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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對于促進人類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季羨林曾說過:“若拿河流來做比較,中華文化這一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卻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數(shù)大大小小是頗多的,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大的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萬應靈藥就是翻譯?!笨梢姺g在我國文化發(fā)展中所起的作用之大。而文學翻譯作為翻譯的一個重要分支,在當今世界學術(shù)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更是越來越重大。
一、文學翻譯概念及標準的界定
說到文學翻譯,首先應該明確什么是文學翻譯,不同國家對這一概念的界定是不同的。我國翻譯界對文學翻譯的界定是這樣的:文學翻譯是用另一種語言把原作的藝術(shù)境界傳達出來,使讀者在讀譯文的時候能夠像讀原作時一樣得到啟發(fā)、感動和美的享受。由此可見,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同于一般文字產(chǎn)品的翻譯,它不是一種簡單的文字轉(zhuǎn)換,也絕非機械的文字移植,用我國著名翻譯理論家許鈞的話來說:“文學翻譯的最高目標是成為翻譯文學,使翻譯作品本身成為文學作品,不但要譯出意似,還要譯出意美。”
那么,什么樣的譯作才能算得上是好的譯作呢?這就牽涉到了翻譯標準問題。對于這一問題,我國歷來的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嚴復曾在《天演論》中說:“譯事三難:信、達、雅?!薄靶拧本褪侵覍崪蚀_,“達”就是通順流暢,“雅”就是文字古雅。后來一般就把“信達雅”當做翻譯標準。在使用白話文的今天,“雅”字就不再局限于古雅的原意,而是指注重修辭的意味了。馬建忠在《擬設(shè)翻譯書院譯》中說:“夫如是,則一書到手,經(jīng)營反復,確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寫其神情,仿佛其語氣,然后心悟神解,振筆而書,譯成之文,適如其所譯而止,而曾無毫發(fā)出入于其間,夫而后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是則為善譯也已?!睆摹澳懫渖袂椤薄靶奈蛏窠狻钡茸盅劭梢钥闯鲈隈R氏心中,翻譯離不開“神”的運作,達致“心悟神解”才算得上“善譯”。后來傅雷將“神”與“形”這一相依相濟的矛盾引入譯學,并用自己的翻譯經(jīng)驗予以標舉闡發(fā)。在《高老頭·重譯本序》中他寫道:“以效果而論,翻譯應當向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從而明確提出了“神似”之說。后來錢鐘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又提出了“化境”之說。指出“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即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zhuǎn)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睆囊笈c難度上來講“化境”比“神似”更近一步,更深一層,它要求的幾乎是譯作的盡善盡美。
從以上翻譯標準可以看出,無論是嚴復的“信達雅”,傅雷的“神似”之說,還是錢鐘書主張的“化境”,都說明好的譯文不僅要忠實于原著,而且要藝術(shù)地再現(xiàn)原文的美與神韻。但要做到兩者兼顧,絕非易事。常有翻譯家感嘆道“一名之立,歲月躊躇”,精辟的一句可謂道盡了文學翻譯的甘苦。筆者想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闡述文學翻譯之難。
二、文學翻譯之難的體現(xiàn)
(一)原作風格的傳達
