫和愛好和平，他們的文化是一種外擴式的文化。在與漢族雜居融合當中，布依人的文化與哲學都對儒家哲學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他們在祭祀對象的選擇與祭祀的內容上更趨同于儒家的價值體系，這必然也會形成一種新的既帶有融合性的又具備民族特性的價值信仰。當然這個價值觀的樹立直接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們在保留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時，很大程度地吸收了儒家哲學的價值信仰，也可以說這是儒家哲學的一種民族性與地域性的發展。

二、祭祀對象的哲學意義:儒家哲學與民族文化相結合，形成民族文化的合金性

具有開放精神的布依人在文化大融合中充分的吸收并詮釋了儒家祖先崇拜的內涵。傳統社會祭祀天、祖的一系列神秘化的制度禮儀，與世俗化、宗教化的政治行政制度力量一同成就了儒學。天道性理被落實到人類社會，儒家的信仰成為具有理性化和超越性的終極關懷，而這種終極信仰極易被民眾所認同，也就是說它很容易融入到當地的文化當中去，尤其是對于一種排它性不強的民族來說，極易在儒家哲學的熏陶下形成一種合金性的文化，布依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體現了這種合金性。

1．傳承儒家道統，建立儒家式的倫理秩序祭祀對一個民族來說，可以團聚宗族家庭成員，使他們在祭祀的儀式之下獲得重溫感情與重整秩序的時機，因此祭祀對象的選擇顯得尤其重要。但凡有利于人們的生存與發展的人或物，或有利于文明的保持和發展的人或物，都可以被列入祭祀的對象。對祭祀對象的認定，主要體現的是人文精神的意義，而不是單純體現著神靈的作用或盲目的崇拜。像在黔西南州布依族的祭祀對象除了“親”與“祖”位的同時還有“天地”、“君師”位，它在某種意義上對家族、群體起著一定的凝聚作用，對文化起著一個傳承功能，抑或說對這一地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起著一個調整作用，或者說是對文化的一種整合。同時也為一種新的、被廣為接受的秩序的建立與形成作一個鋪墊。秩序必須同時具備合法性與合理性，它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必要前提，也是社會發展過程中所應當追求的基本價值。無論是處于哪種社會形態，社會秩序都是人類社會通過規范手段自覺凋節而使人際關系處于一種有序的狀態。任何一個社會或是民族，都有著自己的既定的秩序，如宗教教義、習慣、禮儀、法律、道德等等，它們都體現著不同的價值追求。它們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一樣的存在方式，或者以一元的方式存在，或者以多元并存的方式存在。當然任何的價值系統都不會依靠自身而自動地實現，“價值通過合法與社會系統結構聯系的主要參照基點是制度化”，要依靠制度化、社會化和社會控制一連串的全部機制而實現。儒家秩序建構最為關心的問題是社會生活的規則與制度建立在何種價值基礎之上、以何種價值凝聚社會形成整體的問題。天道作為秩序建構的仁道價值的終極性依據解決了制度的合法性問題，同時也使得儒家所倡導的秩序具備了某種崇高性和神圣性。在儒家看來，個體生命與國家政治雖然有區別，但也有著相應的關聯，如果在一個不利于個體生命成德成圣的政治環境中，儒家心性之學所追求的生命價值與道德理想是很難實現的，至少要受到許多壓抑與委屈。儒家所說的天道、天理、天命、性體、心體、良知、至善都是生命信仰的終極目標與超越價值。所謂奉天道、存天理、知天命、見性體、明本心、致良知、止至善都是實現生命的終極目標與超越價值。而祭祀則很好的傳達了儒家的終極目標與超越價值。祭祀對象的選擇以及富有人文精神的祭祀禮儀的實行，一直被延續下來，逐漸演變成為后人祭祀的一種精神基礎。無論是祭祀本身所蘊涵的人文精神，還是參禮者、觀禮者對這種人文精神的體驗、感受等無形的禮儀，比起固定有形的禮儀行為活動更加重要，這就是所謂的心祭重于形祭。這也是倫理秩序之所經建立的一個根本。李國鈞先生曾認為祭祀活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樹立楷模，感發志向與信念，使學者入其堂儼然若見其人”［8］164。民間祭祀以榜樣的直觀性，對子孫后代進行日常的濡染，讓他們不自覺的就會在實踐中弘揚光大本民族的哲學，踐行本地區的倫常道德，這在無形之中就開成了一種使命感。與此同時，祭祀也激發著子孫們的社會責任感。十分顯然，在當地民眾祭祀先賢先祖的行為中，也讓有識之士依次為之反省:如何才能為負先賢創設、發展的先祖所寄的期望?如何才能做到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也許這就是儒家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思想的一種最為直接的體現。這種使命感與責任感融入當地，就直接形成了淳樸的民風、民德，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儒家的倫理秩序。黔西南州雖屬偏僻的山區，但這里的民風淳樸，人們性情溫和，這與祭祀對象的選擇，與儒家的道德哲學的浸染是不無關系的。

