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山水古詩帶動桂林旅游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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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唐代桂林山水詩對桂林山水旅游審美而言，其獨特的作用在于體現了桂林山水旅游審美自覺化的發軔，使桂林第一次以旅游勝地的姿態出現于人們的視野之中，對桂林旅游業的發展意義重大。

【關鍵詞】唐代桂林山水詩審美自覺

“桂林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山水與文化緊密結合，自然旅游資源與人文旅游資源相得益彰。奇特的山水促進了文化名城的形成，悠久的文化又充實了山水的人文內涵。”「1」這樣優厚的條件給桂林旅游以很高的起點，“今散見于史籍及市內諸山石刻的古詩詞多達5000多首。「2」南朝齊永明年間（483——490）留在蘆笛巖內的墨書題名及隋朝開皇十年（590）名僧曇遷在七星巖洞口留下的摩巖石刻‘棲霞洞’榜書是有文字記載的最早從中原來桂林觀光的旅游事跡”。「3」這說明了桂林景區的開發建設和旅游業的形成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到興盛的發展過程。那么弄清桂林山水于何時進入世人自覺的審美視域是非常必要的。從歷代留存的山水詩歌分析，唐代是桂林山水旅游審美走向自覺化的發軔期。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從桂林山水詩的數量和質量來看，一直到唐代的桂林山水詩才能充分表明桂林山水旅游審美的自覺化。

最早涉及桂林山水的詩句是顏延之的“未若獨秀者，峨峨郛邑間。”這句詩被認為是“獨秀峰之名有文字可考的開始”，“肇始了桂林山水詩風”。但這并布意味著桂林山水審美已經走向自覺。據《粵西詩載》「4」收錄詩歌情況看，唐以前有關桂林山水的詩歌不足十首，其中能在嚴格意義視為山水詩的作品更是鳳毛麟角。顏氏的詩句在當時只不過是孤篇絕響，而且還是殘篇孤句。因而不具普遍性，不能表明當時整個桂林山水審美主體群的審美自覺。當時桂林的奇山秀水仍是待字閨中的少女“藏在閨中人未識”。這種情況直到唐代之后才有改變。據不完全統計，唐代涉及桂林山水的詩歌有近百首，其中半數以上的作品是山水詩，且佳作數量不少。因而我們不能無視唐以前桂林山水詩在數量、質量上與唐代桂林山水詩存在的差距，更不能通過夸大顏氏詩句的地位和意義來說明當時桂林山水旅游審美已走向自覺。事實表明唐代才是詩人們對桂林山水旅游的審美自覺化的發軔期。

二，從唐代桂林山水詩的景點描寫及開發的行動，充分表明唐代是桂林山水審美自覺化的發軔期。

雖然“早在南朝時期顏延于宋景平二年（424年）在任始安郡太守的時候就對獨秀峰進行了開發”「5」，但他的開發僅限于獨秀峰，景點范圍明顯不廣，也沒有帶動當時其他人進行開發，因而并未形成規模，因而，未能表明桂林的旅游審美走向自覺。這種情況到了唐代則有了明顯改觀。李渤的《留別隱山》、《留別南溪》，元晦的《除浙東留題越亭》，曹鄴的《東洲》，李商隱的《桂林》等詩歌都表達了詩人對桂林山水的欣賞、留戀甚至歸隱的情感。李渤的《南溪詩（并序）》還敘述了詩人于寶歷二年（公元826年）開發南溪山，使這個千百年來不載于前籍的山巖變成了旅游勝地。隱山原名盤龍崗，藏于茫茫西湖（唐代桂林的西湖很大，隱山完全被西湖水包圍，像座孤島一樣，與現在西湖的情況有所不同。此材料可參閱唐代吳武陵的《新開隱山記》和唐代韋宗卿的《隱山六洞記》），桂管觀察使李渤于唐敬宗寶歷二年親手開發使之得以聞名。在唐代像李渤這樣對桂林山水著手開發的事例并不鮮見。例如，元晦對疊彩山的開發始于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完工于會昌四年（公元844年）七月，辟山、修路、建亭，歷時一年零兩個月。次年元晦又開寶積山華景洞，建巖光亭，留下了《巖光亭詩》。裴行立曾在訾洲建起樓臺亭榭，還請柳宗元為之屬文，（見柳宗元《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啟》）。不僅如此，這些詩人們還以極大的熱情給這些景點命名，并留下了吟詠的詩句。南溪山及南溪山諸洞之名、隱山六洞之名、疊彩山之名的由來與這些詩人有密切關系。強烈的喜愛之情是促使這些詩人有如此舉動的主要原因，而這些強烈的喜好之情是與詩人的審美自覺分不開的。

