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東北民族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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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研究我國明清時期東北地區民族關系史，僅憑某一國家或地區的單方資料是不夠的，必須廣泛深入地發掘中外原始新資料。其文獻大體可分為三類：一為王朝官修典籍、檔案；二是私著文集、筆記；三系金石碑刻、考察報告。只有中外文史料相互印證，論著的結論方可允當。

關鍵詞中外文獻，中文資料，朝鮮文，日本漢字資料，俄羅斯檔案

改革開放30年來，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方針的指引下，如同其他學科一樣，明清時期東北民族史研究也取得豐碩的成果。然而，隨著東北民族史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也不斷出現。如何解決這些新的問題?就必須將明清時期東北民族關系研究同東北亞區域史結合起來，從政治、經濟、軍事、民族、宗教、文化等諸層面綜合探析，闡述問題。同時，要廣泛地翻檢中外文獻，發掘新史料，方能深化我們的認識，從理論與實踐結合上開拓研究新領域。中國論文聯盟編輯。

眾所周知，史料是歷史科學的基礎，也是史學研究的前提。離開文字的、實物、非物質文化遺產等資料，就不可能揭示撲朔迷離的歷史真相，更談不上學術的突破與創新。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梁啟超高舉“新史學”的大旗，引進西方學術理論與方法，展開了對千百年來傳統史學的一場大革命。隨之而來的，是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吐魯番文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等一大批文獻資料的相繼發現，開辟了史學研究的新領域，運用王國維提倡的“二重證據法”，解決了許多重大的歷史疑難問題，極大地促進了“新史學”發展。陳寅恪在《敦煌劫余錄序》中強調：“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边@就表明學術研究主要把握兩點：一是使用新資料，一是要有問題意識。在20世紀初葉文化啟蒙運動中，傅斯年推崇乾嘉訓詁考據學，又吸納歐洲藍克學派客觀歷史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將史料提升到與史學同等的地位，主張“史學便是史料學”。這就說明史學先賢們對史料的高度重視。因此，可以說發現和引用新資料是史學之樹常青的首要條件。

西方學術理論和方法的傳人拓寬了我國學人的視野。深入研究我國明清時期周邊民族關系史，尤其東北地區尚有不少是跨境民族，諸如蒙古、鄂溫克、鄂倫春等，僅憑某一國家的單方資料是不夠的，必須廣泛地發掘中外文獻新資料，這樣方能使研究向縱深發展。20世紀二三十年代，孟森先生研究滿洲先世史，撰寫了《明元清系通紀》《清朝前紀》《滿洲開國史》等名著，就是比較充分地利用卷帙浩繁的《明實錄》《清實錄》《朝鮮王朝實錄》，特別是征引朝鮮文獻，理清了清朝先世活動的軌跡，訂正了日本學者研究的一些舛誤，拓寬了清前史研究的視野，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吳晗研究建州三衛史，為補明代官私文獻記載之不足，也利用《朝鮮王朝實錄》中的豐富史料，輯錄《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12冊，由中華書局刊印。日本學者研究東北滿洲等民族問題時，除了依據中國資料外，也是較早地注重整理與征引朝鮮等國文獻，出版了影響頗大的研究成果。例如，稻葉巖吉的《增訂滿洲發達史》，和田清的《東亞史研究》，以及池內宏的《滿鮮史研究》，并記錄出版了《明代滿蒙史料李朝實錄抄》15冊，這是研究東北民族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中外史學先哲廣泛地利用中外資料撰寫鴻篇巨作，為東北民族史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也為學人樹立了效法的楷模。