2．賦予民族文化新的活力文化的雜糅融合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全球化時代哲學反思的質料也只能以世界文明的整合作為基礎，對民族文化來說，追求融合是其歷史經驗的總結，沒有哪種文化可以在固步自封中前進。我國古代社會結構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這樣就直接導致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是一種倫理型文化。宗族一體可以說是中華文明倫理文化的集中體現，在這樣一個文化當中，各民族各地區的祭祀便是加強文化構建的必不可少的一種方式。從文化層次上分析，各地的民族文化一直是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實際上，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以及它的價值導向都并不是純粹的思想家的產物。從歷史發展的層次來看，文化本身也是中國古代社會倫理道德的概括與升華。儒家文化不只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待祭祀禮儀的重要性，更隨著人理性思維的發展，他們也從生命起源和哲學的高度，探索祭祀禮儀所蘊涵著的深刻的哲學內容。因而儒家的祭祀哲學也是從社會習俗文化中總結而來的，它反過來又對各地方的民族文化起著導向性與制約性的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一個同化的功能。正如錢穆先生所言:“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精神之差異，究其根源，最先還是由于自然環境之分別，這種自然環境的差異直接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并由其生活方式而影響著民族的文化精神。”一般的民俗文化是自生自在、約定俗成的，超出了一定的范圍便難以維系，它必須得經過理性的總結與引導從而成為一個共同的準則。一種文化的傳承必然會經歷許多，作為一個地域性和時間性的存在，它注定要接受時代、各種變遷以及外來元素的影響，沒有哪種文化可以超然獨存于一切之外，具有排它性的文化是不可能長存在于這世間之上的。民族文化在當前形勢下如何在人群中落實，在現實中展開，我們不能僅僅把注意力放置在民族文化的精神理定上，或則只是封閉于學院里，靜處于文字之中。民族文化的合金性在于它與當代社會的完美融合，也是文化得以傳世的動力與基礎。民族文化本身具有普世價值。民族文化之所以傳世，不僅在于它的地方特性，也在于它的融合性，同時還因其具有教化、規范、整合、凝聚、適應等功能。

在民族文化發展的問題上，如果是為了找到一種經濟、文化和政治能相互平衡的新原則，或許我們可以從祛除對于文化多樣性的迷信出發，強調文化對于經濟和技術進步的自身適應性，力戒政治對于這種過程的任何加速和延遲的傾向。事實上，從根本來說，文化是為了人的，而不是人為了文化。文化的消失或死亡，可能令人遺憾。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愿意接受更多的文化的滋養，而又不被任何既定文化限制的人，才是最好的創造者。“中國人對外族異文化，常抱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當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來營養自己的舊傳統。”文化要么變遷要么消亡，可以說這是人類文明的一種永恒的規則。正因為民族文化的合金性，才能體現它的普世價值。布依族人通過對外來文化、哲學的吸收而使得自己這種特定的地方性民族文化及哲學產生合金性的特征，并得以普遍性的延伸。這種延伸不僅是自身文化的一種普世價值的體現，更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精神的一種展現。建設和諧社會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各民族文化和諧的共存便是這一理念在文化哲學領域的體現。文化“合金”性是民族大融合的一種必然現象，布依族的文化也不例外。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如何形成一種既具有傳世價值又具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與哲學，或說如何在強大的“合金”力作用下保持“和而不同”的品質，這是民族文化現代過程中的一個重大課題。

作者：劉靜袁崢單位：興義民族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