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是中求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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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處于“后戴震時代”的段玉裁在語言哲學方面深化并細化了戴震的思想，將戴震的“由字通詞、由詞通道”的一般語言哲學思想，細化為“由字音通字義，由字義再通道”，以及通過“尋求本字”而實現對經典原意把握的語言哲學思想。通過對漢代經學訓詁原則的發掘，即對語言學規則的總結，為正確地解經提供更加精準的人文學新工具。對《春秋》《左傳》中“弒”、“殺”二字的反復研究，對《春秋》及“三傳”中君母弒君案例的分析，對《左傳》中“人盡夫也”一語的文本考訂，以及對明代繼統大禮問題的系統論述，集中地表達了他的政治倫理思想，體現了他通過“求是”活動以“求道”的學術理想。由戴震開創的新哲學“范式”在其后學段玉裁那里得到了繼承與部分的深化，體現了乾嘉學術的內在發展脈絡及其精神的一致性。

關鍵詞：求是；求道；段玉裁；語言哲學

作者簡介：吳根友，男，安徽樅陽人，哲學博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一、引言

由戴震建立的乾嘉學術“范式”具有這樣一個基本的精神綱領：其一，經學研究必以“求道”為最終旨歸。其二，在實現“求道”目標的方法方面大抵上通過兩大途徑：一是由字以通詞，由詞以通道。我把這一途徑稱之為語言哲學的路徑。二是通過對古代典章制度、名物、數度、歷律等古典人文知識與自然科學知識的研究，以把握六經之中的道。我把這一途徑稱之為“知識考古學”的途徑。這兩條路徑共同表現出一種新的學術精神，即“人文實證主義”的哲學精神，用乾嘉學者自己慣用的語言來說，即是“實事求是”的精神。

戴震所說的“道”，其內涵不容易一下子說得很清楚，其大致的思想疆域是氣化流行的天道和“以情絮情”，“求得個均平方正”的人道。而在其“人道”之中，特別重視下層民眾的“饑寒隱曲”之感和卑者、賤者的利益與權利。這應當說是傳統儒家自《易傳》《論語》《孟子》等經典以來的“民本”精神。不過，戴震的“人道”之中也有傳統儒家所沒有的新內容，那就是“欲而不私”，“就其自然而歸于必然，以實現自然之極致”的新倫理思想與新人生理想。

戴震所要追求的“道”當然還有更豐富的內涵。然而僅就上面所勾畫出的道論思想疆域而言，其“求道”的方法論原則——人文實證主義，與其求道的理論目標之間其實具有相當大的內在張力。換句話說，戴震的“求道”方法并不一定能保證他達到求道的目標。至少，他的“人文實證主義”方法并不是實現他所理想的“道”的惟一途徑。這樣以來，“后戴震時代”的乾嘉學者，無論是其親炙弟子，如段玉裁、高郵王氏父子、孔廣森、任大椿等，還是受其學術影響的焦循、阮元、汪中以及私淑他的凌廷堪等，從整體上說，都沒有完全繼承他的學問規模，而只是在某些具體方面發展、深化并細化他的學問與思想。就段玉裁而言，他主要繼承了戴震語言哲學思想中的語言學研究方面的內容，深化并細化了其語言學研究，在聲音與意義的關系，經典中“本字”的考訂，漢人注經原則的發明等古典語文學(Philology)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在“經學”研究方面，段玉裁沒有寫出系統的哲學著作，但他通過對《春秋》《左傳》《大學》等經典文本中的具體字義、句子的辨析，尤其是對明世宗繼統問題的系統研究，闡發了其政治倫理思想，也提出過一些突破傳統經學思想的主張。

晚年的段玉裁(78歲)在寫《十經齋記》一文時，對于訓詁、名物、制度，民情物理四者三致其意，而且自稱“不敢以老自懈”。依我的理解，段玉裁對于名物、訓詁、制度的研究，主要表現為“求是”精神；而對于“民情物理”的關心，則是表達了“求道”的理想。就其學術規模與學術精神而言，段玉裁學術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為“在求是中求道”，而以“求是”為核心。

二、乾嘉學術“求是”方法的三層涵義

本人曾撰文指出，乾嘉哲學的形上學是道論。盡管他們對道的理解不盡相同。以道論取代宋明理學的天理論與心學中的心本論，是乾嘉哲學的基本精神。乾嘉學術并非簡單地表現為“儒家智識主義”的特質，僅具“道問學”的單面性特征。恰恰相反，他們依托在經、史研究中發展出的“人文實證主義”新方法，重建以“道論”為核心的新哲學形態，以對抗宋明儒的道德形上學——理學與心學。從大的方面講，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學者，其“道論”基本上是吸收了宋明以來的氣化論思想，并以氣化即道的命題表現出來。氣化流行的“天道”與血氣心知為一本的“人道”具有共通的基礎——氣，即存有(氣與血氣心知)而論天人的運動、變化及其規則，是該時代哲學的基本特色。吳派的道論思想不及皖派鮮明而有系統性，然以惠棟、錢大昕為代表的“道論”，在基本精神上與皖派相通。而自認為是浙東學派的章學誠，其“道論”思想詳于“人道”而弱于“天道”，而且還保留著很明顯的程朱理學的痕跡，即以“所以然”來規定“道”。然章氏道論思想的最可貴之處在于：他把“道”看做是一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東西，它雖然是圣人把握到的神圣法則，卻是眾人生活不知其然而然的客觀法則，這一法則雖然是通過圣人而發現出來的，然而圣人也無法憑空構造，因此具有歷史的客觀性。而且古往的“六經”不足以概括“六經”之后的“新道”。這是章學誠“道論”思想中最為光輝之處，也是他的“道論”擺脫了宋明理學道德形上學的地方。

眾所周知，“實事求是”是乾嘉學術的旗幟，無論吳派、皖派都認同這一旗幟，高舉這一旗幟。當然，兩派之間也有區別，吳派主要表現為“以古為是”，而皖派則“以是為是”。相比較而言，吳派多少有些泥古的思想痕跡，而皖派則表現出更明顯的學術理性精神，強調以認知主體的理性判斷為主，在大量占有研究資料的前提下，通過正確的研究方法，對自己的研究作出科學性的結論，而不依傍古人。然而，無論吳派與皖派，他們的“求是”都是在“經學”框架內的“求是”，而與現代學術在廣闊的自然與社會實踐中追求真理的活動還有相當的不同。但是，他們的“求是”精神與現代學術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相通的，而且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他們也發現了一些學術真理，最為典型的成就體現在他們的古典語言、文字、音韻學，古代的天文、歷法、呂律、歷史地理以及古代典籍的整理、輯佚等方面，為現代學術從六藝、四部之學中分化出來提供了內在的歷史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