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日現象學芻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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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日的反理性？

人為什么要過節呢？按照“科學理性”，時間或日子基本上是勻質的，至多有不同的[地球繞太陽]公轉位置的不同，但那絕不足以使某些日子具有節慶的意義，使人們對這一天報有如此之多的期待，仿佛在這個時刻就該有某些重要的事情發生和來臨似地。理性的人們應該以平常心來度過這些讓俗眾迷糊的日子，不要為它們改變自己的行為，以致損害身體、耽誤事情。但是，我們能想象完全不為節日所動的人嗎？尤其是，能設想一個完全沒有節日和節日感的人群與民族嗎？按照西方人發明的“進步”觀，我們能想象“原始”人群的愚昧、貧窮、野蠻，但我們能想象他們不過節嗎？答案是否定的。最缺少節日感的人群似乎是那些比較徹底地被觀念化理性改造了的人群，比如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的人群，以及一切理性烏托邦中的人群，那里的日子都服從科學的或革命的理性安排，連形式上的過節也是被規定好了的。但那里就完全沒有了節日嗎？“文化革命”中，連春節也要在“抓革命，促生產”中度過，但節日感似乎并沒有完全消失。唯一讓人能想象完全不過節的人群似乎要在未來出現，也就是一種被完全人工理性化了的人群，比如美國電影《黑客帝國》（Matrix）講的那種“進步”到了能“從管子上生長出來的”，或按照科學規律被克隆式地成批生產出來的人群，連他們的思想和情感也是由各種程序（programs）所塑造成的，那么，就確實可以設想，他們是不怎么需要過節的。只要是被父母所育，唱童謠聽童話長大，活在由家庭組成的社團、鄉土和民族之中的人們，似乎是不會不過節的。

節里面好象總有某種故事性，或被編造出來的東西。我在美國留學，5歲的兒子剛接來幾個月就趕上過西方的圣誕節。為了讓他盡快進入西方文化，也為了讓他快活，我對他講了一個老掉了牙的西方故事：圣誕節前夜，圣誕老人會從煙囪里進來，在孩子們床頭的襪子里放進圣誕禮物。如果誰是好孩子，禮物就會更可愛。他睜著大眼睛聽我講完，就乖乖地睡了。自然，我們這做父母的就代行“圣誕老人”之職，把買好的與別人送給孩子的禮物在半夜里偷偷塞進了襪子。第二天一早，我被孩子驚喜的叫聲喚醒。我同他一樣歡喜，因為我看到他的眼睛是發光的。但是，他上一年級以后，逐漸開始知道這里面的名堂了。最后有一天，在圣誕節又快到，而大人們又提及什么“圣誕老人”之時，他勝利地向我們宣布：“That’salie!”（那是個謊言！）。我多少有些悲哀。孩子長大了，懂事了，但也失去了些什么。他戳穿的是那比較純樸和可愛的故事。這種早早的“去魅”使得美國社會需要更強刺激的故事，比如成人們有華爾街的、比爾·蓋茨的、克林頓的、好萊塢的故事，孩子們則有迪斯尼動畫片的、邁克爾·喬丹的、校園槍殺案的故事。這些故事，絕大多數美國人在一生中可能會戳穿它一些，但總也不會被完全戳穿。

是不是西方的節日過于人格化（圣誕節、情人節、復活節等），而我們的大多數傳統節日，比如春節、元宵節、中秋節，因為比較自然，就過得比較理性呢？毫無疑問，中國傳統節日與西方傳統節日在這一點上有重大不同（以下將討論），反映了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的不同取向，但我們似乎還是不能說中國的節日是完全理性的，如果這“理性”是指一些人心目中的實證理性、功利理性或概念形而上學的理性的話。比如農歷（夏歷、陰歷[實為陰陽合歷]）的正月十五元宵節和八月十五中秋節，與天象（月圓）和自然時間有關，而月圓可以被解釋為象征團圓。但這種理由絕不足以說服“理性”相信這兩天應該被特殊化出來，當作歲首和中秋的團圓節，那么有力地影響了傳統中國人的行為和感情。其他月份中也有月圓，為何不被特殊對待呢？如果正月有某種特殊性的話，八月的特殊性在哪里呢？何況，元宵節被視為“燈節”、“上元節”，要祭神（太一神、門神、床神、紫姑神），吃元宵和觀燈，“萬民同慶”；中秋節則祭月、吃月餅、送瓜求子等；這些就更是說不清楚其理由的“風俗”了。如果說圣誕老人在圣誕節之夜從煙囪里進來送禮是謊言的話，那么元宵一夜掌燈[可]娛神、中秋送瓜[可]求子、九月九日重陽登高可辟邪之類的說法是否也是謊言呢？

