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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非裔美國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說蘊含著豐富的倫理內涵，其代表作《寵兒》深刻地表現了黑人奴隸倫理缺失的慘狀及其家庭倫理訴求。身為奴隸，他們被剝奪最基本的為人父母和子女的倫理身份；不能組建具有正常倫理屬性的家庭。女性黑奴必須不斷地生育，卻被剝奪照顧、保護子女的權利；男性被不斷轉賣或隨意殺戮，在家庭倫理角色中一直缺失。但是人的天性讓他們不懈地維護人倫關系。如小說中的塞絲為了人身自由和家庭完整而不惜親手殺死女兒；黑爾通過個人努力勞動來營建家庭最終遭遇失敗；貝比·薩格斯因內心的倫理困惑郁郁而終，他們的悲劇揭示了非裔美國人民在蓄奴制時期艱辛而漫長的倫理訴求與建構之路。
關鍵詞：《寵兒》倫理身份倫理訴求建構
在非裔美國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九部長篇小說中，《寵兒》以“驚心動魄的情節和無與倫比的敘事”(王家湘446)而成為讀者的最愛。莫里森憑借這部代表作登上諾貝爾文學獎壇，也就意味著她成功地將非裔美國文學和文化推向世界。隨后，她和其他非裔作家的諸多作品得到學界廣泛的關注，而其中對莫里森的研究又以《寵兒》最多。在筆者看來，無論是從宗教、歷史、民俗文化、心理學、敘事學、女性主義批評還是后殖民理論的角度分析這部作品，都不能充分解釋莫里森在《寵兒》中留給讀者的無數疑問：十九歲的女主人公塞絲身心備受白人摧殘之后，她念念不忘的為什么是“他們搶走了她的奶水”?她帶著四個兒女奔向自由后，是什么力量致使愛子如命的她親手殺女?貝比·薩格斯一度成為黑人社區的精神領袖，在林中空地上以獨特的方式喚醒他們對自我的關注，為什么在塞絲殺嬰后，貝比·薩格斯自己精神萎頓，整日琢磨顏色的含義，最后郁郁而終?頭天還聚集在貝比·薩格斯家里饕餮大餐的黑人社區的人們為什么不能及時為塞絲通風報信，以至她在面對白人追捕時手刃愛女?從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視野來看，這些問題不但能得到解釋，還能進一步理解貫穿在莫里森所有作品中的主題：對倫理的建構。
一、倫理身份的缺失
在文學倫理學批評的理論中，倫理“主要指社會體系以及人與社會和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和倫理秩序……在具體的文學作品中，倫理的核心內容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之間形成的被接受和認可的倫理秩序，以及在這種秩序的基礎上形成的道德觀念和維護這種秩序的各種規范”(聶珍釗17)。人在不同的倫理環境中形成不同的倫理身份。身份不僅是人的標識或象征，還承載著當時倫理環境所規定的責任、義務和權利。每一個人都有其自己的倫理身份，生而為人卻缺失某種倫理身份，也就意味著他的相關權利和義務被剝奪，以及得不到社會的認可而缺乏應有的尊嚴和保障。倫理身份的缺失必將給人帶來焦慮和痛苦。
