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埃落定敘事風格看歷史主義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塵埃落定敘事風格看歷史主義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產生于新歷史小說和新歷史主義興起后數年的《塵埃落定》，雖反映了藏區土司制度覆亡前的最后一段歷史，可是其對歷史的敘述，卻已迥異于往日的歷史小說。對土司家族日常生活的描寫，第一人稱視角的獨特效果，似傻非傻之間的不可靠敘述，都使其具有濃厚的新歷史主義色彩。

［關鍵詞］塵埃落定；歷史；新歷史主義；敘事

Abstract:RedPoppy[WTBZ],writtenafewyearsaftertheprevalenceofnewhistorynovelandNewHistoricism,describesthelastsectioninhistorybeforetheendofTusi-systeminTibet.Itsnarrationabouthistoryisdeeplydifferentfromthatofotherhistorynovelsbefore.[WTBX]RedPoppy[WTBZ]hasstrongNewHistoricismcharacters,whichconsiststhedailylifedepictionofTusifamily,theoutstandingfeatureslieinitsfirst-personviewangleandthespecialnarrationbetweenthecertainandtheuncertain.

Keywords:RedPoppy[WTBZ];history;NewHistoricism;narration

對過往歷史的敘述是歷史小說相同之處，而在敘述的方式上，卻有了傳統歷史小說與新歷史小說的區分。傳統的歷史小說多半采用全知敘事，并力求“還原”歷史的公正性，在敘事中體現歷史的莊嚴，探尋隱藏在歷史背后的客觀規律。與這種全知敘事相對應，大多歷史小說都采用第三人稱視角，如《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李自成》等。莫言《紅高粱》的問世打破了這一傳統，“我爺爺”、“我奶奶”的敘述方式，讓人感到親切而又別具風味，歷史的崇高與神秘在這里還原為民間化的日常敘事。西方新歷史主義理論的引進，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此，新歷史小說開始風行于世，對歷史的敘述于是有了多種選擇，歷史的可能性也不再唯一，“歷史的文本性與文本的歷史性”這一新歷史主義的名言遂在作家的筆下得到更生動的演繹。《塵埃落定》的寫作是在新歷史主義觀念和新歷史小說興起數年后，對歷史理解的不同以及敘事風格的變化，都使該作呈現出與以往歷史小說截然不同的風格，具有鮮明的新歷史主義色彩。雖有學者認為新歷史小說和新歷史主義小說是兩個不同的概念［1］，然而，無可否認，很多新歷史小說都帶有強烈的新歷史主義特色。因此，本文不再拘囿于《塵埃落定》是新歷史小說抑或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名實之爭，而單論其新歷史主義特色。

一、走向日常：還原歷史的豐富性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歷史這一名詞是莊嚴而又神圣的。歷朝歷代都注重修史，歷史成為知興替的工具書。司馬光受命編撰《資治通鑒》，書成之后，他在《進書表》中殷切地希望神宗能夠常常閱覽，以此“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2］。可以說，傳統史學的指導思想就是“直書善惡、昭示成敗”［3］。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形成了中國史學重政治興替，輕民風生活的敘事傳統，而這使中國史書整體上呈現出一種宏大敘事的特色。而史學的發達則影響到文學的創作。“明清長篇章回小說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所謂‘演義’體歷史小說，其主人公在歷史上往往實有其人，如《三國演義》、《說岳全傳》和《東周列國志》等都是。”［4］此外取材于歷史的文學作品更是不計其數。與此相對應的，是文學敘述對歷史敘述的借鑒，特別是歷史小說的敘述方式更是深受史學著作的影響。

《塵埃落定》選取中國解放前藏區土司制度覆亡前的一段歷史加以敷衍，文本中的“歷史”雖不可確考，可它畢竟反映了一種制度，一個時代的逝去，仍可歸入廣義上的歷史小說之列。可是與此前的歷史小說如《三國演義》、《李自成》等相比，《塵埃落定》的敘事風格已經大為不同。小說開篇寫道：“那是個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聽見一群野畫眉在窗子外邊聲聲叫喚。”［5］1這種抒情化的語調使小說擺脫了傳統歷史小說追求宏大敘事的套路，呈現出鮮活的民間色彩。小說在標題的命名上也顯得隨意而貼近日常生活，如“野畫眉”、“心房上的花”、“大地搖晃”、“白色的夢”、“耳朵開花”、“失去的好藥”等等，或質樸自然，或清新撲鼻，或詩意盎然，使塵埃落定前的土司王國因為這種詩化的文字而走下神壇，不再高高在上，平添了幾分生活的本色。