讓我們想一下，什么是嚴格意義上的謊言呢？明知是甲，卻說成非甲，或說成乙。我對孩子所講的“圣誕老人”，確有謊言之嫌。即使這樣，也還有回辯的余地，比如我可辯之曰：“我相信有精神上的圣誕老人，家長不過代行其事。”說中秋送瓜可求子、重陽登高可辟邪就更有模糊之處，很難說它們是嚴格意義上的謊言。貶者或譏為“迷信”，褒者或贊之曰“追求幸福之良風美俗”。當然還可以問：這種追隨節日風俗的行為中有沒有（薩特意義上的）“自欺欺人”呢？人們每年如同候鳥一樣，在春節、中秋節之前千里迢迢地趕回家去過節團圓，到底為了什么？為什么它們與平常的假日差距那么大？從實證理性的角度講，人們確實可以不過這種節日，不花費這么多時間和金錢，而并不真的缺少了什么。現代都市人也似乎正在變得有些“節冷淡”起來。看來，任何節日中都有超出了觀念化理性和實證理性的維度或成份，人們之所以自覺地或身不由己地過節，是出于某種既非謊言亦非實證理由的潛在動力。

二．節日的來源

這個問題可分為兩層來講：一是節日的根本來源，回答“人為何一定要過節？”這樣的問題；另一層是關于具體節日的文化和歷史來源。下面依次而論。

“節（節）”在中文里的原意是“竹節（節）”，含有“[兩段竹子]相交”和“界限”之義。所以，就有“節氣”、“節奏”、“符節”、“禮節”、“大節”、“名節”、“節儉”、“節度”等詞語。從這兩個基本含義，衍生出了其它的一些意思，其中較重要的有：“命運”、“和合”與“習俗之佳日”。最后這個意思就是這里所談的節日了：“令節三秋晚，重陽九日歡”（宋之問：《九日》）；“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為什么是“令節”和“佳節”呢？因為天地陰陽時氣在此交和，形成了時令的節奏（注意“九九”這個數字的結構），所以“令節”即意味著“美好的節日”，又意味著“時機化了的、時令化了的日子”。這樣看來，“節”對于中國古人不是外在、偶然的，而是天、地、人本身的存在方式與節奏，是萬物與人生的和諧之處，該講究之處。簡言之，節與人的命運息息相關。

這應該是節日的最原初的來源，即來自天地時氣交和之節韻。這一“原節”特點在中國傳統節日形態中表現得最為充分。根據大略的統計，中國較重要的傳統節日大約有20個，其中來自日月時令交會的，或與之有關系的有16個，只有正月初七的“人節”、四月八日的“浴佛節（釋迦牟尼生日）”、七月十五日的“中元節（鬼節）”和十月十五日“下元節（水官大帝誕日）”基本上沒有時令意味，其他如春節、立春、元宵節、上巳節（三月三日）、清明節、夏至節、七夕乞巧節、中秋節、重陽節、冬至節等，都與時氣節奏大有關系。就是幾個表面上與時氣無關的，比如端午節、臘八節、送灶節（臘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細查古制，也有時令的講究。“端午”為“陽極之日”，故《風土記》曰：“端者，始也，正也。五日午時為天中節，故作種種物辟邪惡。”在漢朝時人以五彩絲系臂，名長命縷，見于《風俗通》。“競渡（以悼屈原）”、“斗草”等風俗或為后世附加者。臘八節不只出自佛家或釋迦牟尼成道日，在中國古代早已是“臘祭”之日，在宋代之后才與佛文化融合。送灶節雖是“灶王上天日”，但因屬于春節的大范圍，亦有時氣。元代之前還盛行春秋社日及臘祭，多半因異族摧殘而消亡。印度的比忽節（春節）、拜蛇節（印歷五月五日）與時令有關，日本的新嘗節、櫻花節及不少從中國傳去的節日亦是。西方古代的酒神節（酒神在春天復活）和萬圣節（豐收時節，又是鬼節）也有時令氣息。

