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生活文學欣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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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13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在上海成立。由中共中央負責人授意，然后通過馮雪峰聯絡，浙江省籍的著名作家魯迅成為此組織的第一發起人。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指導委員兼宣傳部長許紹棣為此事秘密報告國民黨中央，經核準以“墮落文人”為名通緝魯迅。
魯迅得知這個消息后，為避免牽連別人，于1930年3月19日，只身避居在日本友人開辦的內山書店的假三層樓上，至4月19日回家，共避難31天。
1931年1月17日，魯迅的好友柔石等五位左聯作家因參加反對王明左傾路線的集會被捕，后秘密處決。在這一期間，小道消息甚多，如1931年1月20日出版的上海《社會日報》曾發表署名“密探”的《驚人的重要新聞》，稱“魯迅被捕”。次日的天津《大公報》，也刊登過“魯迅在滬被捕，現押捕房”的消息。又傳說魯迅即將與當局“合作”，更有甚者說魯迅遇害。在“通訊社員發電全國，小報記者盛造讕言”，或載魯迅之罪狀，或敘魯迅之住址，“意在諷諭當局，加以搜捕”的險惡形勢下，魯迅于1月20日由內山完造安排來到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后面的黃陸路的花園莊小旅館避難。
1932年1月，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淞滬戰爭。全家陷入火線的魯迅再次在內山完造安排下，遷入內山書店三樓避難，前后共計49天。
1934年8月23日，內山書店的兩位年輕店員因參加進步活動被捕。為防這兩人說出魯迅住址，魯迅又遷入千愛里3號避難，由內山書店的店員中村亨徹夜陪同往宿。直到9月18日，被捕的兩位店員保釋出獄，魯迅才結束了這次27天的逃難生活。
浙江省黨部發出通緝令一直到魯迅辭世，魯迅無論藏在上海什么地方乃至遠走北平演講，均有驚無險。前述那個內山書店，中國各家報紙多次寫到它的名字，連電臺也不止一次廣播過，甚至由報紙發行的上海地圖也特別標出了內山書店，報紙還報導過魯迅在內山書店平安避難的消息。可見這個內山書店并非是什么“秘密據點”，內山只是一個普通的日本人，他起的作用畢竟十分有限。那究竟是誰有這么大的能量在暗中保護著魯迅的安全？或浙江省國民黨黨部的“通緝令”本身就是一紙空文，只起恐嚇作用？在魯迅研究中，這是很少有人探討或雖有探討但卻淺嘗輒止的話題。
一種解釋是：歷任國民教育總長。北大校長，國民政府委員、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是魯迅的摯友。魯迅如有難，蔡元培一定會用各種方法去挽救他。
另一種說法是，魯迅與孫中山夫人宋慶齡關系密切，這也起了保護作用。
這兩種解釋均難以服人。蔡元培是位文官，他的能量畢竟有限。宋慶齡與國民黨當局關系亦不好。如果這兩人能量大到能通天，這怎能解釋由蔡元培、宋慶齡出面組織的民權保障同盟總干事楊銓會被國民黨特務暗殺？要知道：暗殺楊銓其實是對蔡元培和宋慶齡的警告。與此同時，魯迅在白色恐怖中也上了暗殺名單。
第三種解釋是林志浩在《魯迅傳》中講的：“懾于魯迅的崇高威望，未敢輕意下毒手”。這種說法也過于籠統。威望再高，國民黨當局可以用制造車禍一類手段推卸責任，不一定要大張旗鼓和明目張膽去捕人、殺人。國民黨要鎮壓反抗者，是不管對方威望高不高的。像上海《申報》總經理、總主筆兼上海市參議長史量才，算得上是威望高的社會賢達，可因其“九一八”以后反對的不抵抗政策，不照樣在滬抗公路上被特務刺殺了嗎？
