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倫理的生態解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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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視野之翻譯倫理呈現

（一）翻譯倫理的重新奠基通過對已有的倫理進行梳理，我們會發現大多是從語言（如再現原文意圖）、文化（如尊重文化差異）、人類（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視角出發，但是如果將以上翻譯倫理統一于生態視角之下，各種重合和對立關系將會化為內部關系，體現了翻譯倫理的多樣性。遵循生態翻譯學中的生態理性，特別是對于實現“多樣統一”的宏觀譯學系統架構和中觀理論體系構建都具有統領的意義［14］7。翻譯倫理的重新奠基消解了經驗主義范式和文化轉向的視野，體現了運用生態理性的思想，因此生態視角下的翻譯倫理也體現為思維方式的整合。多樣視角一方面會帶來重疊，另一方面體現了研究者、研究對象的千差萬別，唯有將視角擴大，而不僅僅是轉換，才能建立多樣統一的和諧整體，體現出各個事物的共性或聯系。翻譯倫理的重新奠基，要求人們接受一種生態學視野，并且由此視野看待譯者與其周圍環境的關系，將一種更大的責任意識融入翻譯活動。生態倫理學的奠基者AldoLeopold提出的大地倫理學的基本原則是：“一切事物趨向于保護生物群落的完整、穩定和美麗時，它就是正當的，而當它與此相反時，它就是錯誤的”［15］。我們把翻譯倫理的生態視角到底是翻譯倫理的分支，還是生態倫理學的分支這個問題暫時放在一邊，先借鑒生態翻譯學中翻譯生態和自然生態之間的關聯性和同構性，可推測，如同大地倫理重視人與生物群落的關系一樣，翻譯倫理核心是翻譯群落中的“人”和翻譯生態體系中的各種生態系統之間同屬于生態共同體的倫理感情。既然能從生態學視角對翻譯進行綜觀的整體性研究，從同樣視角研究翻譯倫理也是不無裨益的。因此，翻譯倫理背后的生態內涵要求翻譯行為的概念不只是涉及到人對文本、文化、他人的關注，還擴大到人類社會系統、自然生態系統。生態翻譯學中關聯序鏈、翻譯生態環境、譯者中心、生態理性等概念體現了翻譯生態與自然生態的類似性和同構性。用生態觀為翻譯倫理重新奠基，來源于翻譯生態學的發展思路，并非單純的翻譯視野，也非單純的倫理視野，而是涵蓋二者且為之提供融合根據的生態視野。譯者只有通過對一切他者承擔責任，才能使自己成為目的本身，否則就會變成他者的工具和手段，而正是生態視野才能包括一切他者，彰顯譯者的中心地位。

（二）抨擊狹隘譯者中心主義倫理學之所以叫倫理學，是因為它要求我們超越“我”與“你”之視角的狹隘性而達到一種可普遍化的法則、一種不偏不倚的觀察者的立場［16］。翻譯在很多情況下是在不同文化、時空下進行的，譯者成為跨越語言、民族的紐帶，沒有譯者的存在，也就沒有翻譯，因此譯者必然處于中心地位，被賦予巨大的權力，但也背負了“篡改者”的罵名。典型的例子就是嚴復的《天演論》。原文直譯應為《進化論與倫理學》，其主要觀點是自然界生物進化在于物競天擇，人類和人類文明的發展亦如此，屬議論文。嚴復在闡述進化論時，聯系當時中國實際，提出自己救亡圖存的見解，變成一篇政論文。嚴復選擇翻譯《天演論》的根本原因即是他的憂國憂民的科學倫理意識：“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發明富強之事”［17］，這樣，譯者中心就被凸顯出來。狹隘譯者中心主義是排外的，只看到文本是否對應，視之為語言文化的誤讀，而生態譯者中心思想是兼容的，顧及譯者的倫理選擇及其影響。《天演論》拋棄了原文與譯文一一對應、正誤判斷的狹隘視野，吸收了翻譯生態環境的合理成分，這才能解釋為什么提出信達雅的嚴復卻違背了“信”這一翻譯具備的首要條件。此外，再譯作品一般是對已有譯作的挑戰和超越，在狹隘譯者中心主義看來，已有譯作會干擾再譯思維，具有排斥性。但從生態翻譯角度出發，譯者以外的一切都可以看作是翻譯的生態環境，每個譯者又都是他人翻譯生態環境的組成部分［14］，因此，以前的譯作和譯者是再譯譯者的翻譯生態環境的組成部分，帶有包容性。英國學者JuliaLovell是外國學者中翻譯魯迅小說最全的一位，在她2009年翻譯出版的TheRealStoryofAh-QandOtherTalesofChina：TheCompleteFictionofLuXun在Acknowledgements中佐證了這一觀點：“IhavebenefitedgreatlyfromaccesstoearliertranslationsofLuXun’swork，especiallytheversionsbyGlad-ysYangandYangXianyiandbyWilliamLyell，bothofwhichhavefrequentlyhelpedtoclarifyam-biguitiesinmyunderstandingthetext”［18］。翻譯生態環境擺脫了文本間語言、文化轉換分析的狹隘視域，把翻譯活動置入生態環境進行考慮，解決了翻譯策略脫離譯者選擇的局限性問題，把文本內外的他者，即與譯者行為相關聯的一切，都納入思考文本生成過程中。翻譯行為中“譯者為中心”的理念，不僅不是對“文本”的否定或輕視，而恰恰是從“人”的視角，即從“譯者”的視角去審視文本和最終優化文本的根本途徑［19］。

