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自然性回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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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俄國文學，基本上依照列寧對俄國解放運動的分期作為劃分階段的標準，又基于19世紀的時限，可分為這樣兩個階段摘要：第一階段,從1825年12月黨人起義到1862年農奴制廢除，這一時期主要特征是以貴族革命活動為主，但也有平民知識分子的參和；第二時期從1861年農奴制廢除到1895年到列寧在圣彼得堡成立“工人階級解放運動協會”，這一時期文學和農奴制改革，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危機有密切關系。[1p29-30而從俄國文學發展過程來看，在探索人的價值新問題、人的意識歸宿新問題中，表現了這樣的特征摘要：通過自我完善、自我內省、自我深刻剖析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它不僅反映了這個時代的人的心理、情緒、精神等狀態，同時也反映出了俄羅斯民族的心理特征及情緒狀態。如多余人的形象，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形象，以及19世紀60年代“新人”形象，以及列夫托爾斯泰的懺悔貴族的形象……這些文學特征不僅在時間上具有延續性，在空間上也有著互補性。

可以看出，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以現實主義文學為主）在對人的表現中，更注重在現實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突出人性的主題，更注重精神的探索，更注重人的自我價值本位。這些特征中它傳達了這樣一種精神摘要：人作為人，始終是歷史發展的主角，是作為自然的存在物，在文學中更傾向于人的自然性；人作為人，不是社會的附庸，而有其獨立的價值。人不再是社會文明的工具，而是歷史進程中的主體。他們更注重反映人的物化、異化。比如司湯達《紅和黑》中于連形象，巴爾扎克《幻滅》中呂西安形象……而俄國文學中對人的關注中卻注重向內看，表現個體的道德自我完善傾向。

1.多余的人

有關多余的人在文中已形成了特定的概念摘要：“它只指19世紀貴族革命時期一部分出身于貴族的知識分子，在俄國解放運動中他們既不站在革命的一邊，也不站在政府的一邊而游離于斗爭的現實成為帶引號的‘多余的人’”[1P59作為19世紀俄國文學中特有的現象,又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它和農奴制度以及農奴制度下的階級有著密切的聯系，多余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它一方面反映了文學家以他們的責任和真誠表現出了這個時代的人的心態，同時他們又對貴族階級在社會進程中的沒落感到懼怕和憐惜。他們想重新確立人的價值本位，于是以一種絕望的心態為多余人尋求其存在的可能。正如高爾基所說摘要：“現在的最敏感的心靈和最機警的頭腦，已經開始熟悉這危機了，看到人的力量的瓦解，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警告人又自立更新，振奮‘自我’之必要，并且一致地指出這條回到生命力根源的道路，這條道路是可以使身心俱疲者復蘇而增加體力的。”[2p535在這種心態下，文學家也希求為“多余的人”尋求一個合理的出路。所以這使貴族的悲劇亦即“多余的人”的悲劇就是沒有一種價值可以使他們依托而陷于精神的困頓和痛苦。

1.1貴族的悲劇摘要：貴族作為一個社會的階層而言，有他們的思想基礎和經濟支撐，而經濟的富足又決定了他們至高無上的社會地位。但在俄國的社會現實中，貴族階級逐漸分化乃至衰落，代之而起的平民階層，使他們感到沒落的可怕。貴族在和農民階級的對立中已感到力不從心，他們的地位受到威脅，也對他們的生存狀態、價值本位產生了懷疑，這也就是多余的人為什么在社會現實中表現出只有言語而無行動的特征。因為他們處在十字路口，無從選擇他們存在的合理的價值，他們找不到出路。赫爾岑說摘要：“我正如……俄國民間傳說中的英雄一般，走到了十字路口，叫喊著‘這曠野還有沒有活著的人呀！’但是終于沒有一個活人回答我的呼聲……這正是我的不幸……一個人在曠野中是算不得武士的……所以我丟棄了這個曠野……”（《誰之罪》）。