第四種說法是：魯迅躲到外國人統治的租界里，當局的鎮壓功能無法達到。這亦不符合事實。只要國民黨下決心逮捕，他們可與租界當局交涉，用引渡辦法將其緝拿。這種事情不是沒有發生過。如柔石就是先由租界當局逮捕，然后再引渡給國民黨龍華警備司令部的。
曾想會見魯迅
關于浙江省黨部的通緝令下達近7年之久，而魯迅未曾入獄的原因，這是不少魯迅研究者長期感到困惑的問題。
這也難怪：過去研究魯迅，受種種條條框框約束，認為魯迅是最堅定的革命左派，怎么可能會成為國民黨利用和“策反”的對象？如果成為爭取的對象，一定會有損于魯迅的威望。另方面，用線性思維的方法認為國民黨當局只會鎮壓革命作家，而對他們的兩手策略及其交替使用則嚴重認識不足。
筆者于1997年訪臺時，為此事專門請教過臺灣“中國文藝協會”大陸工作委員會主任張放先生。張放一直對魯迅很崇敬，且長期與臺灣上層文藝界接觸甚多。他拿出他的《記陳紀瀅》一文給我看，邊看邊給我講解說：
1949年渡海來臺的大陸作家，均怪國民黨不重視文藝工作，以至說共產黨靠“筆桿子”打敗了國民黨的“槍桿子”。其實不完全是如此。蔣委員長雖然對文藝外行，但也不是完全不管文藝工作。比如，抗戰前夕，魯迅肺結核轉劇，他曾四處打聽赴蘇聯治療肺疾的事。此事傳到最高當局，蔣委員長把葉楚傖找來，他指示宣傳部設法撥出一筆錢幫魯迅去日本養病。他說：“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氣，魯迅是吃軟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養病，他就不會罵人了。”后來蔣老先生透過蔣孟麟帶了的一名職員，去看望魯迅，魯迅堅決不允赴日養病，這是事實。
這里講的抗戰前夕，即為1930年12月6日至1931年6月18日，任行政院長兼教育部長期間。文中提到的葉楚傖，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蔣孟麟，即1930年12月辭去教育部長之職到北京大學任校長的蔣夢麟。葉楚傖的身份顯然不便與魯迅會見，便找蔣夢麟作替身。文中講的“的一名職員”，應為教育部的一名職員。這名職員很可能是在日本弘文學院與魯迅一起留學的張協和。據魯迅研究專家（蔣）錫金在《魯迅為什么不入日本療養》一文中所說：
就在這自任教育部長期間，許（廣平）先生說，有人去向蔣獻媚告密，說：現在部里的特約編輯周豫才，就是周樹人，也就是魯迅，也就是最激烈反對你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和這兩個團體的頭子，也就是浙江國民黨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并己通緝在案的這個人。他的意思，原來是提請注意此事并加以處理，借此邀功。可是，極其奸滑，他聽了，“反而說：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能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
這里記載的談話與張放說的不完全相同，但總的精神是一致的。即拉攏魯迅的最低要求是要他出國，通過“放逐”把魯迅的聲音悶死，讓其成為“活尸”。更高的要求是要他發表聲明，如小報所說的與當局“合作”。這樣職位“當然保留”而不會被開除；“如果有別的想法”即有升官或更優惠待遇的要求，亦可滿足。為達到這目的，國民黨最高領導便改變戰術：由硬的改為軟的，由通緝改為感化，由逮捕改為放逐。如有可能，甚至想和魯迅親自會面，做他的工作。
關于企圖感化、爭取魯迅一事，日本增田涉在1947年所寫的《魯迅的印象》中也有過記載：
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時候（按：即1931年），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罷，那時他正因為政府的通緝令而隱居著，當時的行政院長暗地派人向他聯絡，說行政院長希望跟他會面。但是他拒絕了。以一個民間的文人，而且正是在被下令逮捕的身份，竟然拒絕行政院長的會面要求（行政院長，倘在日本，正相當于總理大臣，要是跟行政院長聯絡合作，那么，他身邊的束縛就會馬上消失了吧），使人想到他那不屈服于權力的強悍。總之，我感到他為人的偉大。