家庭關系不僅是一種姻緣關系和血親關系，更主要的是一種倫理關系。家庭倫理是社會倫理的基礎，因其具有自然的特性而被稱為天倫，又因其社會的特性而被稱為人倫。愛是維系家庭倫理的紐帶，愛是家庭倫理的最高價值標準。因此，愛以個體具備明確的家庭倫理身份、能充分擁有和詮釋不同倫理身份的責任、義務和權利為前提。具體到非裔美國種族在廢奴制以前的歷史語境中，以《寵兒》為例，美國黑人身為奴隸，男女結合卻不能組建具有社會意義的家庭；不斷生育，卻沒有權利照顧、保護子女。他們連最基本的父母和子女的倫理身份都無法得到保障。他們的身體只是奴隸主的私有財產，像驢子一樣被使喚；他們的精神需求被忽略、踐踏；愛的權利被剝奪、愛的能力在萎縮。然而，人的天性讓他們堅持按照自己的倫理生活，維護自己的人倫關系，追求家庭的天倫之樂。盡管他們的訴求艱難，甚至要付出血的代價，但他們并不放棄。
在《寵兒》的序言中，莫里森總結了美國黑人不同尋常的歷史：“婚姻曾經是被阻擾的、不可能的或非法的；而生育則是必須的，但是擁有孩子、對他們負責——換句話說，做他們的家長——就像自由一樣不可肆意。在奴隸制度的特殊邏輯下，想做家長都是犯罪。”在這個“特殊邏輯”下，黑人的人性自主權連同自由一起被剝奪，家庭倫理失去了天然的根基，他們企盼的人倫身份或者缺失，或者被改變。
莫里森在一次訪談中說：“母親的身份對于奴隸來說是一種奢侈”(Guthrie252)。女性黑奴必須不斷地生育，但是又被剝奪作母親的權利，無疑是對她們的倫理情感的一次次折磨。在《寵兒》中女主人公塞絲的記憶中，母親的形象非常模糊。母親既沒有名字，也沒有哺乳過她。塞絲和一群黑人嬰兒交由一個斷了一條胳膊的女人喂養和看護。不久母親被絞死，年幼的塞絲趴在一堆尸體中尋找母親，她辨認母親唯一的依據就是按母親生前的交代，尋找刻在她胸前的記號，但是她仍然無法找到母親。塞絲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誰，更沒有可以互相慰藉的兄弟姐妹。母親只留下了她，因為唯有她才是母親和黑人生下的孩子，而被白人凌辱后生下的孩子，母親連看都不看就扔了。從孩子的角度來看，母親的倫理身份是不明確的，所以她才被迫離開孩子或放棄孩子。塞絲在孤獨中成長，無法從家庭教育中獲取人生經驗。她在加納先生莊園的“甜蜜之家”生下三個孩子，卻缺乏喂養經驗。莊園里無人教她，想要討教經驗必須到幾十里外的接生婆那里，而她根本就沒有機會離開莊園。塞絲的孩子雖然沒有被賣掉，但她也沒有能力予以母親的關愛，所以她對已離家出走的兒子們的回憶看似平靜，其實充滿愧疚。非裔美國文學中還有大量關于母親的描寫。貝比·薩格斯是《寵兒》中黑人母性的典型代表，是大多數黑人女奴經歷的集中體現。薩格斯曾經在奴隸主的強迫下和六個男人生了八個孩子，其中七個孩子還在幼年時就被奴隸主或賣掉或送人了。盡管對黑人奴隸主而言，她只是一架生育的機器，但是母親的天性仍使她充滿對孩子的愛。每次生下孩子，她都要仔細記住他們的樣子。“她已經重復七次了：她抓起一只小腳，用自己的指尖檢查那些胖乎乎的指尖——那些手指，她從沒見過它們長成母親在哪兒都能認出的男人或者女人的手。她至今不知道他們換過的牙是什么樣子；他們走路時頭怎么放。帕蒂的大舌頭好了么?