1.2貴族的自我批評和自我救贖摘要：就多余人本身而言，它寄托了文學家們這樣一種思想——他們企圖通過多余的人自我完善，達到人和社會和諧的目的。這種和諧不是尋求到了合理的價值，也不是對人的價值有了明確的定義，而是在對“人”的自我批評中達到救贖的目的。高爾基說“現在，我們且看看貴族如何對待自己，貴族的自我批評達到了如何的深度，農奴的擁護者的兒子輩們又如何崇拜父輩和自己的奴隸摘要：一句話，讓我們看看貴族地主在文學上又是怎樣描寫自己。”[2P267他指出了多余的人的思想特征，一方面是自我價值的肯定，一方面是對自我的批判。

從這些多余的人形象看，這類形象中不管他們的思想，還是他們的性格以及交往能力都有著異樣的光彩，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的價值信仰也曾影響到他人。那么就看看這些多余的人們是怎樣征服他人的。“葉夫蓋尼·奧涅金是個飽學青年……他頗有福至心靈的技術，能夠在談話時逍遙安閑，不急不忙地談論到一切，帶著專家的博學的神氣，用意外的警句的靈動，喚起貴婦們的一絲微笑……。”[3P6“……他這種忍耐不住的即興談話，流露的不是有經驗的夸夸其談那種沾沾自喜的雅興，而是靈感，他沒有去尋覓詞句……什么才會使人的短暫的生命有永恒的意義。”[4P250-.251那么從這個角度講，多余的人，不是沒有存在的價值，也不僅僅只是渾渾噩噩沒有理智沒有自我意識的人；相反，他們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和自我價值本位，而卻在社會現實中泯滅了他們行動的能力。但多余的人對自己的這種行為同時又持批判的態度。“‘醉心于空幻而卑劣的情欲的誘惑’他清楚的知道‘我的愛沒有給任何人帶來好處，因為我從來沒有為自己所愛的人犧牲過什么，我為了自己，為了快活才去愛的，’盡管畢巧林有種種缺點，但他具有自我的批判精神，并渴望為一個崇高的事業而行為”[5P191-192那么從這個角度看，多余的人是真誠的，他們以真誠的態度對待人生，對待自我。但他們的行為總是處處碰壁，并得不到真正的解脫，最終成為一個個的悲劇，那么他們又是值得同情的。

另一方面，他們又總希望有一個合理的出路，那就是通過自我的救贖來拯救自我。他們從人性的完善角度加以闡發，在對社會的否定中找到人生的價值。也就是說他們（多余的人）意識到了人和社會的對立，所以他們力求在對立中走向人性的善。“因為萊蒙托夫本人有著悲觀主義的痕跡……這種悲觀主義中清亮地傳出對當代的蔑視和否定，對斗爭的渴望和困惱，由于感到孤獨，感到軟弱而生發的絕望，他的悲觀主義是全部針對上流社會而發的”[2P285這種意識也不僅僅是萊蒙托夫個人所表現出來的，像赫爾岑《誰之罪》，屠格涅夫《羅亭》都有這種思想傾向。

雖然多余的人到1859年以岡察洛夫的《奧勃諾莫夫》的出現而結束，但它只是這類形象的結束，而其思想還在延續，其后的文學中依然存在著這種對人性的向善的傾向。懺悔的貴族就是循著這個傾向發展，但又表現出不同的特征。

2.懺悔的貴族

在“多余的人”之后，俄國文學中又出現了另一種文學現象——懺悔的貴族，它成為了一種非凡的符號，因為列夫托爾斯泰把這種文學典型上升到了一種意識形態的角度，從而成為了一種社會的典型。“‘懺悔的貴族’個非凡的現象……‘懺悔’是個概念，構不成典型。‘懺悔者’是有個別性而非代表性，不是反映生活本質的典型，而‘懺悔的貴族’卻是典型的。”[1P165因為這種思想是延續多余的人之后而發展的另一種文學現象，即依然以人的自然性為基礎而發掘人的合理的完善的人性，依然是對人的自然的本性的回歸。

