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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以后，由于我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作為反映社會現實的明代文學作品，對商業資本擴大對社會的影響給予極大關注，文學作品對商人的描寫也達到歷史高峰。邵毅平（2005）認為摘要：中國文學作品對商人的描寫分為三個階段摘要：唐代以前是龍套階段，處于隱而未顯的狀態，唐及五代是配角階段，處于半隱半顯狀態，明代，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地位顯著增強，商人則成為文學作品的主角。而在明代最大的商人集團是微商，文學作品對商人的描寫很多體現在對徽商描寫上?；丈淌俏覈饨ㄉ鐣淖畲笊處?，興起于明代成化年間，萬歷時，徽商和晉商齊名而稱雄于全國。謝肇淛說過摘要：“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商業的繁榮商人的活躍必然會帶來文學的繁榮，可以說，明代文學作品非凡是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在萬歷以后迎來一個創造高峰。明代文學作品的各種體裁非凡是三言兩拍對徽商有大量的描述和記載，既有褒揚，也有批評，既有客觀描述，也有神化夸大，可見徽商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對文學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本文認為，明代文學作品和徽商結下濃濃情結。
一、凸現了徽商的社會地位
眾所周知，近代西歐社會的轉型完全是由商人推動的，是西歐國家實行重商主義的結果。和之相反，我國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開始實行的重農抑末政策到明朝仍然延續。不過到了明成化以后，徽商隊伍的壯大使江南經濟繁榮，從而使江南城市化初見端倪，雇傭關系開始產生，市民階層開始出現，文學也出現一片繁榮景象。明中后期的文學作品一反“士尊為首，商賤為末”的傳統，開始對人欲的肯定和人性的尊重，而商人的趨利性正是人欲的反映，明代文學作品力圖擺脫徽商的卑賤地位，凸現徽商的社會地位。
1．肯定了徽商對社會的積極貢獻?；丈淘诮浬讨赂灰院螅筠k義學等社會公益事業，對社會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然而社會地位卻十分低下，對此，明代文學作品深感不公平，為徽商奔走呼號摘要：（1）明確呼吁“經商是善業”。《二刻拍案驚異》卷二九寫道摘要：“經商亦是善業，不是賤流”，這是對千年以來傳統賤商思想的宣戰，也是對商人地位的積極肯定，在前代文學作品中未曾見過。（2）強烈要求提高商人地位。《何心隱集》卷三寫道摘要：“商賈大于農工，士大于商賈，圣賢大于士”，首次把商提到農工之前，打破了傳統的士農工商的排序。（3）主張四民平等。針對我國傳統的根深蒂固的賤商思想，李贄在《對焦弱侯書》中予以反駁摘要：“且商賈亦何鄙之有？挾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受辱于關吏，忍詬于市易，辛勤萬狀。所扶者重，所得者末”。其他文學作品也都主張四民平等。比如，《張孝基陳留認舅》的開場詩寫道摘要：“士子攻書農種田，工商勤苦掙家園，世人切莫閑游蕩，游蕩從來誤少年”，表現了作者四民平等、四民皆為正業的思想；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四四《明故王文顯暮志銘》寫道摘要：“夫商和士異術而同心”，主張商和士平起平坐；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五《節庵方公墓表》寫道摘要：“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職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奔凑J為四民平等才是正理，四民不平等乃是錯誤；歸有光替徽州商人程白庵寫壽辭提及摘要：“古者四民異業，至于后世而士和農商?；?，以及君豈非所謂士而商歟，非所謂商而士歟?！奔凑J為四民只不過分工不同而已，沒有貴賤之分，徽州商人學者汪道昆在《太函集》中也說摘要：“良賈何負于閎儒”，指出優秀的商人對國家的貢獻不比官員差。