菲莫斯的皮膚最終是什么顏色的?……整整七個，都送走了，或是死了”(176)。最小的兒子成年后與母親同為“甜蜜之家”的奴隸，但并不能時時去看望母親。他用自己無止盡的勞作換來母親的自由，而自己最終的結局卻是失蹤。對此，貝比·薩格斯“為他的死訊作好了準備，比為他活著作的準備還要充分”(175)。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數奴隸的孩子自幼年時期就被割斷了與父母的聯系，留給母親的只是充滿生離死別的破碎記憶，而不是常人所擁有的天倫之樂。
母子關系被隨意割斷，首先因為黑人不能擁有正常倫理屬性的婚姻與家庭。他們的結合既沒有法律的認可，也沒有物質的保障。貝比·薩格斯認為塞絲足夠幸運：她選擇了自己中意的男人作為伴侶，和這個男人生下四個孩子。對一個女奴來說，似乎已經得到上帝的眷顧了。從薩格斯的眼光可以折射出當時黑人女性在情感、婚姻、生育上沒有自主的權利。正如貝比·薩格斯和西克索所說：“甜蜜之家”和別的奴隸主的莊園沒什么兩樣。黑奴之間的結合并不意味著他們成了合法的夫妻，照樣只是為奴隸主生產更多的黑奴以增加他的財富。塞絲希望有一個婚禮，一個并非像白人那樣奢華的婚禮，只是和莊園的幾個黑奴們一起吃個飯，跳個舞。其實她需要的只是一個儀式，證明她組建了家庭，擁有了妻子和即將作母親的倫理身份。但這樣一個最低的要求也得不到滿足。塞絲向加納夫人提及多次，加納夫人什么也沒說。最后，塞絲運用自己的智慧，通過縫制結婚禮服來表達自己的倫理訴求。
莫里森非常詳細地描述塞絲縫制結婚禮服的過程：“裙子的上身是用她(加納夫人)針線笸籮里的兩個枕套做的。裙子的前擺是塊臺布，一根蠟燭曾經倒在上面，燒了個窟窿……后背最費時間了，最后從倉庫里的釘子上拽來了那個蚊帳。那就是我，穿著你能想像出的最難看的長裙。那時我才十四歲，我猜想，所以我才那么自豪吧”(76)。這件用加納夫人扔棄的破布頭拼綴起來的、在現在看來無法與婚禮聯系起來的“禮服”，是塞絲自己認為已經獲得妻子倫理身份的標志。莫里森用令人心酸的筆觸描寫了非裔美國黑人女性對倫理身份的自覺意識與艱難追求。在這里還要提一下加納夫人事后送的水晶耳環。加納夫人在“甜蜜之家”始終是個沒有話語權的女人，所以她對塞絲的婚禮要求只能不置可否。她看到塞絲用自己的方式證明了和黑爾的結合，便送了一副耳環以示祝福。在“甜蜜之家”，塞絲只是小心地收藏著耳環，從不佩戴。莫里森這樣的安排有其深意。一方面，在其他奴隸面前，塞絲同黑爾的結合得到倫理認同，他們的夫妻身份已被接受。另一方面，在白人奴隸主那里，塞絲與黑爾只是結合，不是結婚。他們的關系沒有任何保障，丈夫可能被賣掉、妻子可能被奴隸主強迫與其他黑人結合以生出更多黑奴。他們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能證明黑爾和塞絲夫妻合法倫理身份的耳環形同虛設。在逃出莊園之后，在婆婆貝比·薩格斯的細心照顧下，塞絲傷痕累累的身心很快恢復。她享受來自薩格斯的母愛，也盡情釋放對四個孩子的母愛。塞絲感受到自由帶來的家庭幸福，很快就帶上耳環，在孩子面前晃動著，逗弄他們開心。而這一情景又成為兩歲的寵兒被殺死之前的美好記憶，寵兒還魂后向塞絲索取母愛的過程就從追問耳環的去向開始。禮服和耳環都是塞絲渴望擁有合法妻子和母親的倫理身份的象征。