2.1社會轉型的貴族心態摘要：在19世紀歷經農奴制的統治，農奴改革，以及資本主義的發展之后，貴族對自己的存在狀態更加不滿，而且到了一種心灰意冷的地步，他們對人生的價值意義也沒有明確的追求了。但對于曾經對俄國有過諸多貢獻的貴族而言（以一部分有良知貴族）不甘心走向沒落。但在必然沒落的趨向中，感到無力回天。但又想改變目前狀況，而在動蕩的歷史背景中，看到了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貴族生活腐化墮落，資本主義的掠奪性，于是又徹底的厭惡這種生存方式。正如列夫托爾斯泰揭示的那樣摘要：他們“一方面對社會的扯謊和虛偽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和真誠的抗議。”[6P370“另一方面無情批判資本主義的剝削，揭露政府的暴虐，法庭和國家機關的滑稽可笑，揭示財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和工人群眾的貧困，野蠻和痛苦的增加之間的矛盾何等的深刻。”[6P370所以貴族階級正是在這種矛盾的心態中尋求最終的旨歸。他們尋求自身存在的價值，人生的終極意義。

2.2懺悔和道德勸善摘要：懺悔和道德勸善是懺悔的貴族所表現的特征。它和“多余的人”自我批評有相似的地方但又有本質的不同。雖然都源于對“自我”的完善的為目的都是從自我出發對其自我行為的反思，但自我的批評只是話語而無行為，而“懺悔的貴族”則以其行為在表現“懺悔”。是多余的人是試圖尋找到人生的最終旨歸，但沒有結果，而懺悔的貴族則是以人性善為人生的最終旨歸。

他們是對社會不合理的現象不公平的現實，以及自己的人生價值、人生意義的思索和探索。安德烈·鮑爾康斯基對自我的生命意義的探索“生命是什么？將在那里尋求安寧？”（《戰爭和和平》）；列文的人生終極意義的思索“我是誰？我在干什么？我為什么這么做？”（《安娜·卡列尼娜》）；在聶赫留朵夫身上更堅定了這種信念他不遺余力地向著人性的善皈依，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著徹底的悔悟，并最終走向了懺悔的道路，以求得靈魂的“復活”。懺悔貴族的哲學同樣是通過自我的人性完善而得到精神的安置，所以懺悔不是最終的結果，而是尋求完善的過程。而道德也不是人生的終極目的，而是一種憑借，他們希望建立“自我”完善作為價值體系，雖然這種觀點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托爾斯泰說教的中心點是鼓吹儉樸的生活倒退，放題謀取本身的幸福的斗爭等等。”[7P280-281但同時也肯定了這種“謀取自我完善”的過程的意義。“正因為如此，托爾斯泰彩描繪聶赫留朵夫所進行的‘精神的人’和‘動物的人’的斗爭，‘靈魂的掃除’，這自然可以嗅到人性論和作者熱衷道德的自我完善的味道，但假如深究主人公‘靈魂的掃除’的內容，便不難發現，作者賦予了這種‘掃除’以鮮明深刻的社會斗爭的內涵。”[5P567

總之，可以肯定的一點是，19世紀俄國文學亦即整個俄羅斯民族，都希望尋求一種和平，安寧的幸福家園——俄羅斯民族民歌，俄羅斯特有的風景，清幽的森林、草原、雪地……俄羅斯民族的這種社會心態不是誰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予以規定的，而是一種民族文化心理的積淀。而普希金，萊蒙托夫，赫爾岑……包括列夫托爾斯泰，他們都是基于民族心理、民族心態從人性角度中去尋求俄羅斯民族在特定的時代的最終的出路。或許他們的形象（多余的人）是軟弱的，或許列夫托爾斯泰找到的出路時幼稚的，但他們都給了一個肯定的答案——他們在為俄羅斯民族的人民尋求一種美好的精神家園，也就是從人性的角度，從自我的完善達到人生的旨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