節日的第二種來源是各民族的傳說、神話和宗教。中國傳統節日中，以上提及的那幾個非時令節即屬此類。伊斯蘭教的開齋節、西方的圣誕節、復活節都源于茲。印度文化中這類節日最為豐富，比如霍利節（灑紅節）、十勝節、點燈節、克里希納誕辰節、濕婆節、保護節、羅其密（財神）節、哈奴曼（神猴）誕辰節、象頭神節等等。

節日的第三個來源是比較重要的歷史事件。比如各國的建國日或國慶節一般都有相應的歷史事件。西方國家的節日中起源于此的居多，比如愚人節、感恩節、情人節、退伍軍人節（紀念一次大戰結束）、哥倫布日等。這是早已形成節日的，另有一些由政府規定，正在形成之中的“節日”，比如美國的1月15日馬丁·路德·金誕辰日，已是全國放假日；2月中旬的總統日（華盛頓總統誕日）；加拿大的維多利亞女王誕辰日。不少“紀念日”還沒有真正形成節日傳統，比如剛提到的馬丁·路德·金日和總統日，還有印度的甘地生卒紀念日、泰戈爾生卒紀念日等。東亞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民族中這些“誕辰節”很不發達，除了一個西傳而來的“釋迦牟尼誕辰”之外幾乎再無其他，甚至孔子誕辰、老子誕辰也未成節日。

節日的第四個來源是國家、政府、議會的行政設定。當然，這種設定一般都有某種來頭或背景，比如某個歷史事件或某個名人的誕辰忌日等，但它們靠自身在目前絕不足以形成全民族的節日，而是靠行政規定才取得了假日身份，再加上一些慶典、儀式，勉強冠以“節日”之名。在美國這樣傳統淺短的國家，這類節日不少，比如美國的母親節、父親節、勞動節。在日本有植樹節、文化節、體育節、敬老節、成人節等。

總之，傳統的中國、印度與西方的節日各有特色，其主流分別與第一種（時令）、第二種（傳說、神話與宗教）和第

三、四種（人事）起源關系密切。如果節日的首要來源或本性屬于人事的話，那么人從理論上講就似乎可以不過節；如果首要的來源是第二種，那么節日從根本處就是偶然的。但是，如果節日的真正來源是第一種，那么節日與人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有內在關聯，只要人生活在與天地沆瀣一氣的自然節奏和韻律之中，那么就總有某些日子是“節”，即相交相和與標志界限的時刻。人在在那些時節之中就會感到各種不尋常的意義和氣氛，于是就有可能形成節日。

三．節日的結構

為了將以上所講的集中地表現出來，下面就以“節素”（生造的英文詞為festivaleme或festaleme）和“節日”為經緯，組成一表：

節素節日有時令含義有明確的時間起源歷史事件構成起源時代久遠（二個世紀以上）有傳說附會有宗教神靈由權力機構設立有主人公有濃厚民俗（醉態）有禁忌突破有自己的禁忌有家族含義有伴節現象明顯影響人的行為屬于主流文化有不同傳統的交匯

*霍利節（灑紅節）[印]---+++-+++--+++-

拜薩喀節[印]+-？+？++-？--+----+--

*濕婆節[印]---+++-+++--？-++-

拜蛇節[印]---+++--+-+--++-

*圣誕節[西方]--？+？+++-++---+++-

感恩節[美國]-？+++-+-？--？---？-+++

父親節[美國]-+----+？-------+？-

*春節[中國、韓國等]+--++---+++++++-

*清明節及寒食節[中國及東亞某些國家]+--++---+-++++++

臘八節[中國]+--++-？--？+---？---？+

國慶節[中國]-++---+-------？--

五四青年節[中國]-++---+---------

說明：表中的“+”表示有該項特點；“-”表示沒有此特點；“？”表示對于所做出的判斷有所保留。加“*”號者為影響深遠的節日。

此表顯示出來的一些東西：

（1）最成功的（久遠、自發、影響人的行為）的節日大多屬于主流文化，有濃厚的民俗和傳說，甚至有自己的禁忌和對日常禁忌的突破，有伴節現象。

（2）中國的成功節日有時令含義和家族含義，其他文化的節日則基本沒有。

（3）印度與西方重大節日往往與宗教神靈有關，中國最有影響的節日則無此關聯。

（4）權力機構設立的節日大多缺少節日氛圍與自身的活力。

（5）從表中的一些節日，比如清明-寒食節、感恩節、五四青年節等，以及表外的更多的曾有過的（比如中國的春秋社祭）、正在有的和將會有的節日看來，節日有自己的生老病死，也就是自己的生命史。其興衰往往與文化的命運有關。

