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譯作研究進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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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來，雖然兒童文學翻譯在中國還是被邊緣化，但是隨著中國圖書市場的進一步對外開放，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被譯介的勢頭越來越旺，人們對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也越來越多，但與兒童文學翻譯實踐相比，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并不多見。據萬方數據檢索結果，2000年至2010年，關于兒童文學翻譯的學位論文約98篇，學術論文近100篇，論著就更是屈指可數了。本文作者對這些論文和論著的翻譯研究視角做出了總結或綜述，隨后提出了一些新視角，以期對未來中國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者有著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現有兒童文學翻譯研究視角的綜述

上述論文和論著運用的研究視角主要可以分為八大類:第一類是對翻譯家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第二類是對特定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第三類是對兒童文學翻譯原則、策略、技巧的研究;第四類是結合文學、哲學、美學的理論而進行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第五類是兒童文學譯本的個案研究或比較研究;第六類是從外國兒童文學翻譯對中國的兒童文學的影響角度進行的研究;第七類是從譯者、讀者的角度進行的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第八類是從文化的角度對兒童文學翻譯進行的研究。詳細情況如下表所示:

二、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新視角

近年來關于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多數屬于結合文學或哲學的理論對兒童文學翻譯進行審視或詮釋，其實，我們不妨從以下六大視角為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翻開新篇章。

第一，按兒童年齡分段的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蔣風認為:一般情況下，兒童心理發展是分階段的。各個階段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而且年齡越小，特殊性越大。［1］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兒童心理發展表現為感知運算、前運算、具體運算和形式運算四個階段，其中處于感知運算階段的兒童的語言還未形成，而從前運算階段開始，兒童的語言開始出現并逐步發展，能用表象、語言以及符號來表征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由此看來，不同階段的兒童對兒童文學語言有著不同的要求。西方工業社會普遍接受的一種兒童年齡分段為:嬰幼兒期(0－3歲)，兒童初期(3－6歲)，兒童中期(6－11歲)，青春期(11－20歲)。［2］

我們把兒童文學翻譯作品進行分類歸納，例如，把適合嬰幼兒聽或讀的歸為一類，然后根據這些兒童的語言認知能力，或對兒童文學語言的總體特點進行宏觀的研究，或對兒童文學翻譯的技巧與策略等方面進行微觀的研究;把適合3－6歲兒童的譯作歸為一類，如把《灰姑娘》，《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青蛙王子》等歸為這一類，并對它們的語言結構等微觀層面以及在中國的接受情況等進行系統研究，以此類推。

第二，按兒童文學體裁分類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兒童文學被定義為為兒童創作的文學作品，體裁包括童話、兒童故事、兒歌、兒童詩、寓言、兒童小說、兒童散文、兒童戲劇和兒童影視等形式。我們可對某種體裁的兒童文學翻譯進行系統的研究。如研究寓言翻譯，以《農夫和蛇》，《狐貍請客》等作品為對象研究伊索寓言的翻譯;如研究童話翻譯，以《小紅帽》、《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糖果屋》等為對象研究格林童話的翻譯，以《皇帝的新裝》、《丑小鴨》、《賣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兒》等為對象研究安徒生童話的翻譯;如研究兒童影視翻譯，就是研究跨媒體的兒童文學翻譯。兒童影視的流行，打破了傳統的兒童文學翻譯從文本到文本的局限。如外國兒童故事被拍成電影后，影屏字幕是改編后的文本，影屏字幕的翻譯值得研究，例如，最近幾年比較火的動畫片《美食總動員》、《加菲貓1》、《哈利·波特》、《功夫熊貓1》、《功夫熊貓2》均可作為研究對象，尤其是《功夫熊貓2》的內容體現了中國的歷史文化，譯者更是受到了譯語文化的深刻影響，所以字幕翻譯中出現了很多體現中國文化語境的詞匯，如China翻譯為“中原”，soothsayer翻譯為“羊仙姑”，Nice翻譯為“給力”這個時尚流行語。另外，翻譯配音和外語發音的口型是否大概吻合也是值得研究的方面。