在非裔美國種族的文化中，孩子是種族的未來。但是在奴隸主的莊園里他們得不到寵愛與保護。塞絲自己就是如此。在她的成長經歷中，缺乏父母的關愛。因此，她內心對母愛的渴求使她極為關愛子女。在“甜蜜之家”，塞絲勞作時只能將她最小的女嬰放在樹蔭底下，蒼蠅叮了孩子一臉，但她不能像一個自由的母親那樣照顧孩子。能夠證明她的母親身份和盡母親責任的方式就是給孩子喂奶。每次塞絲干完活，第一件事就是趕回去給孩子喂奶，但這唯一的母愛也被剝奪。在塞絲懷孕快生之前，“學校老師”的兩個侄子“一個按著她，一個吸著她的奶水，‘學校老師’則拿著紙和筆，記錄她的動物反應”(125)，事后還將她的后背打得皮開肉綻，留下永久的疤痕。就在這無休止的折磨之后，他們搶走了她的奶水，剝奪了她唯一可提供給女兒的食糧。莫里森入木三分地描寫了奴隸主違背人倫的行為，揭示了女性黑奴被剝奪母愛的痛苦。
在莫里森描寫的黑人家庭中，主人公多為女性，少有男性形象尤其是父親的積極形象。盡管有學者認為這是非洲文化傳統影響的結果，但事實上是黑人家庭倫理缺損的一種表現，即女人都是缺少丈夫的女人。男性在家庭角色中的倫理缺失同歷史上的蓄奴制密切相關。男性黑奴自幼年時期就被不斷買賣，遠離家庭親情。作為成年男子，他們沒有選擇配偶的權利；即使與女性黑奴暫時結合，也沒有保護自己的女人、孩子的能力。在保羅·D的記憶中，他從沒見過父親，而他自己也沒有結過婚，更沒有自己的孩子。斯坦普·沛德雖在名義上擁有一個妻子，事實上妻子長期被白人奴隸主霸占。在等待塞絲挑選結合對象的一年里，“甜蜜之家”的五個黑奴只能在母牛的身上發泄情欲。黑爾為了讓瘸腿的母親獲得自由，利用所有的休息時間去其它莊園做工，根本沒有時間盡一個丈夫和父親的責任。懷孕的塞絲被“學校老師”的兩個侄子肆意凌辱，他也只能在馬廄里眼睜睜看著。在莫里森的其它小說中，父親的形象也多是缺失或扭曲的，如《秀拉》中祖孫三代的家庭都缺失父親等。這種倫理缺損的后果是黑人男性在成長中缺乏父愛的影響、缺少行為榜樣(Kubitcheks127)，如《最藍的眼睛》中佩可拉的父親愛女兒卻不知道怎樣去表達自己的愛。在奴隸制下，黑人男子的人性被閹割，作為兒子、丈夫、父親的倫理身份被剝奪，在白人奴隸主的眼中，他們只是可以隨意買賣的商品和用來繁殖和勞作的動物而已。
二、人倫的訴求與建構
在非洲歷史中，曾經存在著美好的人倫美景。阿列克斯·哈利在小說《根》里描述了他們的祖先在非洲的美好生活：男女自由相愛，通過自己的努力建造房屋，組建家庭。男人或狩獵或耕種，女人生育、哺乳孩子。老人慈愛、威嚴，孩子自由快樂成長。對彼岸樂土的描寫反襯的是他們在美國的悲慘現狀：黑人家庭倫理身份殘缺，家庭結構被破壞，基本人倫關系被摧毀。黑人和動物一樣的生存，他們的人倫訴求與建構之路漫長而艱辛。
作為《寵兒》中的次要人物，黑爾的形象主要通過薩格斯(母親)、塞絲(妻子)和保羅·D(同為奴隸)碎片似的回憶勾勒出來。將他的一生綜合起來看，他是個渴望人間親情，想通過個人努力營建家庭的悲劇人物。他用自己無休止的勞作換取母親晚年的自由與尊嚴，因自己的智慧和孝道獲得塞絲的愛情。在與塞絲的結合中，他尊重她、愛她。他像兄弟一樣對待一起勞作的同胞。他和塞絲孕育的三個孩子是“甜蜜之家”唯一的“甜蜜”之果。