四．怎樣過的才是節日？

以上的討論還顯示出，節日雖然與人有根本的聯系，卻基本上是超人為的。從其本性（第一來源）上講，節日是不可規定的，不可強迫的。征服者與被征服者、規定者與被規定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主體與客體、觀念理性與感官欲望……那里都沒有真正的節日。節日是生命節奏與命運感受相交和而生發出的贊歌：它們是追憶之歌，又是希望之歌，也是及時行樂、忘懷得失之歌。“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它們是人生與天地日月以時相通的“眼”。

那么，節應該怎樣過才算實現出節的本性了呢？

首先，盡管節日都有自己的內容，但它總有一個非對象化的、讓生命能自由舒展的維度。這也就是說，節日中總有一種無為而為的、和緩交融的發生與推動。而這首先就意味著需要“天下太平”，或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需要一種深刻意義上的“和-平”。兵荒馬亂、盜賊橫行、民不聊生的狀況，不管是現實中的還是精神上的，都極不利于“過節”。反之，如果能過節，這節的根底處涌現出的和平氛圍或可消弭兵災。自古以來，中國的帝王貴胄都從未或極少敢于自立什么節日的，而是以在傳統節日期間“與民同樂”、感受太平盛世為殊榮。在這方面，西班牙的一位跨文化學者和天主教神學家潘尼卡（R.Pannikkar）很有些出色的見地。他認為和平既不是為自己爭來的，也不是向別人強加的。和平是被接受的，總含有“受賜”的、“感恩”的非對象化的成份；它們又是被發現的和被創造的，沒有現成在那兒的和平。“和平是圣靈的禮物。”一般人認為“不打仗”就等于和平，失之過簡，因為“戰勝”和“極權”等形式下的不打仗不是真正的和平，不僅其中潛伏著戰爭、暴亂和“恐怖主義”的可能，而且也缺少天下太平的原味。潘尼卡之所以有超出西方傳統乃至現在的許多政治家、哲學家的見解，一是他吸收了現代西方哲學中由海德格爾深化了的存在論解釋學，二是他與東方文化和哲學，特別是佛學的實質性對話產生了效果，因此他能有“和平是對存在節律之和諧的參與”的出色見解，惜乎語焉而不詳。其實，和平的真義就呈現在節日的真實氛圍之中。在這個意義上，節日乃是和平開出的花朵。沒有外在與內心的和平、寧靜、勞動與春秋，就不會有原發的節日感和節期感。

第二，在節日的根源處是活生生的時間節奏，它一定要以海德格爾早期講的“[實際生活經驗本身的]形式顯示”的方式表現出來。所以，在節日那里，“人的生存時間”本身一定要歌舞出和激蕩出浪花，不然就缺少節日氣氛。這表現在：（1）不少重大節日本身處于農歷或節氣的交接處（春節、立春、清明、中秋等）；（2）節的來源、講究、風俗或過法本身含有時間花樣，比如日子與歷史事件或傳說故事相呼應（圣誕、佛誕、濕婆誕辰、國慶等）；數字的花樣（比如節的月與日的數字有講究：1.1;1.15;2.2;3.3;5.5;7.7;9.9;12.24等）；和節期中的小相應，比如春節期間送灶王上天（臘月二十四[或二十三]日）相應于正月初四接灶王回府，除夕夜的煙火與元宵節的燈火相應；以及風俗、禁忌造成的生存時間的異常與激漾，比如除夕的守歲，正月初一的祭祖、放爆竹，[白天]不許炊煮、不許倒垃圾等等造成的不尋常和不方便。沒有這些講究和由它們構成的新鮮的生存時間感受，就難有濃厚的節日氣氛。

