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思潮認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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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價值”問題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成了一個熱議的話題。從來源上說“，普世價值”產生于歐洲中世紀基督教所使用的“普世”概念，這個詞一經變身為“普世價值”便成了時下十分走俏的一個詞語，意指適用于一切時代、一切條件、一切人的價值原則。既然某些學者提出這么一個命題，那么我們就有必要深究這樣幾個問題：一，是否存在“普世價值”；二，提出“普世價值”的動機是什么；三，“普世價值”主要內容是什么；四，如何對待“普世價值”。是否存在“普世價值”。有沒有這樣的具有在空間上的普遍性和在時間上的永恒性的“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是唯心主義新階段的產物。所不同的只是“普世價值”代替了“上帝”、“絕對真理”等字眼，它們無一例外地走向了一種絕對的永恒不變的神秘主義的終極力量上。社會主義社會作為比資本主義社會更為先進的社會制度，有著自身的更為先進的價值取向，不排除這種價值取向會從“普世價值”中汲取尚為合理的有益的成分，但這并不意味著對“普世價值”在當代及其未來獲得合法的主導地位的肯定。

提出“普世價值”的動機。“普世價值”的爭論不是一個概念能解決的問題，我們不能只是局限于抽象地討論其內涵有沒有意義，而更應當深入考察其內在動機。不難看出，“普世價值”的宣傳是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際實行“和平演變”的新手段。“普世價值”思潮在中國的泛起有一個過程。2005年10月，一些鼓吹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國內外人士就以民主的所謂“普世價值”為武器，開始對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進行攻擊。在2007年初“，普世價值”在某些主觀故意的推動下，開始了廣泛的傳播，一時間甚囂塵上，讓相當一部分的青年和領導干部迷惑，甚至被誤導，成了一股可怕的錯誤思潮，從而使得“普世價值”的爭論不再只是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意識形態層面上的問題。所以，就“普世價值”思潮來講，其政治實質是企圖顛覆我國發展民主政治的決定，改變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企圖改變我們所堅持的社會主義方向，期許著能構建一個以西方制度和理念為模式的政治制度；而其在思想上的指向，是妄圖用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來指導中國，把馬克思主義趕出中國，以此否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故意夸大思想多元化的誘人之處；對于經濟制度方面，更企圖讓中國變得徹底的私有化，改變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現有經濟制度。國內外諸多理論家看不到也不想看到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取得的輝煌成就，他們矢口否認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這一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他們粗暴地給馬克思主義理論扣“教條”、“僵化”、“過時”、“專制”等帽子，處心積慮地用西方的“普世價值”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象，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共產黨人所總結和提煉的理論成果。以所謂“人類文明中一切美好的東西就是‘普世價值’”為論調，一味強調自由，其實是用學術自由的名義做思想專制的勾當，將“自由”拘束，只能在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下談自由，還在世人面前標榜自己是自由的狂熱追求者，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就是想把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驅逐出當代中國，徹底顛覆中國社會的政治制度。“普世價值”是西方資本主義在全球化進一步推進的背景下，以同樣所謂的具有全球化的價值，即“普世價值”為依托的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次和平演變手段。

“普世價值”的主要內容。冷戰結束以后，西方開始轉變外交工具，不強攻，不強打，而以普世價值為進攻大旗，關于普世價值無非就是西方經常掛在嘴邊的民主、自由、人權等。細究民主、自由、人權等的實質及西方國家在這方面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民主、自由、人權等是一個發展著的概念，是一個以歷史具體條件為前提的概念；而西方在這方面的所作所為更是執行雙重標準，道貌岸然。關于民主。民主的實質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制。單從學術角度討論，我們提出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多數人是否擁有對少數人的專制權；第二，多數人的決策是否具有真理性，退一步而言，這種決策是否是正確的；第三，如何逃脫民主在實踐中走向專制的趨向。對于前兩問是容易理解的，至于第三問或許會存在一定的疑問，以下就此做簡要論述。通過民主選舉出的領導者或執政集團會因多數民眾的支持而獲得超越法律的特權，從而在行為上趨于無所顧忌，走向專制。正如二戰前希特勒的上臺，沒人否認這是民主選舉的結果，但也不可否認希特勒走向專制的道路的事實。政治制度的好壞不在于民主本身，而在于制約體制的有效性。從現實的狀況考察民主，以英美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從來沒有真正踐行過他們所宣傳的民主原則，以英國為例，在英國對香港長達150年的統治中從來沒有給予過香港居民所謂的民主；而美國更是執行雙重標準的典型，對自己有利的國家，則無論對方多么專制都給予支持，反之則給予打擊。民主在西方國家從來不是所追求的目標，而是獲取自身利益的手段。關于自由。

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所謂的自由只是貴族、富人們的自由，自由從來不是普遍的，自由從來不是均等的，人們擁有的只是對自由臆想的自由。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對自由的理解是不一致的，但有一點則是共識，即自由應當基于一定的社會條件并受制于社會條件。康德曾對“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自由觀作出尖銳的批判，指出了這種自由的膚淺性，同時提出了自己對自由的見解，他指出，自由乃是“想不做什么就能夠不做什么”。盡管這個表述依然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資本主義的自由觀。如何看待“普世價值”，其實從把“普世價值”和西方社會的普遍政治價值和政治制度的模式相提并論這一現象說明，“西方化”的政治傾向與“西方化”的學術見解之間其實存在著非常緊密的聯系。一個是政治問題，一個是學術問題，兩者之間的界限必須搞清楚，但需要指出的是，不克服“西方化”的學術見解，就不能克服“西方化”的政治傾向。所以，僅從政治層面上批判、揭露本質是不夠的，還需要我們的學者加強理論學習，用科學的、有說服力的理論研究成果去和他進行正面的交鋒，敢于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在學術層面上暢所欲言，據理力爭。

最后，想討論下“普世價值”問題的現實意義，就是想通過揭露其本質，學會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用理論這個大棍來撥開在這個問題上的迷霧，明確我們要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觀點，更讓世人看到在“普世價值”思潮表象包裹下的錯誤的實質，能自覺做好意識形態層面的工作，鞏固和堅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指導地位。同時，要達成這項共識：要想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開展調查研究、理論學習，特別是價值問題上的理論研究，大力發展和提高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宣傳、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多樣化的社會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