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偵探文學譯作述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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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偵探文學發軔于美國作家愛倫·坡,其《毛格街謀殺案》被認為是第一篇偵探小說,并為后世偵探小說模型的建立打下了基礎。英國作家柯南道爾對古典偵探小說文類的貢獻功不可沒。他所創造的私人偵探福爾摩斯的形象深入人心,成為私人偵探的代名詞,其在作品中使用的偵探加助手的模式也被許多后來的偵探文學作家所模仿。可以說偵探文學在柯南道爾之后才發展成為一種模式固定、結構完整的通俗文學文類。著名文化研究學者李歐梵教授在蘇州大學演講時提到:(柯南道爾)雖不是這個通俗文類的始作俑者,但這個文類卻因他而臻頂峰,后來的英國偵探小說家都比不上他,直到克麗絲蒂(AgathaCristi),但至此維多利亞時代早已過去,她的文風和布局也與柯氏的大異其趣。由此可見,柯南道爾在偵探文學發展歷程中的特殊地位。雖然這位以偵探文學而為世界所認識的作家并不專心于偵探文學創作,而是希望在正統文學領域占據一席之地,但似乎事與愿違,無論是在其故鄉還是在中國,他都是以一位偵探文學作者的身份被世人所知。這一點在中國尤其具有特殊的意義。本文正是力圖通過柯南道爾的作品在中國的翻譯及其引發的模仿創作熱潮,從一個側面來探討文學翻譯和創作與所處時代社會思潮之間的關系。
一、救國圖強夢引發西方偵探小說在中國的大量譯介
隸屬于大眾文化的通俗文學從來都被認為是為大眾提供消遣娛樂的‘逃避性’文本,很難和文學性及思想性建立聯系,偵探文學也不例外。這種文類的定義,簡單地說,就是罪案發生,偵探介入,利用觀察推理等手段找到罪犯,揭開謎案真相的過程。雖然作家費盡心機設計的犯案方式千差萬別,但基本情節模式,尤其是古典偵探小說的情節模式都難逃這種定局。以福爾摩斯探案為例,作者幾乎在所有故事中采取的都是:當事人報案—福爾摩斯調查—犯罪分子伏法—福爾摩斯解釋謎底這樣一個固定過程。僵化的情節發展模式更給人一種自閉的感覺,似乎與時代完全無關,更不要提反映社會思潮。
這或許是偵探文學的局限所在。但偵探文學在中國的引進和發展道路卻非常耐人尋味,仔細研究,會發現這些偵探文學在中國的旅程和當時的社會背景及時代思潮的發展息息相關。
在清末民初動蕩不安的社會背景下,知識分子擔憂風雨飄搖之中的祖國,痛恨奴顏媚骨的封建政府,向往代表民主自由富強的西方,他們發出了求新求變的吶喊,尋找的突破口之一就是文學。通過大量譯介外國文學作品,他們希望能夠徹底改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傳統,找到救國救民之路。梁啟超發起的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無不是這種指導思想的產物,這就將小說從以往不入主流的地位提高到救國救民的高度。據說這是因為當時有傳言稱西方諸國的發展正是建立在其小說發展的基礎上。[1]4這種對小說功能過分夸大所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大量的西方小說不論雅俗不論質量,在救國救民的招牌下堂而皇之地涌入中國。可以說,清末民初的中國處于翻譯的鼎盛時期,至于翻譯引發創作則是在中國的譯者和文人在翻譯文學中汲取充分營養之后的事。著名文學史家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談到偵探小說在當時翻譯與創作的關系時,也認為翻譯多于創作,而且認為是在外國作品洶涌輸入的影響下才有了模仿創作。[2]184-185