這里講的“行政院長”，正是。如錫金所說：這與許廣平說的想會見魯迅，做魯迅的工作，是同一件事。
周建人在《回憶魯迅在上海的幾件事》中，也有類似的記述：
首先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國民黨南京政府通緝“墮落文人魯迅”，其理由是他組織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什么“罪名”什么“理由”，其真正原因在于魯迅在文化戰線上進行的反圍剿斗爭，他寫的文章，他編的進步刊物擊中了反動派的要害。有人就來勸說魯迅發表聲明，退出該組織。可是，魯迅卻堅定他說：“我用硬功對付，決不聲明……”。魯迅對“通緝”漠然置之，越是在這革命緊要關頭，最危險的時候，他越是跟革命群眾一道頑強地戰斗。
周建人的回憶寫于“”期間，那個年代不便寫出派說客來勸降，便用含糊其辭的“有人”。這“有人”透露了做魯迅工作的內容：不僅是通過公費叫他到日本療養，以軟化他，而且還要魯迅發表聲明退出“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作為療養的交換條件，這就不是一般的用放逐辦法去掉這個“眼中釘”，而簡直是在“策反”他了。
為了進一步落實“策反”魯迅一事，我給張放先生去了一信。他于2001年3月24日回我的信雖然簡略，但確認蔣夢麟帶了一筆錢去見魯迅確系授意。至于到底有無見過魯迅？張放說：蔣“從未見到魯迅，大抵怕引起魯迅心理不安也”。
由授意李秉中“策反”魯迅
說“策反”魯迅，看似危言聳聽，其實還有一個名叫李秉中的人，秉承的旨意給魯迅接連寫信，勸其停止對舊社會的戰斗。這亦可作“策反”的旁證。
李秉中，為北京大學學生，在1924年通過訪問和通信與魯迅聯系密切。他后來投筆從戎。畢業于黃埔軍校，1925年參加了討伐陳炯明的東江戰役。1926年去蘇聯留學，1927年到日本再度深造。這期間，經常有信給魯迅訴說他對現實的煩惱，魯迅曾回過他部分來信。1931年初，當李秉中從小報上看到魯迅被捕乃至受刑的消息———后證實是謠傳時，寫了一封信勸魯迅到日本避難。魯迅曾回他一封信，意思是不愿“去此危邦”；“日本為舊游之地”，哪怕再“水木明瑟”，也不想前往了。“去年欲往德國”，因“金價大增”和離不開眷屬，而去不成。如果“舉朝文武，仍不相容”，當然應攜眷屬在海外避難，然而也可以一同把生命托付給他們。
關于李秉中“策反”魯迅一事，日本魯迅研究界知道的比中國的學者早些和多些。這可能是由內山完造或通過增田涉傳開去的。由松枝茂夫翻譯、巖波書店1956年出版的《魯迅全集》第12卷，在魯迅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信中，加了一條譯注：
李受之意而探詢魯迅，勸他在解除通緝令的同時出國游歷，這是魯迅對此的答復。
不過，據錫金考證：這時的李秉中還在日本，也還未當上高級軍官，他只是以友人身份勸其出國。李秉中真正“受之意而探詢魯迅”，那是1936年。
1936年5－7月，已當了南京中央軍校政訓處高級軍官（相當于將軍）的李秉中，這回不再以友人的身份而是代表官方接連寫了三封信勸告魯迅放下手中的投槍。其中有一封是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信箋，長達3頁。此信現存魯迅博物館，原無標點，現照原款式抄錄如下：
魯迅吾師函丈：前呈一緘，諒陳道席。比來清恙如何？日夕為念。邇天氣較涼，想當佳也。稟者，關于吾師之自由一事，中（李自稱）惟之數年矣！惟恐或有玷吾師尊嚴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啟齒。近惟吾師齒德日增，衰病薦至，太師母遠在北平，互惟思慕，長此形同禁錮，自多不便。若吾師同意解除通緝，一切手續，中當任之，絕不至有損吾師毫末之尊嚴。成效如何，雖未敢預必，想不致無結果，不識師意若何？伏乞訓示。東行已有期否？吾師病中，本不敢屢瀆；竊望師母代作復示，蜀勝佇盼！專此，敬祝痊福