第三，按國別分類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文軍較早有這方面意識的萌芽，但他只對抗戰時期我國對蘇聯等主要國家的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數量作了不完全統計。［3］至于每個國家被譯介的作品中，包括哪些體裁、涉及到哪些作家和翻譯者、對抗戰時期的我國產生了何種影響等并未能論及。李麗按洲別(亞、非洲，歐洲，西歐，中、東西歐，中、北歐，美洲)和國別把我國1911－1949年期間翻譯的外國兒童文學的數量進行了不完全統計。［4］26－33但筆者認為，她和文軍一樣，只做了初步的數量統計工作而已，并且只涉及到那段特定的歷史時期，其他時期的兒童文學翻譯怎樣，我們也可按國別進行系統性的研究。

第四，兒童文學理論翻譯的研究。我國對外國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遠遠超過對他們的兒童文學理論的翻譯，而對兒童文學理論翻譯的研究則幾乎空白。其實，對兒童文學理論翻譯的研究反過來會很好地為我們的兒童文學翻譯服務，也幫助我們了解兒童文學翻譯的一些現象。如，我們不妨對李麗翻譯的兒童文學理論著作《喚醒睡美人:兒童小說中的女性聲音》進行研究，可能就有助于我們理解兒童文學翻譯中的性別意識。

第五，對兒童文學轉譯的研究。有些兒童文學作品不是直接從源語文本翻譯而來的，而是從英語、日語等轉譯過來的。例如，1898－1919年期間，梁啟超譯的法國作家凡爾納的《十五小豪杰》就是由日本森田思軒的日譯本《十五少年》轉譯的;包天笑所譯的《馨兒就學記》、《苦兒流浪記》等也都是由日文轉譯的。［4］246－314那么轉譯過程中所造成的文化語境等的缺失如何彌補等問題值得研究。

第六，國內外對中國原創兒童文學的翻譯及影響研究。域外兒童文學的大量引進，對中國的兒童文學創作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作家們針對中國兒童文學的未來進行了交流，多數認為堪憂。［5］筆者認為，好的東西我們應該“拿來”，但我們不能老“拿來”，老研究外國兒童文學在中國的翻譯，其實中國的原創兒童文學實力挺強的，挺受兒童喜愛的，如鄭淵潔的作品就是典型。我們為什么不能研究中國人自己或外國人對優秀的中國兒童文學作品的翻譯呢?比如，也從詩學、贊助者、語言、譯者主體性等角度著手研究，說不定會為中國原創兒童文學更大的“出口”之門找到秘笈，到時作家們不再為中國兒童文學的未來堪憂。

結語

總之，現有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吸納了文學研究和翻譯研究等學科的研究方法，但目前的兒童文學研究在方法論的層面上還比較欠缺，而翻譯研究作為新的學科頗具爭論性，不太成熟，所以，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必須有新的方法或視角的運用。但是，上面提出的新視角并不是相互獨立、互不相干的，在運用他們研究兒童文學翻譯時，只能說主要從哪種視角切入，而不能完全排斥其他視角，他們有時會相互交叉、相互滲透。比如，在研究某個國家的兒童文學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時，我們可以把這些作品按體裁分類進行研究，也可按兒童年齡段進行分類研究。同樣的，新老視角之間有時也能相互結合的。比如，研究轉譯作品時，我們可以先把它們分成幾個特定時期的轉譯再進行研究，也可以研究涉及到的每個翻譯家的轉譯作品，也可以將幾個轉譯本進行對照研究等，幾乎可以和各個已有視角進行結合。也必須結合，才能更全面地研究。筆者就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視角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希望對兒童文學翻譯研究者有一定的啟發作用，期待著更多新視角，帶我們走進更加繁榮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