但是，這短暫的家庭氛圍很快被接替加納先生的“學校老師”碾得粉碎。黑爾被鎖在馬廄里的，他目睹“學校老師”和侄子對妻子的暴行而不能制止，他沒有能力讓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免受白人毫無人性的侮辱。他有著強烈的倫理意識，卻被剝奪了維護人倫與尊嚴的權利和能力，恥辱和痛苦使他的精神支柱轟然坍塌。他的結局不是一般的轉賣和死亡，而是被逼發瘋。黑爾的發瘋象征著美國黑人最基本的人倫訴求破滅后留下的精神創傷。黑爾的悲劇說明，在蓄奴制下，依靠某個奴隸主的一時開明或奴隸自己的勤奮勞動是不可能實現自己的倫理訴求的。
和《根》一樣，《寵兒》中對塞絲和孩子們在藍石路124號二十八天的美好生活的精心描繪再現了阿列克斯似的倫理圖景，這幅圖景也是莫里森為非裔美國人民的未來所構想的倫理理想的藍圖：完整的家庭結構；充滿愛的家庭氛圍；人性的舒展；對自我的了解和熱愛。逃出“甜蜜之家”后，塞絲在薩格斯的小屋找到了家園的感覺。在這二十八天里，貝比·薩格斯濃烈的母愛，四個孩子承歡膝下，療治了塞絲的身心創傷：“塞絲躺在床上，他們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繞著她，尤其難得的是一個不缺。小女兒透明的口水滴在塞絲的臉上，她開心地大笑著，笑得太響了，小寶貝直眨巴眼睛。她不停地親吻他們，她親吻他們的脖梗子，腦袋頂和手掌心”(119)。來自黑人社區的友愛又幫她逐步發現自我，“跟大家在一起，一點一點地，她贏得了自我。解放自我是一回事，贏得那個解放了自我的所有權卻是另一回事”(120)。
雖然塞絲有著強烈的倫理意識，但此前她對于奴隸主的摧殘是逆來順受的。如今新舊兩種生活猶如天堂與地獄的對比，令她的反抗意識隨著自我意識的覺醒而增加。作為奴隸，只有獲得自由人的身份，才可以真正享受母愛和盡情付出自己的母愛。雖然丈夫黑爾生死未卜，但她已深知完整的家庭所帶來的快樂，深知自由是天倫之樂的前提和保障。保護自由的權利是追求與建構人倫的第一步。所以當“學校老師”帶著警察來捉拿她時，她用手鋸殺死了兩歲的女兒。她打算殺死所有兒女然后自殺。為什么不是揮刀砍向白人?因為她要抗衡的是國家政治、法律保護下的蓄奴制。任何傷害白人的舉動都會使她喪生于槍口，她的孩子立馬就會被擄去為奴，甚至會遭致瘋狂報復，這跟被抓回去結果無異。曾經的痛苦生活使她懂得，一旦被抓回去，兒子將會被賣掉，女兒將會重復她被奴役、被踐踏、被強奸的命運。她替自己和兒女們選擇死亡，讓自由、尊嚴和短暫的家庭團圓隨著肉體的死亡而成為精神上的永恒。費爾巴哈認為，追求死亡是追求幸福的特殊方式。當人們感到活著只是承受痛苦時，人們就會以否定的方式——死亡來實現自己對幸福追求的肯定(費爾巴哈539)。對于塞絲而言，她不能容忍再次被剝奪愛的權利和能力，她要通過死亡來承擔作為母親的倫理責任，在倫理的意義上保持母愛和家庭的完整性。她割斷女兒的脖子，四濺的鮮血嚇退了追趕者。她以暴力對抗奴隸制的暴力，用極端的母親的倫理責任鼓舞起殺女的力量和勇氣，所以事后她拒不承認自己有罪。在塞絲看來，殺死女兒不是冷酷無情，相反是表達合乎倫理的母愛。“在她的意識里有兩個‘寵兒’：一個屬于客觀的有生命的女兒，一個屬于抽象的存在于倫理意識形態中的女兒。她殺死了有生命的女兒，但是她卻保護了倫理意識形態中的女兒的純潔和尊嚴。”