首先,文學翻譯難就難在原作風格(即文體)的如實傳達上。風格一詞幾乎無所不包,從大的方面講,有時代的風格,民族的風格等;從小的方面講,作家筆下選擇的一個音節(jié),一個詞,都無不標志著風格的特征??傊L格體現(xiàn)在文學作品內(nèi)容與形式的各要素之中,體現(xiàn)出不同作家所追求的藝術(shù)特色和創(chuàng)作個性。對于作品風格,我國著名翻譯家林少華在《文體的翻譯與翻譯的文體》一文中曾提到:“在構(gòu)成文學作品的諸多要素中,語言風格或文體是最難形成并且最難改變的,它是作家的胎記和身份證?!狈▏骷腋前菀苍f過,對于一部文學作品而言,“風格就是生命。這是思想的血液?!笨梢娬勎膶W翻譯,原作風格的傳達自然是不可忽略的。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再現(xiàn)了原文的風格,即保存了原作的生命,反之則無異于斷其生命之源。
在原作風格的再現(xiàn)問題上,譯者的個性和創(chuàng)造的介入,使這一問題變得十分復雜。既然作者的文字風格是通過詞語的選擇、句子的組合結(jié)構(gòu)以及修辭手段等表現(xiàn)出來的,那么譯者在領(lǐng)悟原作風格的基礎(chǔ)上,自然要從煉字、遣詞、造句等方面去再現(xiàn)原文的風格。這樣一來作為翻譯的主體,譯者的個人氣質(zhì)、文字功底、行文習慣,便自覺不自覺地在翻譯過程中反映出來,從而形成了譯者的風格,打上了譯者的個性印記。可以說,譯者風格是不可避免的。在譯者風格問題上,國內(nèi)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認為譯者應以再現(xiàn)作者風格為己任,應該克服個性,避免形成譯者的風格;另一種則認為譯者作為翻譯活動的主體,在藝術(shù)角度上應該有所創(chuàng)造,譯文應有自己的鮮明的風格。這兩種觀點對立的實質(zhì)可以說是作為翻譯活動主體的譯者應在何種限度之內(nèi)去發(fā)揮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我國一代翻譯巨匠傅雷曾強調(diào)“在最大限度內(nèi),我們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也就是說文學翻譯是不完全等同于創(chuàng)造的,譯者發(fā)揮創(chuàng)造的余地是有限度的,譯者的創(chuàng)造應以不違背不損害原作的意蘊和風貌為基礎(chǔ)。傅雷還說:“即使是最優(yōu)秀的譯文,其韻味較之原文仍不免過于不及,翻譯時只能盡量縮短這個距離,過則求其勿太過,不及則求其勿過于不及?!倍潭處拙湓挼莱隽嗽佻F(xiàn)原文風格的困難與艱辛。在這里他也為我們指明了文學翻譯的方向,那就是要盡量縮短原作風格與譯作風格的差距,盡可能求得兩者的協(xié)調(diào)與和諧。
(二)“求真”與“求美”的兼顧
早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就有人幽默地比喻道:翻譯如女人,貞潔的不漂亮,漂亮的不貞潔。言外之意,理想的譯文應該既忠實又漂亮。這里所說的“忠實”可以說與文學翻譯中的“求真”原則是相對應的,“漂亮”則與“求美”原則相對應。而無數(shù)翻譯實踐證明,要做到“求真”與“求美”的兼顧是十分困難的。
在翻譯史上,有些譯者為了保證忠實,在翻譯方法上強調(diào)逐字翻譯,甚至不允許改變原文的詞序句序,跟在原文后面亦步亦趨,結(jié)果譯出來的文章,可能連句意都不通,讓讀者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例如,上世紀三十年代曾有人將“milkyway”直接譯為“牛奶路”(實為天河)。至今譯界仍將此作為對外國文學生吞活剝的實例而予以警戒。這樣刻板地逐字直譯,表面上看似忠實于原文,在深層次上卻與原文相去甚遠。這樣一來非但毫無美感可言,甚至讓人啼笑皆非。照字面意思直譯只是翻譯的一種技巧,而妙悟原文,離形得似,取得深層次上的忠實,才是譯作所應該追求的真正的忠實。
在翻譯史上,也曾有些譯者一味地追求“漂亮”,拿過一篇原作,抓住大意,將原文內(nèi)容能刪就刪,能改就改,能發(fā)揮就發(fā)揮。為了迎合讀者的口味,單純地追求故事的情節(jié)性和用詞的華麗。上述這種絲毫不顧及原文準確性的譯文,曾被人指責為“不忠的美人”。在文學翻譯史上,“不忠的美人”并不少見。至于我國的譯壇狀況,法國文學翻譯家羅國林曾多次撰文,稱當今美譯之風盛行,以“美”的名義行背叛原文之實。在文學翻譯中“求美”并沒有錯,因為文學翻譯作為一種文學活動,如果沒有藝術(shù)上的審美性的話,也就稱不上文學性了。但是“求美”,并不意味著就可以忽略原文本身的風格而一味地追求用詞的華美。其實文學作品的語言并非只有華美、典雅才算美,樸實、通俗同樣也是美。過于粉飾辭藻的話容易背離原文。
