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翻譯對少兒文學翻譯制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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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的兒童文學的翻譯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每年有大量的外國作品，尤其是英美國家的作品通過翻譯的形式進入中國。針對兒童文學翻譯所進行的理論研究起步較晚，雖近年來有所加強，但研究成果仍嚴重不足。兒童文學翻譯作品在發行量上不遜于主流文學，但以兒童文學翻譯為研究對象的論文相比于主流文學翻譯作品的研究則如同冰山一角。兒童文學翻譯理論研究的專著更是寥寥無幾。在理論與實踐失去平衡的時候，尤其是實踐比理論研究繁榮得多的時候，這種繁榮必然有虛假繁榮的成分。因為缺乏足夠的理論指導，實踐中必然會出現不少的糟粕。所以我們在理性看待兒童文學翻譯作品的市場日益繁榮這一現象的同時，也要加強理論的研究，多一些批評，多一些指導，以使翻譯活動始終朝著理性的方向發展。本文從目的論的角度，以幾部歐洲童話，尤其是《尼爾斯騎鵝旅行記》的兩種譯本為例，探討兒童文學翻譯中譯者的目的性對翻譯活動的影響。
(一)功能翻譯理論
功能派翻譯理論最先由凱瑟琳娜•賴斯(KatharinaReiss)提出，后來漢斯•弗米爾(HansVermeer)又將功能翻譯理論進一步深化，提出了目的論。目的論影響深遠，功能學派因此也被稱為目的學派。目的論為翻譯研究開辟了新的角度，認為翻譯的方法及策略應該由譯文的目的決定，而譯文的目的又應當由譯者來決定，這就給了譯者已很大的自由度。克里斯汀娜•諾德(ChristianeNord)是功能派翻譯理論的積極倡導者，但也針對其不足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她提出了“功能加忠誠”的指導原則。
(二)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學翻譯
兒童文學既具有一般文學的共性，又有其特性。首先，兒童文學的范疇很難界定，國際上至今未能對兒童文學的定義達成統一意見。有人認為，兒童文學是指為兒童所創作的文學，也有人指出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有時也很難劃定一個明確的界限。“兒童文學”的定義取決于目的:它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它與其受眾“兒童”有著密切的關系，顯而易見的是，“兒童文學”下意識地要取悅于這類讀者。文學的范疇不僅限于圖書，但是如果僅就圖書而言，童書的定義與兒童文學的定義所面臨的問題是相同的。“究竟是由兒童寫作的書是童書，還是為兒童所寫的書是童書?如果說為兒童所寫的書就是童書，那么當(只)有成人讀者閱讀的時候，它還是不是童書?如果成人的書兒童也讀，那它是不是也算童書?”［1］15JohnRoweTownsend認為解決童書定義不明的局面的唯一可能的方法是按照“出版社針對兒童出版的書目”來為童書下定義。［2］62筆者采信的是瑞典學者Go''''''''teKlingberg的定義，即兒童文學是“專為兒童創作的文學”［2］61。作家進行文學創作的目的往往決定了其作品是否具有兒童文學的性質。毋庸置疑，譯者所從事的翻譯活動也是一種創作，從這點來說，譯者的目的也將決定譯作的性質。這樣一來，譯者在翻譯時所針對的目標讀者也能決定譯作是否屬于兒童文學的范疇。這樣一來，目的論的翻譯理論無疑為兒童文學的翻譯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三)功能翻譯理論之于兒童文學翻譯
“目的論認為翻譯是以原文為基礎的、有目的和有結果的行為，這一行為必須經過協商來完成;翻譯必須遵循一系列法則，其中目的居于首位，即是說譯文取決于翻譯的目的。”［3］136翻譯時，譯者根據特定的讀者和其他的原因對原文本進行處理。為兒童進行的每一項翻譯活動都是有目的的，那就是迎合其譯文的兒童讀者。上文已經說過，翻譯也是一種創作活動。那么將一些作品以適合兒童閱讀為目的，以兒童喜聞樂見的語言翻譯出來，有時甚至對情節加以簡化或改編，實際上也就賦予了譯作兒童文學的性質。《格列佛游記》與《動物莊園》原本是寫給成人看的針砭時弊的政治童話，如果在翻譯的時候對一些不宜兒童閱讀或兒童無法讀懂的內容加以刪減，再用簡單易懂的語言組織譯入語，那么這樣的翻譯作品也屬于兒童文學作品。“目的論還反復聲明它只認為譯者應該根據不同的翻譯目的決定采用相應的翻譯策略，但并不排除“語碼轉換式”的對等翻譯也是合理目的的可能性。”［3］136《小王子》是圣•埃克蘇佩里為了鼓勵一個饑寒交迫的朋友所寫，原本是寫給成人，但后來成了世界范圍內老少皆宜的經典之作，同樣應該被納入兒童文學研究的范疇之中;《愛麗絲漫游奇境》原是為一個名叫愛麗絲的小女孩所寫，后來也成了上至英國女王，下至平明百姓都喜歡的經典童話。在閱讀這一類作品時，成人會從中讀出深刻的哲理和對現實辛辣的諷刺，兒童則可以從中讀出天真爛漫的童真童趣。在翻譯這一類作品的時候，不宜過多地改變原文的語言風格及故事情節，應當賦予譯作以廣泛的可讀性，讓不同年齡的讀者從中得到不同的感悟，這也是一種目的。