明清時期記載東北地區民族關系的中外文獻頗為豐富，中文資料概括起來可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王朝官修典籍，包括實錄、起居注、會典、國史等政書。還有大量的檔案、方志等。如自《明實錄》抄錄成《明實錄鄰國朝鮮篇資料》。從《清實錄》輯出《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赫哲史料摘抄》、《清實錄鄰國朝鮮篇資料》等。《廿六史中朝關系史料選編》、《中國正史中的朝鮮史料》等已結集出版。萬歷《大明會典·主客清吏司》記載女真、蒙古等民族，以及朝鮮、日本、琉球等國朝貢往來。五朝《大清會典》及則例、事例均記載東北周邊民族和國家的交往。這里要重點強調的是檔案新史料的利用。遼寧省檔案館等編輯《明代遼東檔案匯編》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明清檔案豐富，所藏明代檔案已同遼寧檔案館藏明檔匯聚一起，將千余件官府文書、簿冊等，匯編成《中國明朝檔案總匯》出版，外交類內容，保存了《朝鮮迎接天使都監督廳儀軌》，比較翔實地記錄了出使緣由、使臣頭銜、往返途程、禮節儀式等，彌足珍貴。一史館以清檔為主，其中朱批奏折和軍機處錄副兩大宗檔案，基本完成數據庫建設，在該館內網上可以快速檢索相關的民族史資料。該館還陸續出版了此方面滿漢文的資料選編，例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代刊布的《清代中朝關系檔案史料匯編》及《續編》，本世紀初印出滿文檔案翻譯的《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清代鄂倫春族滿漢文檔案匯編》、《清官珍藏海蘭察滿漢文奏折匯編》等。

第二類。私人撰述，包含詩文集、筆記、日記等。明清時期關于東北地區的重要史料多輯入《遼海叢書》《續遼海叢書》《長白叢書》等叢書中。邊官、使臣等留下的奏疏、塘報、文集、筆記、日記等都頗有參考價值。如明萬歷年間邊官、寓居遼海三十余年的鄭文彬匯聚相關討伐“虜寇”之事，參以己意，編纂《籌邊纂議》8卷，續集1卷，記述東夷、西戎、北狄、北虜情況。此類邊官文集資料頗豐。清康熙時期4次奉欽差出使朝鮮的使臣阿克敦，將從北京抵達漢城的經過，彩繪制成《奉使圖》，每幅彩圖上，配以詩歌，圖文并茂，是一部優美的朝鮮社會生活的歷史圖卷，非常珍貴。晚清時期，私人日記數量頗多，涉及民族資料不少。例如，李豫等輯校的《韓客詩存》是從晚清人諸人的日記、文存中輯錄的史料。如董文渙著《韓客詩存》、《韓客文存》《硯樵山房日記》等刊載的與朝鮮使者交往唱和的資料。還要注意從詩詞等文學作品中收羅資料，以詩文證史。明人吳明濟選編《朝鮮詩選》，其中收入111位作者，340首詩，記述了朝鮮的社會風情。鄺健行等選編的《韓國詩話中論中國詩資料選粹》，所選由高麗毅宗到韓國光復時期的56種詩話，絕大多數是朝鮮時代的。這些資料凸現了中朝兩國士大夫文化交流的密切。

第三類，考古資料、實地考察報告等。如宗室盛昱踏雪勘查古跡碑文，匯集《雪屐尋碑錄》，其中收錄朝鮮附清金氏家族主要成員的事跡碑文。新中國成立之初的20世紀50年代，學界在全國展開了大規模的民族普查工作，搜集了大量的民族原始的影像、圖片資料，撰寫了多種調查報告，以及編纂了各類民族簡史，其中包括東北地區各個民族。我國古代典籍浩如煙海，蘊藏著許多尚未發現的有關民族關系的寶藏，仍然需要進一步廣

泛而深入的搜索。

研究東北民族史外國所存中外文資料，尤其要重視鄰國朝鮮王朝的文獻記載。因為漢字很早就傳人朝鮮，朝鮮自三國時期到朝鮮王朝，官私著述皆用漢字記錄，漢字文獻特別豐富。加之朝鮮與明清兩朝關系密切，官私文獻多載中國諸多史事，可補中國文獻記載之闕，而多涉東北地區民族問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朝鮮時代的文獻也分成三類：