師母大人、海嬰弟無恙。
學生李秉中七月十三日
此信由南京寄出。查1936年7用16日魯迅日記：“得李秉中信，即由廣平復”，與李信說“竊望師母代作復示”正相吻合。再查同年7月5日《日記》載：“得李秉中信”，這與李秉中開頭所說“前呈一緘”又相合。由此可判定此信寫作時間為1936年。信箋標有“軍事委員會”字樣，或許是公紙私用？從作者自告奮勇為魯迅解除通緝令的口氣看，這封信有來頭，應視為公紙公用———至少是暗示此信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托而寫。如果這個看法可以成立，那上一次是“教育部”派人來招降，這次是最高當局通過魯迅的學生李秉中用“軍事委員會”的名義來“策反”。當然，李秉中深知魯迅的“紹興師爺”脾氣，不一定能說服，故以不敢“有損吾師毫末之尊嚴”作誘餌，“未敢預必”，即不一定馬到成功，留下討價還價的余地；同時又有“不致無結果”作許諾，并
從關心魯迅之“衰病”和用母子“互惟思慕”的骨肉之情去打動對方。“一切手續，中當任之”，從這兩句話中不難看出，此信經過當局批準，“中”（李秉中）才敢拍胸脯打包票。另方面，寫信的7月13日，正是魯迅沉疴在體，須藤大夫建議他易地療養，而魯迅本人也有“東行”之意的時候。這更可看出，此信是經過精心策劃的。還有，鑒于李秉中此前寫
過一信給魯迅，魯迅均不作答，因而李秉中這次改為請許廣平代為答復，這真可謂是用心良苦了。
不過，魯迅讀了李秉中的信后，感到自己身體一天比一天壞。他對內山完造吐露心曲說：“我今后的日子不會太長了，跟了我十年（按：應為七年）的通緝令撤銷了，我會寂寞的，還是不要撤銷吧。”可見，在前后不同背景的人勸說魯迅出走，始終動搖不了魯迅的斗志。即使是教育部來人被拒絕后，“然而，還拖了幾個月，想爭取到年底，就把特約編輯的職位裁撤了。以后，時常有謠言說這說那”。許廣平這里講的“裁撤”，時間為1931年12月；謠言迭出，則說明秘密爭取魯迅的工作仍在進行，一直到魯迅去世前仍未停止。如魯迅本欲定于1936年8月1日到云仙租有涼臺的平房去療養，卻因南京來看望魯迅的人，說魯迅的身體已經康復了，可否到德國游歷一下？魯迅來到內山完造家和內山說：“老板，不論怎么樣也得停止到云仙去了。現在那邊來人說，是不是到德國留
學去，意思是這干擾了，所以希望我去德國。說到云仙去就是逃跑，是我的失敗，因此我不去了，總而言之我不去。”這里講的到德國游歷，便是爭取魯迅的又一部署。但魯迅不愿中計，故仍未應允。
“策反”魯迅的思想前提及失敗原因
“策反”魯迅的過程，目前的史料線索仍十分有限，但可以推斷“策反”前，可能與國民黨、教育部及魯迅的舊友商量過。他們有可能認為：（一）魯迅是位充滿矛盾的人，他不愿離開中國是事實，但一旦病重也許會考慮。（二）另還有與他同鄉、張協和與他同學，李秉中和他有師生之誼這些復雜的社會關系可利用。（三）魯迅也決非一點爭取的可能都沒有。當通緝令下達后，魯迅就和許壽裳說過：“浙江省黨部頗有我的熟人。他們倘來問我一聲，我可以告訴原委。”并一再解釋說“我抨擊的是社會上的種種黑暗，不是專對國民黨”。這說明魯迅還有商量和妥協的余地。如果不運用這一點，只知道動用專制手段，這是策略上的一個極大失誤。（四）在不少自由派作家與右翼文人眼中，魯迅并不像所說的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文學
家，而只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他不是共產黨的“戰友”，而只是“同路人”。魯迅和中共派往左聯的領導人有很深的矛盾，可供利用。（五）魯迅晚年“反共”。其根據是魯迅1935年9月12日給胡風的信，勸阻“三郎”（蕭軍）參加左聯以及魯迅不滿周揚以鳴鞭為業，可見魯迅晚年也不信任乃至反對共產黨。
這種推測當然是不符合魯迅實際的。魯迅在倫理上認同自由主義，但從根本上來說他并不是“自由主義者”，而是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主將，魯迅晚年更沒有反對共產黨。須知：左聯只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而非共產黨本身；魯迅不滿的是左聯領導人周揚的宗派主義錯誤。周揚雖是中共代表，但對他不滿并不等于是反共。及其御用文人基于這種錯誤認識去爭取魯迅、瓦解魯迅，當然不會有好結果。
