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譯翻譯理念與其譯作賞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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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錢鐘書先生說“譯、誘、媒、訛、化這些一脈連通、彼此呼應(yīng)，引申出文學翻譯所向往的最高境界。”（1997：269）在嚴復的“信達雅”和傅雷的“神似”之外，為文學翻譯提出新的標準：化境。“化境說”要求譯文既要不能露出牽強附會的痕跡，又能傳達原文的味道。得其“意”比較容易，然而得其“味”確實困難。錢谷融先生認為一切文學作品都應(yīng)該是詩，都應(yīng)該有詩的意味。要再現(xiàn)它的“詩的意味”譯者必須充分發(fā)揮其創(chuàng)造性，“得意而忘言”，不能拘泥于原文受原文的束縛太大。錢先生認為‘誘’、‘媒’說明了翻譯的跨文化交流作用以及譯作對讀者的感召作用。它是個居間者或聯(lián)絡(luò)員介紹大家去認識外國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不同國家的人們締結(jié)了‘文學姻緣’。他指出“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種程度的‘訛’又是不可避免的毛病。”佛經(jīng)翻譯家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之說。中國古代翻譯理論家贊寧說“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因此,由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譯文總有和原文不符的地方。但是不能否認譯文在某些地方也有超越原文的可能。

1林譯小說的“媒介”與“誘導”作用

林紓的翻譯是我國翻譯史上的奇葩，他翻譯的小說被稱作“林譯小說”。一生翻譯了180多種，數(shù)量之多，影響之大，可謂“前無古人”。第一部譯作《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后一時洛陽紙貴，國人就如同呼吸到了新鮮空氣。它使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了西方文學的瑰寶，對中國近代文學家和新文學都產(chǎn)生了“誘導”和媒介的作用，開啟了翻譯外國文學的先河，架起了一座溝通中外文學的橋梁。首先，林譯小說對中國近代文學家有很大的影響。林紓是大量把西方小說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人，林譯小說讓國人感受到了西洋小說的魅力，之前中國的文化人總以為科技西方超過中國，但是文學中國優(yōu)于西方。林譯小說改變了中國人對西方小說的偏見，“五四”新文學時期的作家大多通過它的誘導和媒介開始接觸外國文學，如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錢鐘書、冰心等，都曾有過一段嗜讀“林譯小說”的經(jīng)歷。后來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也走上了翻譯外國文學的道路。因此，優(yōu)秀的譯文才會誘導讀者去讀原文，讓讀者有一種強烈的欲望去撥開面紗看到原文的真面目。就如同許多西方讀者讀了霍克斯和楊憲益夫婦的《紅樓夢》全譯本，激起了他們的興趣學習中文，閱讀曹雪芹傾注十年心血所著的《紅樓夢》。如果這兩個全譯本非常拙劣，想必只會掃盡西方國家讀者的興趣，同時也會破壞原作的名譽。林譯小說引誘人們?nèi)ソ佑|外國小說，先去讀他的譯作，然而他創(chuàng)造性的翻譯挑起了人的好奇心，讓他們接近原作。由此可看出“林譯小說”的“媒介”和“誘導”作用。其次，林譯小說對中國近代文學和社會的影響也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它引進了西方的先進的思想觀念。中國小說從舊式的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到表現(xiàn)現(xiàn)代意義的愛情這一歷史飛躍中，林譯小說是不可缺少的媒介。透過他的翻譯，西方的愛情觀展現(xiàn)在中國讀者面前，傳統(tǒng)的禮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它也推進了中國婦女解放和婚姻自由的浪潮。林譯小說如同一扇窗戶,打開了人們的眼界，使近代中國人首先從這里瞥見了西方的文化與生活。

2攀登文學翻譯的理想境界“化”境

譯、誘、訛都有一個言字邊，惟獨化沒有，言字邊加化就是訛。因此，除非不言不譯，否則訛是不可避免的，錢鐘書對林紓翻譯中的訛基本是肯定的，持非常寬容的態(tài)度。“化境”里,“化”有兩種,一種是文學翻譯的最高境界,另一種是譯者的翻譯過程和實踐。絕對的化境是一種翻譯的理想，是不可能達到的目標，但是翻譯實踐中譯者也要努力朝這個方向邁進。翻譯在讀者和作者之間起居間或離間的作用。好的翻譯即是居間者或橋梁，只能做到霧里看花，誘讀者去閱讀原作，從而消滅自己。壞的翻譯是離間者，雖然可能忠實于原作的字句，卻晦澀拙劣，毀滅了原作的聲譽，自己的生命也不會太長。“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訛”是合情合理的“訛”，是翻譯中必須要“失的本”，不失便不成翻譯。當然林譯小說中也有相當多的誤譯，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他的譯作起到了積極的影響。錢鐘書在《林紓的翻譯》中提出了非常奇妙的看法：“于是‘媒’和‘誘’產(chǎn)生了新的意義。翻譯本來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們?nèi)W外文，讀原作。它挑動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們對原作無限向往，仿佛讓他們嘗到了一點味道，引起了口味，可是沒有解饞過癮。他們總覺得讀翻譯像隔霧賞花，不比讀原作那么真切。”林譯小說能挑起讀者對原作的好奇心是因為林紓在翻譯時發(fā)揮了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這正說明了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他明知道會“失”也不得不這樣。林紓認為翻譯小說不在于講究具體的字句上一一對應(yīng)的翻譯,而是重在傳種聲音。而對作品的評論也被高度的認可影響著后來的評論者，這些無疑都證明了夏志清的確具有著歷史的眼光。