三、，從唐代桂林山水詩中景點描寫涉及的范圍看，也能充分表明這種審美自覺。

唐代桂林山水詩所描寫的景點主要集中在三大區域：桂林城區、漓江流域、陽朔城區。首先，關于描寫桂林城區景點的詩作。宋之問《桂州黃潭舜祠》所詠的黃潭又叫皇澤灣，位于虞山附近，舜祠則在虞山腳下，這些景點就是現在虞山公園的一部分。元晦《越亭二十韻》、《除浙東留題越亭》及《題越亭》所詠的越亭在疊彩山上。李渤《南溪詩》及《留別南溪》和其兄李涉的《南溪元巖銘序》則描寫了南溪山的獨特魅力。從盧順之與張固相互贈答的《七星山東觀席上贈張侍郎》和《東觀席上和盧從事》以及張固的《游東觀》可以看出當時的七星山（現在的七星公園的主體部分）已經成為詩人們呼朋引伴外出游賞的好去處。唐代陸宏休與歐陽實都有同名的《訾家洲》對訾家洲進行了描繪。李渤《留別隱山》所詠的隱山位于今西山公園。張固的《獨秀山》描寫的獨秀峰位于王城。這些詩歌所詠的景點都是桂林旅游景點中的精華。即使在“大力發展大桂林旅游圈”的大潮之下，這些景點的獨特地位仍不可替代。其次，漓江流域。張九齡的《巡按自漓水南行》、曹松的《桂江》、劉長卿的《入桂渚次沙牛石穴》、宋之問的《下桂江懸黎壁》和《下桂江龍目灘》等都是描寫漓江流域風光的詩作。雖然由于歷史的原因，這些詩作描寫的主要區域是由靈渠至桂林這一段，并不集中在從桂林到陽朔的83公里水程范圍之內，與現在漓江旅游的游程有差異，因而沒有涉及重點刻畫出像九馬畫山、黃瀑倒影、半邊奇渡之類的著名景點，但是這些詩卻已經基本刻畫出了漓江流域風景秀麗的特點。再次，描寫陽朔風光的詩主要有沈彬的《碧蓮峰》，曹鄴的《東郎山》、《西郎山》、《東洲》、《廣福巖》。這些詩中描寫的景點同樣也基本被后人繼承發展為現在陽朔景點中的精華。

從以上論述我們不難發現，唐代桂林山水詩中描寫的景點不僅都被繼承為現在桂林旅游中的精華，而且在區域范圍上也與今天桂林旅游景點的分布區域基本相似。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并非基于巧合。“揮毫當得江山助”，如果說秀美的審美客體——桂林山水是客觀原因，那么唐代詩人對桂林山水的審美的自覺則是主觀原因。唐代詩人在這種審美自覺的催使之下有意識地欣賞吟詠桂林山水并開發景點，桂林山水之美才從“藏在深閨人不識”的狀態，走進世人的審美視野，缺少這種審美自覺，唐代桂林山水詩描寫的景點只能是零星的，不會成格局。所以從唐代桂林山水詩景點描寫的分布區域來看，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唐代是桂林山水審美自覺的發軔期。

四、從那些詩人自己未到過桂林，但因送友人到桂林而創作的涉及桂林山水的詩來看，唐代桂林山水審美已經走向自覺。

雖然這些詩旨在送別贈答，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山水詩，但也能從某些側面反映唐人眼中的桂林山水。例如鄭谷的《送曹鄴吏部歸桂林》全詩長達四十余言，只有一句“觸目成幽興，全家是勝游”涉及桂林山水，但足以表明作者對桂林山水的審美是自覺的。因為這種自覺是使“觸目”能產生“幽興”的前提條件，否則不可能“全家是勝游”。鄭谷是中原人，一生未到過桂林，他怎知桂林風光是“觸目成幽興，全家是勝游”。一定是有人特意給他介紹過，這一介紹的過程就是審美自覺的充分表現。無獨有偶，韓愈的詩句“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送桂州嚴大夫》）也屬此例。詩人同樣一生未到桂林，但兩句詩卻非常形象地概括出了“桂之千峰，皆旁無延緣，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筍瑤簪，森列無際，其怪且多”「6」的特點，成為評價桂林山水的著名詩句。白居易《送嚴大夫至桂州》也寫到“山水衙門外，旌旗艛艓中。”這句詩形象地概括桂林的另一個特點——秀美的山水風光在城市之中，“皆出城不過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遍至”，并非“又在荒絕僻遠之瀕，非幾杖間可得”。「7」除此之外，趙嘏的“遙聞桂水繞城域，城上江山滿書畫”（《寄桂府楊中丞》），許渾的“桂州南去與誰同，處處山連水自通”（《送杜秀才往桂林》），張籍的“旌旗過湘潭，幽奇得遍探”（《送嚴大夫之桂州》），都能在未到桂林的情況下以精辟的詩句描繪桂林山水之美，這表明當時桂林的山水妙勝已聞名遐邇，而人們對桂林山水的審美自覺正是使之聲名遠播的重要原因。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唐代桂林山水詩體現了桂林山水審美自覺的發軔。