傳統的歷史小說受正史的影響非常明顯，多具有濃烈的正統與非正統觀念，對人物的評價往往用忠奸做尺度。如《三國演義》中曹操文韜武略樣樣出彩，卻只能算一個梟雄；劉備動輒痛哭流涕，因其皇叔身份，則是多情多義。可是產生于新歷史主義興起后的《塵埃落定》，對歷史的敘述已與傳統歷史小說大不相同。“后現代主義的興起，使得人們對進步的信念、歷史時代劃分的方法、個人能知能行的觀念，都產生了疑問。”［6］185新歷史主義的一大名言就是“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所謂“文本的歷史性”，是指一切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會性；而所謂“歷史的文本性”則包括兩層意思：一指如果沒有保存下來的文本，我們就無法了解一個社會的真正的、完整的過去；二指這些文本在轉變成“文獻”、成為歷史學家撰寫歷史的基礎的時候，它們本身將再次充當文本闡釋的媒介［7］。

在這種觀念下，歷史不再是唯一的，而“專業歷史學家現在幾乎沒有人再寫傳統式的敘事歷史了。那種敘事歷史都是堂皇雄偉的故事，例如某個國家的興起，或某個危及國家認同的危機。”［6］209與此相類，《塵埃落定》對歷史的敘述亦不再執著于那些關乎土司制度興亡的所謂大事，黃特派員的到來、鴉片的種植、邊境市場的開辟、梅毒的蔓延、解放軍的出現雖可看做歷史轉機的表征，可是作者卻以一種平常的語調來敘述。紅色漢人和白色漢人只是顏色的不同，究竟誰才是正統，卻不再是關注的重點。小說的敘事姿態也不再是正統史家或傳統歷史小說家的正襟危坐式敘述。黃特派員作為國民政府派駐土司轄區的代表，原來是如此模樣：“興致勃勃地看完了姑娘們的歌舞，到喇嘛們冗長的神舞出現，他打了個哈欠，于是，就由他的士兵扶著，吸煙去了。”“帳篷里，黃特派員身邊的士兵已經換成了我們的姑娘，他的雙眼像夜行的動物一樣閃閃發光。”［5］25-26這種帶有調侃語氣的敘述，將黃特派員政府官員的正史形象消解無遺。小說中的土司可說是當地的最高統治者，按照傳統史書或歷史小說的標準，一般只會選取其光輝面和閃光點加以表現，以此體現歷史的嚴肅。可是，在阿來的筆下，眾土司也不過是追逐聲色的皮囊。麥其土司和央宗在野地里偷情，可是卻徒勞無功：“當女人的裙子剛剛撩起，男人的褲子剛剛脫下，他們赤裸的下身就受到了螞蟻和幾只杜鵑憤怒的攻擊。最后，他們只好放棄了野合的努力。”［5］64黃特派員對姑娘的興趣，土司和情人的偷情，或許都曾經發生，可是對這種狀態的生動描摹，卻不會出現在正史中。只有新歷史小說興起之后，這些權勢人物的另一面才在作家的筆下浮現。或許，這并不能叫做解構，因為關于偷情的記載，在正史中同樣存在，只是往往換了一種敘述方式。正是不同的敘述風格，使歷史小說有了新舊之別。

二、全知與限知：流動的第一人稱視角

“敘述視角應該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指作家在選擇自己的敘述替身——敘述者時，賦予敘述者的權力范圍和能力范圍。比如，敘述者是個具有什么身份的人，他的智力水平、文化程度、職業特點、性別角色等具有什么樣的特征。”“其二，指敘述者在講述故事時所選擇的角度，他以誰的眼光觀察世界，以誰的口吻來說話以及向誰說和說誰。”［8］由此而言，不同的敘述者和不同的敘述視角必將帶來不同的閱讀效果。傳統的歷史小說多采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敘述者高高在上，把握全局而又熟知細節，歷史的重大轉折和細枝末節都逃不過他的法眼。敘述者扮演著上帝的角色，對歷史發表著貌似公正的評判。如《三國演義》開篇講道：“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并入于秦。及秦滅之后，楚、漢分爭，又并入于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后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9］這里的敘述者縱橫捭闔，對歷史了如指掌，朝代興廢與天下分合似乎都在他的預料之內。這種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在閱讀上給人一種客觀的感覺，似乎歷史本來如此，而講述者只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加以轉述。即使有所臧否，也必毫無偏見，從而樹立正史公正無私的面目。