（三）翻譯倫理與自然生態的關聯從“翻譯→語言→文化→人類→自然界”的“關聯序鏈”，可以看出翻譯活動與生物自然界之間的互聯關系，以及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社會系統互動互補的特征。因此，依據“關聯序鏈”展開生態翻譯學的進一步整合研究，或許不失為一個有意義的“切入點”［13］5。既然關聯序鏈已經超出了翻譯活動的范疇，延展至自然界，既然“譯者以外的一切都可以看作是翻譯的生態環境”，那么翻譯的倫理概念也可以延伸至人與自然的關系。馬克思曾經指出：“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系。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才會有生產。”翻譯被視為再生產行為，也就是說在翻譯實踐中同時發生著對自然和對社會的雙重關系，也只有在人與人的關系視域下才有人與自然的關系。近代的傳教士的文學翻譯和現當代的環境文學翻譯曲折地展現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在近代，由于傳教士是早期幾乎唯一通曉中文的外國人，為了達到傳教的目的，以小說或宗教文學為工具，用漢語翻譯，植入宗教內核。表面上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展現為文學價值和奴役思想的社會功能，但實際上傳教士大多參與情報收集和隨軍翻譯的角色，幫助他們的國家在中國搶奪各種資源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擴張，造成自然生態和人類生態的失衡。19世紀傳教士的《圣經》翻譯從宗教意識上對中國人民進行文化滲透，對西方列強在中國的殖民侵略具有推動作用。在現當代，環境文學作家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加拿大著名作家FarleyMowat已出版數十本作品，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他對現代工業文明與其發展模式提出了質疑與批判。他的作品SeaofSlaughter控訴了人類對海洋的征服，對海洋生命的圍剿。類似的翻譯作品使得不同國家的不同民族能夠跨越時空、跨越語言障礙，共同關注人類生存的生態問題，推動尊重生態的文化形成，影響人類改造自然的方式，體現了生態翻譯學關聯序鏈所具有的共通性和互動性的指向特征。由此可見，翻譯活動主體與其外部生態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翻譯生態與自然生態相互依賴的動態平衡，牽扯到翻譯本體生態系統與譯本利益相關生態系統的關系。以“關聯序鏈”為線索，回望已有的翻譯倫理，它們存在關聯性和遞進性的指向特征。在更大的生態視野范圍下，還需要對翻譯倫理重新認識。不同的倫理相互關聯、相輔相成，但因為最終的訴求不同，也會產生矛盾和沖突。這時，譯者就會遭遇倫理困境，不得不在不同倫理間進行取舍或有所偏倚。但當我們站在生態角度時，就會看見基于“關聯序鏈”所具有的指向特征，按此分類的翻譯倫理實則亦具共融性，不是視野的轉變，而是視野的擴大。因此，生態下的翻譯倫理體現為人與人的直接倫理關系，人與自然的間接倫理關系。

二、翻譯普適倫理的可能性

上世紀90年代，德國宗教學家孔漢思提出普適倫理的概念，使人們關注人類共享著的許多基本相同或相似的道德原則。翻譯領域是否存在普適倫理呢？國際譯聯的《翻譯工作者程章》從職業的角度體現了普適翻譯倫理，但翻譯倫理如果完全建立在語言學層面，就會忽視影響譯者主體性的外部因素，而基于這些外在的因素才是導致譯者選擇差異的原因。我們可以借鑒人類達成道德共識所涉及的兩個方面來構建翻譯普適倫理的前提：一是翻譯倫理的限度；二是達成翻譯普適倫理所必需的條件。就倫理限度來說，由于在翻譯生態環境中，即“所涉文本、文化語境與翻譯群落，以及由精神和物質所構成的集合體”內，存在差異和多樣性，這就決定了子生態系統的倫理的差異性是不可消弭的。如今，不同語言、不同文化傳統、不同區域的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進行著交流，彼此間分享著人類發展的各種成果，這種交流與分享已成為一種趨勢，這種發展趨勢和倫理的差異性同時存在。人類之所以能交流和共享，從倫理學角度，“是人性的內在需要，包括外在物質層面和內在精神層面”；從生態的角度，“人類作為生命的存在，基本存在方式只能是歷史性的或時間性的，這也就決定了人類自身的相互交往性和相互依賴性”；從溝通渠道的角度，翻譯是唯一的途徑，否則前面兩種角度無法實現。因此，普適的翻譯倫理絕不是某種新的世界性道德意識形態的單一化企圖，而是在保持和尊重道德多元性的基礎上，尋求一種共識，既不是總體化，也不是單一化，而是普通化，其立場是客觀的，其權威是非強制性的，還要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從生態的角度出發，每一種合乎理性的翻譯倫理都是可以被理解的。具體來說，這種普適只要求在翻譯活動中、翻譯生態環境內尋求道德共識，從而對其他倫理觀點采取多元寬容的態度，由各種不同的子生態系統和翻譯倫理做出自己合理性的解釋。胡庚申教授提倡的多樣統一，體現了人類生活與自然界中對立統一的規律。因此，普適倫理與生態理性的多樣性和統一性是不謀而合的。

法國哲學家EmmanuelLevinas說：“我的任務不是要建構倫理學；我只是想努力發現倫理的意義”。筆者也無意構建新的生態翻譯倫理，只是想發現翻譯倫理的生態意義，呼喚作為翻譯活動中心的譯者的倫理責任。翻譯生態環境內涵的擴張使得譯者與之于外一切的關系變得更加全面，生態理性中的多樣統一性使翻譯倫理從尊重文化差異走向尊重視野差異，關聯序鏈則實現翻譯領域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上的質的突破，以倫理的形式真實展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翻譯理論的生態范式在逐步形成，必將為翻譯倫理提供更加堅實的生態理論基礎，架起翻譯理論與翻譯倫理之間的橋梁。

作者：王恒 單位：廣西財經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