“遍觀中國人文山水名勝的形成過程，大量的山水景觀被文人發現和欣賞是在唐宋時期。”「8」桂林也不例外，當然最主要的還是由桂林獨特歷史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主要包括以下幾點。首先，中國山水審美的自覺到魏晉才才開始涌動，而代表當時山水審美自覺的詩人群主要集中江浙一帶。并且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大分裂大動蕩時期，這樣的環境不利于審美自覺的傳播。其次，桂林地處嶺南，層層阻隔不利于這種自覺的傳播。再次，自南越政權趙佗首創“以夷制夷”政策之后，這種政策或多或少都被歷代統治者沿用。他們利用當地土司及一些少數民族文化來管理夷人，派駐的中原地方官并不多，故而文化啟蒙程度不高。到了唐代之后，桂林山水審美自覺的條件已經具備了。經濟上，經過歷代的開發，桂林及周邊地區農業、手工業都有了長足發展。唐憲宗時（806年）著名詩人白居易就用桂管布做棉衣，并題詩贊之“桂布白如雪，吳棉軟如云，布重棉且厚，為裘有余溫”。文宗時左拾遺夏侯孜穿桂管布，皇帝也跟著穿，于是滿朝恩武紛紛效仿，以致于桂管布因暢銷京城而價格暴漲「9」。文化上，唐代派駐或貶往桂林的中原官吏數量大增，與中原文化的交流進一步加深。詩人的不幸變成了桂林的幸運。這些“中州偉人碩士，或遷謫之經從，或宦游之僑寓”「10」，與桂林結下不解之緣。大歷十一年觀察使李昌巎在獨秀山下創建了桂林第一座府學，興起了文教之學。同時這些詩人大量的文學創作也給桂林的文學以極大促進。所以汪森在《粵西通載發凡》中指出“然茍非諸君子，則無以開辟其榛蕪，發泄其靈異。”經濟與文化上有如此之進步，加上遷謫詩人的山水審美啟蒙，桂林山水旅游審美終于開始走向自覺。新晨

桂林山水審美自覺的獨特意義在于表明了桂林這座城市第一次以旅游勝地的姿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由于歷史、地理的原因，唐代以前的桂林城市的特征帶有濃重的政治、軍事、經濟色彩。桂林是嶺南與中原之間的交通要道，水路與陸路交匯，枕山帶水，地勢險要，便于進攻退守，被稱為“自孫吳以后，湖廣之間事變或生，未有不爭始安者……用兵譴將之樞機”（《讀史方輿記要》107卷顧方禹）這說明在統治者眼中桂林上是一座“地壓坤方重”（《送嚴大夫之桂州》白居易）的軍事重鎮。另外由于桂林“所處延海，多犀象、瑇瑁、珠璣、奇珍異瑋”（《〈隋書?地理志〉》）據《三國志?吳書》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記載，魏文帝曾“譴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鴨、長鳴雞……”。于此可見桂林的經濟意義。總之，當時的桂林（始安城）的城市特征帶有濃重的政治、軍事、經濟色彩，但旅游功能還未顯現，一直到唐代，桂林山水審美才開始走向自覺。這種山水審美自覺開發了桂林的山水之美，使桂林旅游勝地特征日益突顯，改變了“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逾臨源嶺，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就吏者，其加少也固宜”（柳宗元《送李渭赴京師序》）的情況。終于讓世人認識到桂林山水甲天下，人們開始自覺的來桂林旅游，至此也掀開了桂林旅游勝地的發展史。

參考資料：

[1]顏邦英.桂林市志[M].北京:中華書局,1997.

[2](清)汪森,桂苑書林編輯委員會校注.《粵西詩載》[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

[3](宋)范成大,齊治平校補.桂海虞蘅志[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

[4]陽國亮,黃偉林.多維視角中的旅游文化與發展戰略[M].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2001.

[5]黃體榮.廣西歷史地理[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