2．對徽商價值觀的充分尊重。商人都是以盈利為目的，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其本性，它和儒家的“重義輕利”思想是相悖的。以明代大思想家文學家李贄為代表的進步思想和“存天理，滅人欲”的程朱理學相對立，認為商賈“好貨”、“多積金寶”的要求是正當的、合理的，對商人的逐利觀念應充分尊重，在此影響下，明代文學作品對徽商的價值觀念也持有積極的態度。如《二刻拍案驚異》卷三七描述了流行于徽州地區民間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念摘要：“卻是徽州風俗，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著，徽人因是尊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歸家，外而宗親朋友，內而妻妾家屬，只要你所得歸來的利息多少為重輕，得利多的盡皆愛敬趨奉，得利少的，盡皆輕薄鄙笑，如同讀書求名的中和不中歸來的光景一般?！边@種以賺錢多少作為衡量商人成功和否的唯一標準，社會階層高低的重要標準，完全打破了封建社會唯士獨尊的格局，為后代商品經濟發展和商品思想的傳播奠定了思想基礎，對于改變人們的世俗觀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功能，這是徽商的獨特貢獻，這種觀念和長期統治人們思想的儒家義利觀是背道而馳的，但作者對此給于充分的尊重。
以上兩點可以看出摘要：明代文學作品和徽商結下較深的情緣，其對徽商社會地位的提升，其思想傾向和李贄的進步思潮相一致，文學作品的廣泛傳播對于擴大徽商的影響，奠定徽商的地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功能。同時，明代文學作品自身也發生了重大轉型，其由虛幻回歸現實，從而為文學的發展開辟一條新路。
二、高度贊賞了徽商精神
新教倫理開創的資本主義精神為西方國家率先進入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同樣，徽商能夠在商界獨占鰲頭，同樣得益于徽商精神?；丈逃诿鞔苫觊g形成，嘉靖以后達到鼎盛時期，居于十大商幫之首，素有“無徽不成鎮，無徽不成街”之美譽，足跡遍及全國及日本、暹羅、東南亞諸國，其商業資本之巨，人數之眾，活動地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開拓能力之強，其他商幫無可比擬，其在我國商界縱橫馳騁400余年，打造了一個強大的商業帝國，鑄造了徽商精神。明代文學家從徽商的成長中看到了徽商精神的強大力量，同時徽商精神開闊了文學家的視界，他們產生了新的社會判定的價值標準。因此，明代文學作品對徽商精神是備加贊賞的，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敬業精神的深刻刻畫。大多數徽商小本起家，他們敢于冒險、善于經營，靠勤儉致富，有著吃苦耐勞的敬業精神，取得了經營上的成功，鑄就了事業的輝煌，明代文學作品多有刻畫摘要：王慎中刻畫了徽商為了事業，舍家棄子、遠離家鄉、長期不歸，如在《遵巖先生文集》卷三二《黃梅原傳》寫道摘要：徽商們為了生活背井離鄉，甚至“初娶婦，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歸，歸則孫娶婦而子或不認其父”，他們長途跋涉于外，“水航陸輦，山負海涵，轉貿而行四方，各都會衢，誥穰巨麗，下至絕陬遐聚，險味幽阻，足殆遍焉”；許宗魯刻畫了徽商為了經營，一生中經歷的酸甜苦辣，如在《少華山人文集》卷十二《處士白翁暮表》對某徽商一生辛勞作了刻畫摘要：“翁未冠即服賈，服賈六十年，見星而興，中漏而寢，寒冒霜雪，暑觸瘴癘；水犯波濤，山凌險阻；渠渠仆仆，歲無寧處。故貲日以生，源源若泉流，吾見其繼也，未見其止也。”汪道昆刻畫了徽商在經營中承受的種種痛苦，他在《明處士休寧程長公暮表》高度贊賞了徽商的敬業精神摘要：“長公乃結舉宗賢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緡，為合從，賈吳興新市，時諸程鼎盛，諸使少奢溢相高。長公和十人者盟，務負俗攻若。出而即次，即隆冬不爐，截竹為筒，曳踵車輪，以當灸熱。久之，業骎骎起，十人者皆致不貲。”雖然這些文學作品刻畫不十分具體，但從中也可以看到徽商們的敬業精神是多么可貴！文學家用這么多筆墨對徽商精神進行刻畫，說明作者對敬業精神是贊賞的。
