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駝祥子的不同譯作比較評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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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是一個受多種因素影響的動態的、復雜的過程。由于受到社會環境、文學作品、譯者的個人因素、翻譯目的、文化意識等方面的影響，譯者在翻譯中有發揮主體性的自由。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是原文文本的讀者，翻譯策略的決策者，也是目標語言的寫作者，因此，譯者將在翻譯中不可避免地滲入主體性的東西。尤其是在文學翻譯中，譯者的主體性是不可避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一譯者對原文的理解

翻譯的第一步就是對原文的理解，此時譯者就是讀者。譯者對原文不同的理解是翻譯的開端。“在這種情況下，譯者翻譯的不是原文作者的意圖，而是譯者所理解的原文作者的意圖。”“對原文理解的復雜性導致了譯者不同的譯文。在我看來，這并不是壞事，因為不同的讀者會對原文有不同的解讀，譯者有權力在充分地考慮之后，將他們自己的解讀翻譯出來。翻譯歷史上很有趣的一個現象是，通過譯者自己解讀的翻譯往往是最成功的譯作。”［1］

英國翻譯理論家斯坦納(G．Steiner)將闡釋學運用于翻譯研究，他提出了闡釋學分析的四個翻譯步驟:信賴、侵入、吸收和補償。信賴就是譯者相信原文有意義，而在理解和表達這種意義時，譯者的主觀因素不免“侵入”原文，“侵入”的目的便是“吸收”，但“吸收”過程中難免喪失譯入語本色，因而“補償”就很必要［2］。不難看出，斯坦納的翻譯步驟無一不強調譯者的能動性。首先通過審美判斷選擇翻譯文本，然后表現出譯者兼具讀者和闡釋者兩種文學身份的主觀能動性:作為讀者，譯者需要調動自己的審美判斷、情感、想像等文學能力，解讀源語文本中的空白，期待視野和解讀方式的不同導致了闡釋多元化的產生;作為闡釋者，譯者需要發揮文學鑒賞和文學批評的能力，發掘作品的思想內涵和美學意蘊，分析作品的文學價值和社會意義。

簡而言之，文學作品的內在特點和譯者個人能力的差異使得譯者對相同作品會有不同的理解，顯示了譯者主體性留下的印跡。

二翻譯策略的選擇

任何翻譯行為都受到文化目的的影響。由于翻譯是一種跨文化交際行為，翻譯的過程中難免會存在兩種文化的交鋒。因此，譯者是兩種文化的調解者，這并非意味著譯者是文化中立的。譯者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傾向會反映出他們對翻譯策略的選擇。

翻譯理論家施萊爾馬赫在《論翻譯的方法》中提出:翻譯的途徑只有兩種，一種是盡可能讓作者安居不動，而引導讀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種是盡可能讓讀者安居不動，而引導作者去接近讀者。勞倫斯·韋努蒂將第一種方法稱作“異化法”，將第二種方法稱作“歸化法”。對翻譯中文化因素的處理究竟是采取歸化譯法還是異化譯法，翻譯界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歸化派認為運用歸化法翻譯的譯文更容易令譯入語讀者接受，異化派認為運用異化法翻譯的譯文更接近原文，可以豐富目標語語言。盡管他們對歸化還是異化很難達成一致看法，我們可以嘗試從其它方面來看待這個問題，也就是，翻譯策略的選擇由譯者的翻譯目的決定。下文將運用《駱駝祥子》兩個英譯本中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老舍先生所著的《駱駝祥子》有兩個英譯本:一個是英國譯者EvanKing翻譯的譯本《RickshawBoy》，另一個是中國譯者施曉菁(下文簡稱施)翻譯的譯本《CamelXiangzi》。下面將從這兩個英譯本中摘取例子，用以說明譯者的目的如何影響其翻譯策略的選擇。

1)“你真行!小胡同趕豬—－直來直去;也好!”

“Well，haveityourownway．Isupposeit’sbettertobestraightforwardaboutthings．”(施［3］)

“Youarecertainlysomething!”Shesaid，“Whydon’tyouherdpigsinthelittleside－lanes?Youcouldgostraightupandcomestraightback;thatwouldbesimple，too．”(EvanKing［4］)

在第一種譯文中，施舍棄了原文中的意象，僅僅翻譯出了此歇后語的后半句。她的譯文十分簡潔，能讓譯入語讀者一目了然地明白它的意思。EvanKing保留了原文意象，從而將中國特殊的表達方式介紹給譯入語讀者，讓他們領略中國的文化。

2)有急等用錢的，有愿意借出去的，周瑜打黃蓋，愿打愿挨!

Somepeopleneededmoney，andotherswerewillingtolendittothem．Thepunishmentisskillfullygivenbyoneside，andgladlyacceptedbytheother．(施［5］)

Whenyouhadononehandapersonwhohadmoneyandwaswillingtolendit，andontheotherapersonwhoseneedformoneywouldn’twait，itwaslikeChouYuandHwangKaiinthestoryof“TheThreeKingdoms．”ChoustruckhisfriendHwangtoprovetoanenemygeneralthattheywerenolongerfriends;onewashappytostrikeandtheothertobestruck，sowhatcouldbewrongwithit，whateverthebystandersthought?(EvanKing［6］)

有些典故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這樣的典故包括人名、地名、歷史事件、文學引用、特殊習俗和其他一些表達方式，它們很難被譯入語讀者理解。所以施曉菁避免了對原文中意象的翻譯，但EvanKing希望譯入語讀者更多地了解中國文化，所以他通過注釋的方法翻譯了原文中的典故，譯者可以通過他的譯文了解一些中國的歷史和文化。