薩格斯獲得自由后，以其睿智和博愛成為黑人社區的精神領袖。她經常帶領大家到林中空地上布道。她用帶有非洲文化特色的布道對抗著白人對他們肉體和靈魂的摧殘，號召他們熱愛自己的身體，直面自己的靈魂。對自我的認識、對生命的熱愛將能幫助剛獲得自由的人們重建倫理的秩序。但在塞絲殺死女兒的現場，薩格斯內心充滿了倫理困惑。作為女人、母親，她的經歷比塞絲還要痛苦，她能理解塞絲的倫理選擇。但塞絲殺死親生女兒的殘酷行為，有悖于薩格斯宣揚的熱愛身體、熱愛自我的傳統倫理。倫理的兩難使她不能作出選擇，折磨著她的靈魂。親眼看著孫女被殺死，情感上不能割舍，道德上不能原諒自己，因此陷入精神矛盾而無法解脫。她臥病在床，喪失了求生意志。終日思考顏色的內涵其實是她在倫理選擇糾結中找不到答案的表現，不能面對紅色是因為她無法消除寵兒之死留下的陰影。薩格斯的郁郁而終是又一個無法實現倫理訴求的悲劇。
丹芙因父愛缺失，兄弟出走，加之被社區孤立，她始終處于母親殺女的恐懼中。她雖擁有了身體的自由，卻不能在一個健康的倫理環境中成長。她一度躲進屋后的密林中，耽于幻想，跟她母親一樣成了精神上的囚徒。寵兒鬼魂的出現使她暫時獲得了姊妹之情，在對寵兒的悉心照料中感受到家庭親情與責任，逐漸恢復了活力。寵兒還魂向塞絲索取母愛與丹芙對寵兒鬼魂的依戀一樣，都是渴求家庭親情和渴求人倫之愛的表現。因此小說中的鬼魂不管如何詭異，都沒有哥特小說的陰森恐怖，因為它只是一個情感渴求的符號。丹芙的改變說明，年輕一代的成長需要完整的家庭、健康的倫理環境以及擔負倫理責任和情感。
聶珍釗教授認為，藍石路124號的數字也象征著黑人家庭中倫理關系的缺失，本來應該是1234，分別代表塞絲、保羅、寵兒和丹芙，寵兒的死亡導致3的空缺。那么保羅·D經過逃離、流浪等經歷后來到124號的意義也就由此闡釋為家庭中丈夫、父親倫理身份的重建。他出現在124號的情節安排意味深長。保羅剛來不久，三人之間的家庭關系似乎還顯僵硬生疏，但他男性的活力幫塞絲融解了與黑人社區的隔膜，回歸到黑人群體，并讓塞絲和丹芙走出寵兒之死的陰影。丹芙也由最初對保羅的排斥而變為接納，因為保羅帶給她缺失的父愛。開始新的生活也就意味著新的家庭倫理秩序與環境的構建。這里正體現了莫里森小說中倫理構建的主張：以積極的心態對待被奴役的歷史是構建家庭倫理環境和社區倫理環境的前提。
完整的家庭結構、真摯濃烈的母愛是家庭倫理的最基本要素，追求人倫之樂是人本能的訴求，但塞絲為此付出的卻是血的代價。《寵兒》故事情節取材于真實的歷史事件：女奴瑪格麗特。加納在面對奴隸主的追拿時殺死女兒，像這樣充滿血淚的抗爭在美國歷史中不計其數。莫里森將《寵兒》獻給“六千萬”死去的黑人奴隸，獻給他們冤屈的魂靈。她以女性的細膩、作家的深刻感知力透過非裔美國種族沉重的歷史看到他們的渴求：擁有平等，然后才是和白人一樣，實現對財富、政治成功的追求。因此，在莫里森的所有小說中，倫理理想一直是她表達的主題。再看看美國的今天，黑人總統奧巴馬攜妻帶女，每每以和美的家庭形象助選。在獲勝的那一刻，無數黑皮膚的選民熱淚盈眶，就可以進一步理解莫里森的小說尤其是《寵兒》的倫理意味與藝術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