二、從功能翻譯理論的視角看兒童文學翻譯中的問題
在實踐中，翻譯目標和要求的下達通過翻譯委任來實現，而且客戶與譯者之間應該對此進行明確協商，譯者作為擁有發言權的專家，應該由他來決定是否、何時、怎樣完成翻譯任務。［3］136但是，目前國內翻譯界尤其是兒童文學翻譯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出版社的訂單式翻譯需求給予譯者的自由度并不大，有時譯者甚至會在贊助者(通常為出版社)的要求下破壞譯文的完整性和忠實性。筆者在檢索文獻時發現，光在卓越亞馬遜網站上銷售的《尼爾斯騎鵝旅行記》或者《尼爾斯騎鵝歷險記》的不同版本就有近百種。這些版本大多是根據原著改編的兒童讀物。其中最多的是石琴娥所譯的版本，筆者選擇其中兩個版本進行研究，旨在找出兩個版本的目的性差異。這兩個版本分別是:由中國書籍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的版本，叢書名為《世界文學名著經典文庫(名家名譯彩色插圖本)》(下文簡稱譯文一);譯林出版社于2006年1月出版的版本(下文簡稱譯文二)。
筆者將譯文與上海譯文出版社于2007年7月出版的《尼爾斯騎鵝旅行記》全譯本進行仔細比對，發現上面的兩個譯本中只有譯文二是全譯本。再將譯文一與譯文二進行對比，發現譯文一的第一、二兩章的內容與譯文二基本相同，不同之處只是譯文一略去了原作的日記格式。譯文一從第二章之后則有大幅的刪節和修改。例如，譯文一中的第三章實際融合了譯文二中的第三、四兩章。從字數方面來看，譯文一20萬字，譯文二50萬字，譯文一刪去了譯文二超過一半的文字，但是譯文一并沒有對其是否進行了刪節加以任何說明，反而用完整的第一、二兩章以及下面寫在書前面的《出版說明》中的一段文字讓讀者誤以為其譯文是全譯本:“我們試圖通過這一努力(名家名譯)，改變目前國內世界兒童文學名著魚龍混雜，甚或是篡改抄襲，令讀者良莠難辨、無所適從的現狀。”這段話暴露了更深層的問題:過度的改動破壞了譯作的忠誠，違背了譯者的責任。諾德針對功能翻譯理論中的偏激傾向給譯者提出了“功能加忠誠”的指導原則，她認為忠誠屬于道德范疇。她說:“在正常文化之間的交流中，無論是發起人還是譯文讀者都無法檢驗譯文是否與他們的期待相吻合。他們只能依賴譯者不偏不倚的翻譯。一篇語用層面非常切記譯入語文化的譯文通常被讀者錯誤地認為是符合翻譯的慣例概念，盡管事實并非如此。假若一個讀者錯誤地認為翻譯能復制出原作者的意圖，那么他就總能讀到他愿意讀的東西。他會將譯文表達的意圖誤當做原文作者的真實意圖。無論譯者違反慣例是有意還是無意，讀者總會不知不覺地被蒙蔽。在讀者眼中這是成功的交際行為，但事實上，這不能被稱作“功能”交際行為，因為它只是基于錯誤的假設。”［3］179當然，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種行為不是譯者主動的作為，而是出版社即翻譯的委托人的基于市場考慮的行為。這也反映了譯者與委托人之間的矛盾。但無論如何，委托人也擁有拒絕委托人刪改譯文的權利，或者可以對讀者有一個交代，否則，就違背了翻譯的道德原則。諾德還認為:“不論委托人下達什么樣的翻譯指導，譯者總要考慮到約定俗成的翻譯慣例。畢竟這些觀念決定譯文讀者的期待。然而，考慮慣例性概念并不意味著‘按照每個人的期望進行翻譯’。忠誠也許正是要求譯者不去遵循某些慣例。在任何情況下，譯者至少應該告訴其他參與翻譯過程的人們，他是如何譯的，為什么這么譯。”
三、結語
功能翻譯理論為兒童文學翻譯打開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新的視角，為成人文學向兒童文學方向的編譯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但是功能翻譯理論也有其不足。單純的一種理論不足以指導所有的兒童文學翻譯實踐。但是由于國內兒童文學翻譯實踐和理論研究長期脫節，這樣下去難免會出現許多的問題。中國有著龐大的兒童文學讀者群體，“但他們面對的卻是市場上總體質量不高的兒童文學譯本，這種狀況無疑令人擔憂”［4］33。所以，對兒童文學翻譯的理論研究理應再多一點，以更好地指導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