夏志清對作品能有如此深的感悟，得力于他對西方批評理論的把握，如王德威所說夏志清在他作品中廣泛的應(yīng)用了新批評的理論。夏志清對文本進行了細讀，在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的序言談到這樣一句話“再讀五四時期的小說，實在覺得它們大半寫得太淺露了。那些小說家技巧幼稚且不說，看人看事也不夠深入，更重要的問題是小說家在描繪一個人間現(xiàn)象時，沒有提供比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所以我在本書第一章里就開門見山，直指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缺點即在其受范于當時流行的意識形態(tài)，不便從事于道德問題之探討”[1](P11)。從原文中可以發(fā)現(xiàn)，夏志清這本書的立足點主要從道德的角度出發(fā)的。而且要注意的是，這里的“道德”不是中國傳統(tǒng)所理解的道德，而是指人性，一種人性欠缺的不斷完善。因此書中對文本或多或少的都進行了道德的評判。如，對老舍《駱駝祥子》中的祥子也進行了道德批判。作者通過對文本的細讀從祥子與虎妞一段對話中指出了祥子道德的問題。

“好吧，你說說！”她搬過個凳子來，坐在火爐旁。

“你有多少錢？”他問。

“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要問這個嗎！你不是娶媳婦呢,是娶那點錢，對不對？”[1]（P131）

這是他們倆新婚不久后的第一次吵架，夏志清從這里指出老舍表面出了驚人的道德眼光和心理深度。認為祥子為了錢而喪失了道德，放棄了感情，帶有欺騙的跟虎妞結(jié)婚。從這里可以看出夏志清對文本的解讀更投入，更接近文本，對人物投入的感情更多。而且在作者的書中評論作品時，他都會對作品的原文進行選擇性的摘選，目的就是為了在評論的基礎(chǔ)上，讓讀者更直觀的去感受文本，這也體現(xiàn)了作者對閱讀文本的重視。因此夏志清這種對文本解讀的方法無疑打破了原有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家作品的“階級論”模式，讓對作家作品的解讀從單一走向了多元化，讓原本豐富的文本具有了更多的闡釋空間，同時也賦予了作品更多的內(nèi)涵。

總的來說，夏志清對張愛玲、錢鐘書、沈從文的重視，并將他們都列為專章進行大篇幅的評論，可以說這是一次對經(jīng)典秩序的重構(gòu)，使人們在關(guān)注“魯、巴、茅、郭、老、曹”這些既定經(jīng)典之外，去發(fā)現(xiàn)更多的新的作家作品，也給予他們更多、更大展示的平臺。而對一些已成為經(jīng)典的作家作品卻又有選擇性的評論，而且有些并沒有開專章。這部小說史的編寫是以作家作品為主的，打破了以往文學史中文學思潮、文學運動、政治綱領(lǐng)必須貫穿全書的抒寫模式，這對現(xiàn)當代文學史的發(fā)展有著很大的推進作用。作為小說史的抒寫，與文學史的寫作又有所不同。夏志清的這本《小說史》又是小說史編撰方面的最早嘗試，他通過大膽的采用“新批評”的方法，著重對作品進行審美層面的闡釋，對優(yōu)秀作家的發(fā)掘，刷新了人們對現(xiàn)代小說的舊有認識。當然在《小說史》中仍然有其不足的地方，比如他對左翼文學的漠視，對魯迅評價的偏低，及僅用西方的理論來觀照整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等等。不過這畢竟是一家之言，作者對史的抒寫方式，對作家的選擇，對作品的判斷都受到已有思維模式、意識形態(tài)和自身主觀意識的影響，難免有許多不足之處。但是在當時一個單一的話語模式還沒有完全解體的歷史背景下，《小說史》的出現(xiàn)無疑也像別于主流的另一種聲音，而且這個聲音對現(xiàn)當代文學的發(fā)展確實起著關(guān)鍵性的作用，開闊了人們的視野，也指引著后來的治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