分析以上例子的目的不是為了評判譯文的優劣，而是要考察兩位譯者采用的不同翻譯策略。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施曉菁翻譯時傾向于舍棄原文中的意象，而EvanKing傾向于保留原文中的意象從而保持原文中的文化特質。也就是說，施曉菁運用了歸化法，使得譯者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譯文。相反，EvanKing運用異化法，保留了原文中具有漢語文化特色的表達，讓譯入語讀者能夠欣賞漢語文化。

簡而言之，在對比分析了《駱駝祥子》中兩個英譯本中的一些例子之后，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譯者的翻譯目的決定其翻譯策略的選擇，這是文學翻譯中譯者主體性的重要表現之一。

三譯者的創造性

在譯者充分地理解原文、獲取原文意義之后，他們就要進入表達階段，這個階段并不是機械的，而是一個充滿創造性的過程。瑪麗·斯內爾－霍恩比［7］指出語言規范給予了譯者“能動創造的潛力”，譯者可以對這些規范進行“創造性的延伸”。她還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事實上，語言規范非常靈活，為譯者在語言系統中發揮創造性提供了可能。創造能力對譯者來說十分重要，尤其是在進行文學翻譯時，譯者創造能力的發揮至關重要。

文學翻譯絕非易事，因為它要傳達原文中的藝術魅力和審美價值。茅盾［8］曾經說過:“文學翻譯是用另一種語言把原作的藝術意境傳達出來，使讀者在讀譯文的時候能夠像讀原作時一樣得到啟發、感動和美的感受。”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譯者需要通過充分的閱讀和研究，掌握原文的藝術意境，除了要具有雙語言能力和雙文化能力之外，他們還需要運用文學洞察能力和審美能力，還要考慮到譯入語讀者的期待視野。這樣的話，譯者的翻譯工作絕不是對原文的復制，而是另外一種創作。在創作過程中，譯者可以充分利用譯入語語言的每個層面，包括語義、詞匯、句法、修辭、段落等等。例:老程又鉆到被窩中去，指著破棉襖說:“祥子抽煙吧，兜兒里有，別野的。”別墅牌的煙自從一出世就被車夫們改為“別野”的。

譯文1:OldChengcrawledbackunderhisquilt，pointedtohistatteredleatherjacketandsaid，“Haveasmoke，Xiangzi．Therearesomeinthepocket．”(施［9］)

譯文2:OldCh’enghadcrawledbackunderhiswarmcovers，andpointingtothetatteredfur－linedgownthathehadshedagain，hesaid，“Haveasmoke，HappyBoy．Therearecigarettesinthepocket—CountyVillainies．”Fromthetimethat“CountryVilla”cigaretteshadcomeintoexistencetheyhadbeencalled“CountyVillainies”bytherickshawmen，perhapsbecauseofthetwosimilarsound．Theyhadknownmoreofvillainythanofvillas．(EvanKing［10］)

在原文中，“別野”是作者有意用來替代“別墅”，從而產生特別的藝術效果。作者利用了漢語中兩個詞的形似以及它們指代的意義。從原文中，讀者不僅可以了解到像老程和祥子這樣的車夫沒受過什么教育，還可以看出他們低下的社會地位。車夫將香煙的牌子“別墅”說成“別野”，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不認識“墅”字，另一方面是他們故意避免提及像“別墅”這種對他們來說遙不可及的東西。這種中西方語言差異帶來了翻譯的困難，所以施曉菁跳過了此處的翻譯。但EvanKing巧妙地翻譯了這個語言現象。他用“CountryVillas”和“CountyVillainies”替代了原文中的“別墅”與“別野”，不管是語言形式，還是語義效果，都得到了很好的傳達。在中文里，“別野”是個不具意義的詞語，但“野”字代表“粗野”，體現了車夫的低下社會地位。而且“野”和“墅”字形相似。譯文中的“CountyVillainies”和“CountryVilla”在形式上(讀音)相似，“CountyVillainies”也有“鄉村惡棍”的意思，也能反映出車夫社會地位的低下。他還進一步進行了解釋，以便達到特殊的藝術效果。讀者可以通過他的解釋毫不費力地體會到原文作者的藝術手法。可見，在此處使用省略法是不恰當的。總的來看，要傳達原文的整體效果，譯者有必要通過多種方法進行再創造。

毫無疑問，翻譯絕非易事，而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譯者就是創造者。我們在欣賞譯文中的藝術魅力時，其實是在欣賞譯者的創造性勞動，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譯者主體意識和美學創造在翻譯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譯者在翻譯活動中是最積極的因素，譯者的主體性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它貫穿著整個翻譯過程，包括譯者對原文的充分理解、譯者對相應翻譯策略的選擇和譯者在再現原文時發揮的創造性。在理解原文時，譯者會受到“前理解”的影響;在獲取原文信息之后，譯者會根據翻譯目的選擇相應的翻譯策略;在原文再現階段，譯者必須創造性地利用目標語言和翻譯技巧，充分地發揮他們的創造性。對譯者而言，他們應該充分意識到自己的主體性作用，有效地發揮主體性，從而產生更優秀的譯文。另外，它為復譯的必要性提供了支持。由于譯者主體性的存在，對于同一個譯本，不同的譯者可以產生不同的譯本，因此，譯者可以通過復譯來盡力產生更好的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