在這場雅俗合流的翻譯盛宴中偵探小說的特殊在于它是以“頭盤”的形式出現的。晚清翻譯的4種主要小說類型(政治小說、偵探小說、言情小說和社會小說)中,最早一篇偵探小說的譯本(張坤德所譯《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出現在1896年的《時務報》第6冊上,該報原為力主改革的《強學報》,其宗旨定為:‘廣譯五洲近事,詳錄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閱者周知全球大勢,熟悉本國近況’,提倡變法,改良社會和政治現狀。政治小說則是2年后梁啟超譯自日本的《佳人奇遇》,林紓翻譯的法國愛情小說則遲至1899年,科幻小說的翻譯文本更是在1900年才出現。[1]28在《晚清小說史》中阿英雖然不無排斥地認為大批偵探翻譯小說的產生,是翻譯發展到歧路上去了。但他也不得不承認當時的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系的可以說簡直是沒有。他甚至指出,偵探小說的翻譯占當時小說翻譯的半數以上,[2]190偵探小說翻譯在當時的風氣之盛由此可見一斑。
二、向往民主與法制的社會思潮對偵探小說翻譯和創作的推波助瀾
偵探小說在當時譯界的特殊地位并非偶然。清末的中國“救亡”已成所有文化承擔者的共識。抨擊舊制,向往西學成為當時社會思想的主流。尤其是清末改良派和改革派的一系列論戰、國粹派與西學派在如何利用西方文化問題上的分歧在客觀上起到了更深入地宣傳西方新思想的效果。
在西方文化輸入與中國文化碰撞之時,中國知識分子很快注意到中西在人權法制方面的巨大差異,并以之認為是社會國力差異的根源所在。因此必欲改之而后快,希望通過強調科學與法制而反對封建專制。在這種情況下,針對法制的偵探文學得到垂青當在情理之中。
1904年,周桂笙在《〈歇洛克復生偵探案〉弁言》中是這樣分析的:西方各國,十分尊重人權,涉案的人可以請人為自己辯護,若沒有確鑿的證據是不能定罪的,偵探學的作用十分的廣泛和重要。而在當時的中國,情況卻是“內地讞案,動以刑求,暗無天日者,更不必論”,可見當時譯者引入偵探小說主要是對社會秩序混亂、封建法制踐踏人權的狀況極為不滿,因而希望喻教育于小說,通過翻譯偵探小說來展示西方法制文明,從而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處于這種實用目的,中國譯者不僅在選材上注意選擇介紹新知的主題,在翻譯手法上有的也帶有較強的主觀性。
例如,任意改變原文小說的題目和結構。在最早出現翻譯偵探小說的《時務報》上,一共有譯自柯南道爾的小說4篇,但所有的標題都由譯者翻譯,所遵循的是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總結內容的題目。比如,將《A“caseof”Identity》(《身份案》)翻譯為《繼父誑女破案》,使得讀者在閱讀故事之前就知道罪犯是繼父,這樣雖然符合中國讀者在閱讀傳統小說方面養成的習慣,卻大大破壞了偵探小說的懸念性。
偵探小說的懸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倒敘的結構造成的。愛倫坡創造的這種新文體并不按照事件的發生順序來敘述故事,而是采取先講述案件,再引入偵探進行調查,然后由偵探揭示真相的方式敘述案件發生的經過。這種倒敘的結構使得讀者始終在猜測事件的真相中迫不及待地閱讀,從而有效地保持了懸念,增加了閱讀的生動性。但中國傳統小說中比較缺少這種寫作手法,一般按照事物發展的自然順序來講述故事,即使是與偵探小說同樣關注罪與罰主題的公案小說也不例外。因此,在最初翻譯偵探小說時,譯者也遇到了如何處理這種新奇手法的困難,《時務報》上4篇翻譯偵探小說中,《英包探勘盜密約案》甚至將原文的倒敘結構徹底反轉過來,以華生收到同學的求救信開始,但到該敘述案件時突然改成了順序,由華生的同學自敘法案前前后后。不過,這種移花接木的現象很快就消失了,在其他的幾篇翻譯小說中沒有再出現。顯然,中國譯者在翻譯實踐中漸漸接受了異域文化帶來的改變,這種積極學習和吸收他國文學長處的做法與當時整個中國存在的學習西洋、振興中華的思潮是分不開的。
正因為這種務實的翻譯目的,中國譯者在當時并不重視保留譯文的原貌,而是采取‘拿來主義’,對手上的原文進行篩選和刪增。例如,凡是他們認為中國讀者不熟悉的風俗現象之類,則不厭其煩地在后面進行注解,完全是傳授新知的架勢,比如,外國人的姓氏、禮儀等;凡是他們認為與宏旨無關的,或不利于中國讀者理解和接受的部分,他們都要想辦法進行改造,有時甚至是整段的改寫和刪節,例如,柯南道爾原文中福爾摩斯和華生之間的一些閑談等等。[3]