2．誠信精神的推崇。誠信乃為儒家信條，也是徽商成功的法寶，徽商作為典型的儒商將誠信推向至高無上的地位。明代文學作品的作者雖然對程朱理學持批判態度，但對徽商的誠信精神備加推崇，汪道昆在其文學作品中描繪一個徽商的誠信形象摘要：明代徽商汪通保在上海開典鋪，生意越做越大，但并未忘“誠信”二字，“處士（汪通保）和諸弟子約摘要：居他縣毋操利權，出母錢毋以苦雜良，毋短少；收子錢毋入奇羨，毋以日計取盈”。從記裁可以看出，他不準弟子欺行霸市；貸人銀錢，不準雜有惡錢，更不準短少，收人利錢，不要計較零頭，也不要按日計算，以多收利息。應該說，誠信是中國商人的一貫傳統，但汪道昆作品中的徽商超過以往，體現的是一種誠信精神的精髓，反映了作者對徽商的誠信精神情有獨鐘。從汪道昆的描寫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摘要：明代徽商的誠信，為后來的徽商樹立了榜樣，以至于清代出現吳鵬翔燒毒胡椒的義舉，可以說誠信精神鑄就了徽商的歷史輝煌，是徽商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3．舍利取義的褒揚。在商業經營中，義利關系往往是對立的，許多商人往往見利忘義。而一些徽商往往能夠將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有時甚至能做到舍利取義。明代文學作品對徽商的舍利取義行動進行了生動描述。汪道昆在《太函副墨》卷四記載，休寧商人程鎖中年經商于溧水，某年大豐收，谷物上市，諸賈人盡量壓價收購，程鎖卻“平價囤積之”，第二年大饑，一些糧商又拼命抬高谷價出售，可程鎖售谷卻“價如往年平”。汪道昆描寫的徽商雖是典型個案，但象程鎖這樣的徽商絕對不只一個，如此大仁大義的徽商，在商業史上也是少見的，正是因為這種舍利取義舍小我求大我的行為，徽商贏得了顧客的信賴，樹立了自己的良好形象。
三、對徽商風險的同情
徽商的故鄉本土，客觀生存環境十分惡劣，土地瘠薄，人口稠密，只有走出去向外開拓空間才能生存?；罩萑恕笆谝?，十七在天下”，其地無所不至，其貨無所不居，慘淡經營，風險很大。明代文學作品對徽商敢冒風險的行為時有記載并予以同情。
1．對徽商經營風險的同情?；丈探洜I跋山涉水，千辛萬苦，風餐露宿，旅途往來，乘車載舟，風險很大。明代的公案小說涉及商人經營風險之事比比皆是摘要：商人行路遇盜賦，乘船遇水寇，人財兩空；商人住黑店黑寺，遭殺人劫貨，其中許多就是記載徽商的。《拍案驚異》卷二四《鹽官邑老魔魅色，會骸山大士誅邪》寫一個徽商在黑寺喪命的故事摘要：“一日，有個徽商某，泊舟（燕子）礬下，隨步到弘濟寺游玩，寺僧出面接著，問著姓名，邀請吃茶，”當即留徽商在寺中住下，此徽商崇信佛事，答應捐三十兩銀子給寺院，當寺僧見此徽商有許多銀子時，“一面分付行童整備夜飯款待，著地奉承，殷勤相勸，把徽商灌得酩酊大醉，夜深人靜，把來殺了。”這是明代文學作品揭露黑惡勢力的縮影，反映徽商在經商中受黑惡勢力算計，在黑惡勢力面前束手無策的窘境。事實上由于缺乏強有力的保護，徽商經常會碰到地痞無賴的敲詐勒索，往往以破財消災方式解決，嚴重者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此種風險在封建社會中是最大的。文學作品雖然沒有提到事件的責任新問題，顯然，它是由于社會黑暗、封建國家治理不力造成，商人只能是受害者。明代文學作品對此表示了同情。
2．對徽商社會風險的同情。在我國封建社會，商人的地位低下，經常受到貪官污吏的盤剝，由于徽商是最大的商幫，所受盤剝最重，包括捐輸助餉、重稅等，史學家認為它是徽商衰落的根本原因之一，徽商所受盤剝情況，明代文學作品時有記載。如《點石頭》第八卷《貪婪漢六院賣風流》記述了一個專門迫害商人的壞官吾愛陶的事，他想方設法搜刮商人，養了一批打手對商人作威作福，搜刮來的財物，中飽私囊。在受吾愛陶荼毒的商人中，一汪姓徽州商人損失最慘，此徽商在蘇州收買了數千金綾羅綢緞，前往川中去發賣，從吾愛陶的稅關前經過，照例交納了稅銀之后，那班打手還要敲他的竹杠，此徽商不服和打手吵了起來，被打手拖入衙門，吾愛陶尋個借口，說徽商漏稅，把他的貨物一半沒收。明代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文人墨客雖然進行多次抗爭，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在此情況下，他們對社會前景感到失望甚至絕望，文學作品也失去政治熱情，從抗爭轉向逃避，通過寫徽商的遭遇抒發自己的苦悶和無奈，對徽商的遭遇除了同情之外，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對徽商致富的神化和夸大