那么,在文學翻譯的過程中應怎樣處理好“求真”與“求美”的關(guān)系呢?針對這一問題,許淵沖積于自己多年文學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之經(jīng)驗,在回憶錄《追憶似水年華》中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指出,文學翻譯“‘求真’是必需條件,‘求美’是充分條件;譯得不真沒有達到低標準,真而不美沒有達到高標準;應該在不失真的條件下,盡力求美?!钡拇_,文學翻譯中真與美的關(guān)系,是文學翻譯的根本問題之一,有必要進行深入的探討,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譯作所追求的美,應該是原作本身所蘊含的美,譯作應以最大限度地再現(xiàn)原文的美為己任。
過去的翻譯實踐證明,要做到“求真”與“求美”的兼顧絕非一件易事?!爸覍崱弊鳛槲膶W翻譯的基本原則,它要求譯者在有限的藝術(shù)空間里發(fā)揮創(chuàng)造,同時最大限度地貼近原作,盡量再現(xiàn)原作的藝術(shù)意境。難怪有人將翻譯比喻成“帶著腳鐐的舞蹈”,它形象地說明了“求真”與“求美”兼顧的困難。
(三)靈感與悟性的閃現(xiàn)
文學翻譯之難還體現(xiàn)在它是一種基于原作基礎(chǔ)上的二度創(chuàng)作,而大凡創(chuàng)作都需要靈感與悟性。魯迅曾說過:“我向來以為翻譯比創(chuàng)作容易,因為至少是無需構(gòu)想。但到真地一譯,就會遇到難關(guān):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chuàng)作時可以回避,翻譯上卻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暈眼花,好像在腦子里面摸一個急于要開箱子的鑰匙。”譯者若想找到這把鑰匙,打開通往原作藝術(shù)世界的門,靈感與悟性是不可缺少的。而靈感的閃現(xiàn)與悟性的培養(yǎng)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求譯者必須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獨到的藝術(shù)眼光。它是建立在譯者對原作深刻理解、體會與感受之上的。正如傅雷所說的“任何作品不精讀四五遍決不動手,實為譯事基本法門”,只有下過此番苦功,翻譯時才能高屋建瓴,下筆有“神”。
此外,靈感與悟性的閃現(xiàn)在一定程度上還取決于譯者與原作者的價值取向和靈魂質(zhì)地是否相同或相近。林少華曾形象地將翻譯說成是“靈魂的間諜”。他這樣說道:“作為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目的不妨說是為了靈魂的對接,靈魂的交流。當然并非所有的翻譯都可以做到這一點。例如我在翻譯三島由紀夫的時候就束手無策,較之對接與交流更是一種碰撞與對峙,感到很累很痛苦……因為靈魂質(zhì)地和取向不一樣?!钡拇_,無論是傅雷與巴爾扎克的相遇,還是朱生豪與莎士比亞的相遇,還是林少華與村上春樹的相遇,對于譯者與原作者來說都是一種難得的幸運。然而,并非所有的譯者都能幸運地遇到那個與自己擁有相同或相近靈魂質(zhì)地的原作者。許多譯者依然徘徊在通往原作精神世界的大門外,苦苦尋求那把被稱作“靈感”與“悟性”的鑰匙。
綜上可見,文學翻譯之難非同一般。正如傅雷所說:“文學家是解剖社會的醫(yī)生,挖掘靈魂的探險家,悲天憫人的宗教家,熱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好他們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誠,像科學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頑強?!币簿褪钦f,只有那種珍視文學,對祖國文字懷有敬畏之心,有較高文學修養(yǎng),有靈感悟性,有熱忱感情和美學追求的人才能真正把翻譯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