（3）節日似乎有一種通過節與節之間的相互牽連而成大觀的趨勢。“孤節”就不如“連串節”更像節。而且，這也似乎是節日的興衰的標志之一。正在興起的節會“俘獲”另一些日子以作為自己的“伴節”（比如中國的春節在全盛之時俘獲了灶王節、元宵節、乃至臘八節；西方的圣誕節與西歷新年連成串），并從風俗中獲得多層的外圍、講究和“暈圈”，顯得更豐富多姿；而走向衰敗的節的時機講究和內結構就處于被剝落和塌陷的過程之中，斷井頹垣，形影相吊，日漸凄涼。

（4）與上兩點密切相關，過節本身必有一種溢出了節日當下時[比如“大年初一”]的、對總體時間勢態的鮮明感受，即：在過節前有預期（Protention），在過節后有保留或回味（Retention），而且過節前與后之間有鮮明的區別感，好像跨過了某個重要的界限。換言之，這應是一場真實深刻的體驗。這里面，要以“對節日的預期”最有純粹的活躍的節日感。過節絕不只是過那個“現實的（real）”節，更不止于體驗節的“實項內容”（比如“吃餃子”、“得圣誕節禮物”、“拜年說吉祥話”等），而更在于對那形成“節日氣象”的邊緣視域的體驗，這樣才能真正經驗到“節日本身”這樣一個意向對象，它的背后有各種被動的（前意識的）和主動的活動的構成。

為什么“對節日的預期”最有純潔歡樂的節日感呢？因為，如前所述，節日本身一方面不是個現成對象，另一方面又是活生生的時機化的真實存在，“氤氳化醇”，而“節日預期”恰恰最充沛地體現了這些特點。實在的節日還未到，還未成為手邊的一個現成者，但它已經存在于人們的生存時間的切近期望視域之中，已進入了節日的那放射著魅力和光彩的暈圈或氛圍之中。換言之，節已在這光環朝霞之中誕生，越來越充滿熱力與輝煌地向我們迎來；人們還未嘗到它帶來的讓人精疲力竭或磕磕碰碰的一面，卻已活生生地感受到了它的真實與可愛。而且，這種“越來越……”的提升感、來臨感和交匯感正是節日的神髓之所在。

第三，既然節日是生存時間與體驗的旋渦、交匯和跌宕之處，那么，節日越含有不尋常的交匯與新鮮經驗的構成，就越像個節。而這種“不尋常”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對某些禁忌（taboo）的突破，開日常體制的玩笑。這方面最觸目的現象似乎是古代地中海地區流行的酒神節。人們在春天來臨時的某一天慶祝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復活，載歌載舞，放浪形骸，在身心沉醉之中與自然重新相會。這時，人們可以違反平日的某些禁忌或界限，比如社會等級的界限、公共與私人場合的界限、理智與醉態的界限等等。西方的“愚人節”是另一種表示。印度的霍利（灑紅）節中，人們可以相互開玩笑、對罵和說粗話，互潑紅水[后來傳到緬甸和中國云南，為“潑水節”]，不但無人介意，且使人突破平日的種姓之分、男女之別和敵友對立，最后相互祝賀、消除隔閡。中國的春節與元宵節“開夜禁”，守歲至夜半，并放爆竹迎新年，等等，也有突破禁忌之意。為什么要放爆竹呢？一個傳統的解釋是：除夕是一年最后一夜，屬“月窮歲盡之日”，陰氣濃重，于是神鬼游走，弄不好會犯人致病。所以古來便有以火燒竹竿以爆之，用來驅鬼的風俗。據說“山臊”這種能讓人患病的鬼最怕聽爆竹之聲。《荊楚歲時記》講：“元旦爆竹于庭，以辟山臊。”《通俗篇·俳優》載：“古時爆竹，皆以真竹著火爆之，故唐人詩稱爆竿；后人卷紙為之，稱曰爆仗。”《日下舊聞考》（147卷）言：“燕城煙火諸制，有聲者曰響炮，高起者曰起火，起火中帶炮帶聲曰三級浪，不響不起、旋繞地上者曰地老鼠。……統名曰煙火，……通宵以為樂。”