從徽商發展的歷史看，其致富過程十分艱辛，但明代文學作品由于對政治黑暗的無奈，有時回避現實，以求解脫，對徽商的描寫也不例外。主要是對徽商致富的過程有不同程度的神化和夸大，在某種程度上脫離了現實。其描寫有兩種形式摘要：（1）巧合。文學作品刻意設計一個非凡的機遇被徽商撞到，從而改變命運。如《二刻拍案驚異》卷三七《疊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顯靈》，描寫了徽商的發財夢、艷遇夢、得助夢，小說的主人公程宰是徽州商人，到遼陽為商，由于虧光了老本，無法回去，只好為別的徽商掌管帳目，勉強度日，一日幸遇了遼陽海神，又能對他身體有益，其又能使他資用豐足，又能有事出力周濟。程宰提出了想要經商的要求，得到神通廣大的海神的幫助，“你若要金銀，你可自去經營，吾當指點路徑，暗暗助你，這便使得”，于是在海神的指點下，程宰的經營無往而不獲厚利，“如此事體，逢著便做，做來便希罕古怪，得利非常，記不得許多，四五年間，展轉弄了五七萬兩，比昔年所折的，倒多了幾十倍?！焙髞?，程宰又得到海神的幫助，躲過了許多災難，平安回到家鄉。（2）回報。文學作品按好人好報的樸素邏輯，設計投桃報李的機遇青睞徽商。如《拍案驚異》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償錢，十一娘云岡縱譚俠》，記述了徽州商人程德瑜因為偶然在一個客店里接濟了一個萍水相逢的婦人，而得以奇遇了深藏不露的劍俠韋十一娘，并且在遭到強盜搶劫時得到韋十一娘的幫助，得以化險為夷，保全了財物。明代文學作品對徽商致富的神化夸大，一方面反映當時人們求富的急切心理和對富裕生活的向往，從而告誡人們，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致富的，致富是有捷徑的，那么不能致富的人不要刻意追求；另一方面文人把徽商看作社會進步的力量，神仙都來幫助徽商，他們哪有不富的道理，說明當時文人把社會的希望寄托在徽商身上。
五、對徽商奢侈生活的批評和寬容
歷史家還認為徽商衰落的歷史原因，除了戰亂、外敵入侵、政府壓榨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自身即徽商資本的非經營性損耗?；丈探洜I致富后，生活由儉樸轉向奢侈，從而帶來整個社會風氣的侈靡。明代文學作品描寫最多的就是這部分，許多文學體載都有反映，概括起來表現為三個方面摘要：（1）描寫了徽商廣蓄姬妾?！毒劳ㄑ浴肪砣俄n侍郎婢作夫人，顧提控掾居郎署》里紀述道摘要：“元來徽州商人有個僻性，是烏紗帽，紅繡鞋，一生只這兩件不爭銀子，其余諸事慳吝了”，小說里的那個徽州商人，偶然間瞥見愛娘顏色，便一定要娶去作妾，“只要事成，不惜重價”，愛娘父母要價三百兩，還以為是頂極價錢了，“不想商人慕色心重，二三百金之物哪能放在心上，一說就見，如數下了財物，揀了個日子，娶了過去，開往揚州”。（2）描寫了徽商來往娼樓妓館偷情買愛?！抖攀锱涟賹毾洹氛撌隽嘶罩蓰}商孫富家資巨萬，當他看見漂亮的杜十娘時，自信能用一千兩銀子把她從李甲手中買下來，結果他真說動了對方，李甲答應把杜十娘轉讓給他。可孫富是個無情無義之徒，背信棄義，結果杜十娘投河自盡，孫富白費心機一場。（3）描寫了徽商們的糜爛生活。歸有光在《云川先生集》卷一三《白庵程翁八十壽序》寫道摘要：“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肥策，被綺彀，擁趙女，鳴琴跕屣，多新安人也。”除了這些外，徽商還在結交官僚、出資買官、興建豪宅園林、修葺墳墓等方面大肆揮霍，明代文學作品雖未提及，但這也是徽商糜爛生活的另一側面。明代的文學作品對徽商的糜爛生活，一方面津津樂道地描寫，另一方面從封建道德的立場進行了批評，但是和前代文學作品不同的是，對徽商的這種生活方式表面上非難，骨子里寬容。明代文學作品由于受當時進步思想的影響，肯定了這種男女之欲的正當性，并把情和欲結合起來，宣揚了市民階層新的道德觀念和人道主義精神。限于歷史的局限性，明代文學作品并沒有把其看作衰落的標志而予以提醒，也沒有將其放到一個高度去熟悉，更沒有分析其危害性，這是歷史的遺憾。
總的說來，明代文學作品和徽商結下的深厚情結，使其成為一個非常關注商人的文學時代，也使文學作品更加貼近現實生活，通過對徽商形象的生動描寫和塑造，勾劃了一個豐富多彩的商人世界，可見徽商對我國文學的繁榮和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明代文學作品的徽商情結，不僅奠定了徽商的歷史地位，也為后人探究徽商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明代文學作品的徽商情結也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遺產，當代人要接受并探究這份寶貴的歷史遺產，將徽商精神和徽商文化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