三、中國作家以文學形式譴責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
晚清明初,偵探小說這種我國向來未有而“為西洋小說家專長”的文學樣式在中國的翻譯和模仿創作,一方面是其通俗化、大眾化藝術魅力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當時變革圖強的社會思潮密切相關。再就是社會現實迫使作家以文學方式發泄心中不滿,抨擊當時普遍存在的政治黑暗腐敗、民生凋敝,從而在譯介風潮之后,出現了諸多嘗試偵探小說創作的作家,例如俞天憤(《中國新探案》),陸澹安(《李飛探案》),張碧梧(《宋梧奇探案》)等等。在眾多由譯介而嘗試創作的作家中,比較著名的是程小青和孫紅兩位。
程小青(1893-1976),原名程青心,又名程輝齋,江蘇吳縣人。少年家貧,曾在鐘表店當學徒,自學外語和熱愛看書。他18歲時開始從事文學寫作,先是與周瘦鵑合作翻譯柯南道爾的作品,后來創作《霍桑探案》,一舉成名。在借用柯南道爾的作品模式之后創造了中國的福爾摩斯和華生——霍桑和包朗。但在他的創作中也不時傳遞出當時的社會狀況和作者的議論。例如,霍桑與包朗對舊社會的黑暗和腐朽的揭露:“我又想起近來上海的社會真是愈變愈壞。侵略者的魔手抓住了我們的心臟。一般虎悵們……利用了巧取豪奪的手法,捧得了大眾的汗血,使患意揮霍,狂賭濫舞,奢靡荒建,盡成了一種糜爛的環境,把無量的人都送進了破產墮落之窗,結果因考生活的艱困,頑強的便鋌而走險,劇掠擄動的匪黨跟著層出不窮,駭人聽聞的奇案也盡足突破歷來的罪案紀錄。”[4]
程小青對舊的教育體制也予以無情抨擊,在《霍桑的童年》中,他描寫了霍桑童年天資聰穎但卻因為“頑皮和不聽教誨”而常常受到老師的責罰,他“最大的罪就是頂撞師長”,其原因不過是拒絕僵化的說教,“最喜歡站立起來問根究底地辯難”,結果霍桑被學校斥退。程小青寫到:“他……深深地痛恨現代教育制度的不良。他曾發過這樣幾句牢騷:‘現在的所謂新教育,真是可笑可憐!好像一個學時髦的窮傻子,羨慕著闊鄰們的器物華美,便照樣鋪排起來。……那些如留聲機等等,不論有用沒用,寧多勿缺,必須色色齊備,擠塌了屋子倒不妨事,只是排場點綴不能比闊鄰們減色。在這種制度之下,不但有特殊天才的沒有發展希望,就是一般青年的腦子也不知因此喪了多少,這豈不可嘆!’”[5]通過霍桑的人物塑造,程小青提醒讀者:學問不是個人事業的敲門磚,學問的對象也不是限于個人利益的事業,而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福利。在中國百年來受盡列強欺侮和壓榨的歷史背景下,程小青用通俗文學的方式呼吁青年人復興自強,警告那些渾渾噩噩的人,如果受了教育只是著眼于個人利益,國將不國,中國真是落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了。由此可見,程小青通過他的作品和人物傳達的正是對當時強梁當道、社會動蕩、民不聊生的社會狀況的揭露和控訴,向讀者介紹先進的科學法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鼓舞年青一代將自己的學識和才智投入到救國救民的事業中去。
綜上所述,偵探小說作為西方的消遣性小說文類,在清末民初被大量地譯介到中國并對中國文學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當時小說被當作啟智救國工具的主流思想是分不開的。偵探小說不僅廣泛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而且與社會政治制度、法制環境密切相關。一個案情的產生、偵探及判斷過程,基本能夠折射一個社會的政治與法制環境。偵探小說之所以能夠成為最先引進的小說文類,反映了當時的知識分子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封建專制的強烈愿望。流行小說的功能被過分夸大雖然說明當時急于救國的中國文人在面對異域文化時最初是不加選擇地盲目接受,但其后在翻譯和創作中我們還是能夠看到他們變得更加成熟和冷靜的文化接受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