做魯迅的“策反”工作，之所以達不到預定的目的，還由魯迅的政治立場與“硬骨頭”性格所決定。以日本療養作借口，固然有針對性，但基于魯迅的閱歷和經驗，尤其是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的品德，使他不會輕意答應。即使出自朋友的好意，他也不曾應允。如1934年1月11日，魯迅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信中，便婉謝其旅日之邀；“我一直想去日本，然而倘現在去，恐怕不會讓我上陸吧。即使允許上陸，說不定也會派便衣釘梢。身后跟著便衣去看櫻花，實在是離奇的玩笑，因此我覺得暫還是等等再說為好。”同情揭露了國內反動派制造的自己恐怖：“中國恐怕難以安定。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青年常失蹤。我仍在家里，不知是因為沒有線索呢，還是嫌老了，不要我，總之我是平安無事。只要是平安無事，就姑且活下去罷。”美國友人史沫特萊亦苦
勸他，應該出國養病一年，他在1935年10月22日給曹靖華的信中說：
我其實并不同意，現在是推宕著。因為：一，這病不必養；二，回來以后，更難動彈。所以我現在的主意，是不去的份兒多。
到1936年6月，魯迅病重。據黃源在《文季月刊》第1卷第6期上發表的《魯迅先生》一文回憶，當時魯迅本想
七、
八、九三個月往日本養病，起初想到鐮倉，但覺得離東京太近，怕新聞記者纏繞，后來想到長崎，且已著手看《長崎旅行案內》之類的旅行指南書，但又覺得生活不便，終未成行。在1936年9月15日致王冶秋的信中又說，“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國有種種困難，國內呢，處處荊天棘地。”故“荊天棘地”的環境，使他不忍心離開斗爭第一線去療養。魯迅總是把國家民族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至于官方要他出國療養必然有交換條件，他更不愿意出賣自己的人格去換取一時的茍安。正如錫金所說：魯迅“曾設想過如果出國，敵人將如何的造謠誣陷，造成真假難辨的結果，他堅決不給敵人可以從中得到任何利益的可乘之機”。但國民黨人認識不
到這一點。哪怕魯迅在1937年10月病逝后，爭取魯迅的活動還有一小段尾聲。據張放先生說：
1946年1月24日，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鄭彥代表蔣中正先生親自到北平八道灣周宅，給魯迅原配朱安送去法幣十萬元，作為春節慰問金。后來許廣平在上海曾寫信詢問此事，朱安于2月1日致函許廣平：“我辭不敢受，據云長官賜不敢辭，別人的可以不收，委員長的意思一定要領受的……，也就接受了。”朱安于翌年6月29日病逝。這件秘史，我曾于60年代親自詢問鄭彥，他說那次去北平慰問十多位著名作家，名字已不能記憶，他確記得和朱安女士會面，她講著濃重的浙江話。
目前，做魯迅工作的史實雖然還有待挖掘———如李秉中的信是直接授意，還是間接授意？1936年7月13日的信是李秉中親自所寫，還是由他人捉刀？他過去寫給魯迅的信是隨意而談的白話文，而不似這次古香古色。由于李秉中解放前死于老家成都，這些第一手資料（包括檔案資料）已很難搜求到，但以上材料已足以表明：魯迅被通緝近7年之久終未被捕，并不是有什么人暗中保護他，也不是如錫金所說：國民黨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怕逮捕魯迅激怒全國人民，而是國民黨最高層認為許紹棣的做法過于笨拙，應改變策略上感化他、爭取他、利用他，乃至“策反”他，這才是魯迅通緝近7年而未能被捕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