一為官書?！冻r王朝實錄》《承政院日記》《日省錄》《經國大典》《龍飛御天歌》《同文匯考》《萬機要覽》《備邊司謄錄》《通文館志》《新增東國輿地勝覽》等，這些卷帙繁多的編年體官書，較細致地記載朝鮮與周邊諸多民族交往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族、宗教、人物等豐富的史事。提供許多新鮮的史料。例如，王鐘翰從《朝鮮王朝實錄》中輯出《女真史料選編》。朝鮮世宗時代的《龍飛御天歌》中記錄了元末明初，居住朝鮮東北境一些女真部落首領的名稱，與朝鮮關系等。這對考證東北古民族遷徙、部族名號、及古地名等，此資料尤顯重要。鄭麟趾受世宗之命，主持編修《高麗史》，這部紀傳體的高麗史，以獨特的視角，記載高麗與宋、遼、金、元、明北方民族交往，資料為多部正史所未載。明朝出使朝鮮使臣與朝鮮接待官員之間唱和之詩，朝鮮王朝匯編成多卷本《皇華集》，反映兩國高層次官僚文人的文化交流。已經出版多卷本的《朝天錄》《燕行錄》為朝鮮來華使者的記聞，內容涉及明清時期許多領域。二是私著?！岸∶攣y”“丙子胡亂”等重大事變，朝鮮官員都留下較為豐富的筆記，不少是手抄本分藏于高校圖書館。朝鮮士人文集數量可觀，已刊《韓國歷代文集叢書》三千冊、《韓國文集叢刊》200冊(另200冊，2010年出齊)。我國學人林宏剛等從中集錄中國資料，主編出版了《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13冊)、《韓國文集中清代史料》(17冊)①。檀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從中國二十五史中輯出《韓中日關系資料集·二十五史抄》(上、中、下三冊)②。此外，還有大量的朝鮮族譜、姓氏大同譜等，反映東北民族的遷徙。由明“九義士”馮三仕之后裔馮榮燮編輯的《朝宗巖文獻錄》三集(續集、后集)㈣，記載在朝鮮明朝遺民“尊攘之義”的活動，以及該國尊周的情況等，內容十分豐富。

三系碑刻文物。僅壬辰倭亂紀念明朝將領功勞的《楊經理(鎬)去思碑》等就有多塊，《清太宗功德碑》(滿蒙漢文、現立首爾市漢江南岸三田渡)等碑也為數不少，許多碑文收入《朝鮮金石總覽》(上、下冊)等，均記載東北民族關系史事。

明末清初，中國商船前往日本長崎貿易，該國要求商人報告中國發生的事情，或交材料，或口述情況，方準通商。后將此資料匯聚就形成了日本的漢文文獻《華夷變態》，其內容廣雜，可作研究明清之際歷史的參考素材。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學者在東北亞地區開展民族歷史、古跡文物、地理山川等調查，發表大量的勘查報告，對研究東北亞民族史頗有參考價值。例如，鳥居龍藏考察報告《東北亞搜訪記》《滿蒙古跡考》，間宮林藏《東韃紀行》等。1939年，田川孝三在中國東北地區采訪近代中國、日本、朝鮮關系資料，包括檔案、文獻等，成果頗豐。這一階段，日本學者還編寫一批有關東北歷史地理、民族等方面的書籍，例如，滿洲事情案內所編《滿洲地名考》《滿洲國習俗》《滿洲佞說上民謠》，鐵路總局編《滿洲地名索引》，鐵路調查課編《滿蒙全書》，細谷清著《滿蒙佞說集》，峰簇良充著《滿洲民族變遷史》，善瞵協會編《滿洲l二於于為蒙古民族》，巖瀨弘一郎著《滿洲地名考察》(前、后編)等等，皆有參考價值。

俄羅斯檔案的整理，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版了《十七世紀中俄關系》《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1619-1792年)》《歷史文獻補編——十七世紀中俄關系文件選譯》等㈣。俄人軍官、商人、探險家等東來，留下不少記載黑龍江的游記。如P·馬克著《黑龍江旅行記(1825--1886)》，考察這一帶的歷史地理、民族社會狀況等。1966年，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了郭廷以主編的《四國新檔·俄國檔》，事涉及中俄交往及東北民族等問題。1969年始，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輯相續出版了《十七世紀俄中關系》第1卷、第2卷，計7冊，收羅了1608--1689年有關中俄關系的國書、詔書、訓令、出使報告等，盡管編者刪節一些史事，但對中國、蒙古與俄羅斯各個領域的交往仍有一定的參考。

總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歷史研究要寬闊視野，包括民族史研究在內，只有充分地匯集和詳盡地占有中外第一手的原始史料。彼此相互印證，多視角地思索問題，立論方能允當，才可以撰寫出質量上乘的學術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