與破戒同時的可能還有節日或節期自身設立的禁忌，如伊斯蘭的齋月與開齋節，春節的各種禁忌與“破五（正月初五禁忌終止）”。由此造成節日中起伏異常的生存體驗。更重要的是，這些破戒與禁戒在節日的時機光環中得到升華，“粗話”不再只是“粗”，放炮仗不再只是喧鬧和驚擾，它們構成新的體驗，創造讓對頭們和解和心靈更新的機會。

五．中國節日現狀反思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見出，中國傳統節日中有中國文化和思維方式所賦予的突出特性，即生存時間化與家庭親情化。但它們在現行的中國官方認可的節日系統中已被極大地削弱。

中國現有的法定節日有十個，它們是：新年（西歷1月1日）；春節；國際勞動婦女節（3月8日）；植樹節（3月12日）；國際勞動節（5月1日）；五四青年節（5月4日）；國際兒童節（6月1日）；建軍節（8月1日）；教師節（9月1日）；國慶節（10月1日）。其中只有春節一個傳統文化節日。真正帶有文化色彩、為全民所自發共慶的也止此一節而已。其他的“節日”，或與職業有關，或與“國際”有關。相比于東西方的絕大多數國家的節日系統，中國的節日與其傳統形態的差異可能是最大的，也是最少自己文化特色的。一個外來人，不用了解別的什么，只要對比一下這兩種文化朝向幾乎完全不同的節日體系，就可推測出，這個民族或國家在短短不到一個世紀之中，必然經歷了精神上的巨大創傷和突變，不然絕不至于有如此斷裂性的反差和變態。于是一個問題可能會出現在他或她的心中：這個經歷了如此巨大的精神突變的民族，還能有真正的節日感受嗎？他們還能夠在真實的意義上過節嗎？其實我們也可以自問同樣的問題。甚至還可以問：當中國人為贏得2008年奧運會這個傳統西方節日的舉辦權而舉國上下歡慶之時，想沒想過自己的節日還在哪里？

更有甚者，就是這唯一殘存的春節，其文化含義也已經被剝離得所剩無幾。首先，它的節期結構已被破壞，節前的伴節，比如冬至、臘八節和灶王上天節等已消失，節后的“初三”、“破五”、“初七人節”、“元宵節”等已殘破不堪。春節已被孤立化為“除夕”加上“年假期”。其次，許多伴隨的風俗，比如祭祖、晚輩給長輩磕頭、長輩給晚輩壓歲錢、親戚朋友相互拜年、送迎財神等，正在消失或弱化。官府明令禁放炮仗煙火，更是欲將幾乎是最后一點傳統的年節氣氛清除凈盡。以炮仗傷人、引火為由來禁放花炮，而不是想方設法地規范管理，做趨利避害的引導，這種政府行為中暗含著自覺或不自覺的文化歧視。吸煙每年致死者和引火者，比短暫的放花炮損傷者要多得多，為何不禁？如果說允許吸煙的存在是“利大于弊”，那么春節允許中國人在城市里放花炮難道就不利大于弊了嗎？而且，如上所述，只靠實用理性和實證理性，是無法有效地評判節日的存在理由與過節方式的。以現在春節的衰敗情況，再沒有了放花炮這一古遠節俗，此節還有多少文化蘊意和節日氛圍呢？前面所講的也隱含了這樣一個意思，即放爆竹煙花是春節的內在節素，就像喝酒歌舞是希臘酒神節、互潑紅水是印度霍利節的節素一樣。一個安安靜靜的、不管是當年“革命化”的還是現在這種功利理性化的除夕和大年初一，根本不能算是在真實的意義上過春節。北京老百姓自發地突破禁令放花炮，是一種出自中國文化本能的“節日化”舉動，是在拯救這個已經身患重病的節日。中國人需要有屬于自己的節日，如果連這“最后的爆仗聲”也聽不到了的話，原本意義上的“中國節”就在中國的中心消亡了。

摘要：本文從現象學角度探討了節日的含義。從北京春節期間禁放煙花爆竹的法規談起，繼而探討節日現象是否合乎理性，闡述節日的四種來源，并認為其中最原本的來源是“天地時氣交和之節韻”。接著通過一張包含十幾個“節素”的表格來分析節日的結構，顯示中國、印度、西方節日主流形態的區別。在討論“怎樣過的才是節？”時揭示節日的時間含義。最后表示了對中國傳統節日現狀的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