與此不同，《塵埃落定》則采用第一人稱視角，“歷史”對敘述者而言，已不再遙遠，“歷史”就是敘述者所置身的環境。失去了時間間隔所形成的“歷史感”，“我”成為“歷史”的體驗者，而非追述者。正史和以往的歷史小說大多注重紀事和所謂春秋筆法，在敘述中有所褒貶，這也與其第三人稱的敘事視角有關。而第一人稱敘事視角的運用，則使敘述增添了體驗的情感豐富性。如《塵埃落定》第十一章：

整整一個冬天，我越來越深地沉浸在失去叔叔的悲傷里，迎風流淚，黯然神傷。

父母繼續給我寫充滿了抱怨的信，叫不知底細的人看了，還以為是傻瓜兒子把老子拋棄在那老舊的堡壘式官寨里了。而不是他迫使我離開了家。[HK]［5］341

這一段文字如散文般流動，情感表達是個人的感受，而非正史或傳統歷史小說的針砭。“我”被放逐到邊境，而土司父親卻寫來充滿抱怨的信，“我”知道那是虛情假意，自不去管他。面對權力，父親對兒子不免猜忌。那屬于父親的土司之位，雖則有一日要傳給兒子，然而，卻是在父親死后。在父親活著的日子里，父子倆只能是貌合神離。歷史上因為爭奪皇位，父子成仇、兄弟反目的記載屢見不鮮，然而，從以往的歷史文本中卻很難讀到歷史人物的情感體驗。往日的記載，只是注重歷史事件的經過和對歷史事件的評價。經過層層的過濾，“歷史”遂成了大事記。可是在第一人稱敘述中，那被過濾的情感得到了還原。新歷史主義者認識到了這點，他們認識到歷史和對歷史敘事的區別，正如海登·懷特所言：“如果我們承認所有歷史敘事中都有虛構要素，我們就將在語言和敘事理論本身找到一個對史學內容的更為細致的再現。”［10］由此，海登·懷特認為應把歷史研究活動和歷史書寫區分開來。受新歷史主義觀念影響的作家在對歷史進行書寫時，將這種觀念發揮得更為酣暢淋漓。他們不僅要在書寫中虛構，更要在歷史中體驗，而第一人稱視角則為這種體驗式敘述提供了便利。

不過，第一人稱視角并不等于限知視角，第一人稱小說的敘述者也可具有全知式的特征。于是就有論者將其分為兩種，即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和第一人稱經驗性敘述，前者可以是全知敘事，后者則應是限知敘事［11］。《塵埃落定》的敘述大多屬于經驗性敘述，卻也有例外。如對土司與央宗在房間里的對話，還有在性的沖動中的感受：“他懷里的女人睡著了。圓潤的雙乳在黑暗中閃爍著幽光。”“平穩而深長的呼吸中，她身上撩人心扉的野獸般的氣息四處彌漫，不斷地刺激著男人的欲望。”接著作者還寫了土司的心理，而這些卻是敘事者“我”所不應知道的，也是無法看到和感受的。其他如寫土司最后一次的欲望爆發，哥哥旦真貢布與塔娜的風流，同樣超越了限知敘事。這些超越限知敘事的性描寫，在小說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如果作者固執于限知視角，這些描寫就不能如此放縱，而后現代語境中的許多作家正是在對性的敘寫中表現了對正史的嘲諷。阿來選擇了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卻又不甘于限知的束縛，在寫作中時常從限知變換到全知，從而使《塵埃落定》的視角具有流動性。在這種流動的敘事中，作家更能得心應手地敘事，按自己的理解書寫一段迥異于正史的如塵往事。

三、似傻非傻：在不可靠敘述中有所質疑

在新歷史主義那里，歷史不是主體面對的客觀存在，它只是主體運動的過程，歷史其實就是對歷史這一文本形式一遍又一遍地重新修撰、闡釋，甚至改寫。新歷史主義徹底打破了客觀、真實的歷史與想象、虛構的文學之間的界限，歷史與文學最終合而為一，一切歷史文本都成為文學的文本。歷史在這里不再是神圣的、崇高的，歷史只是過往的生活。必然性不再是歷史的選擇，而諸多偶然因素的雜陳卻成為歷史多變性的主要動因，歷史的隨意性和不可預料性也因此成為新歷史主義所持的觀念。

《塵埃落定》的敘述者“我”是一個傻子，而這種傻又不是癡呆型的全傻，而是似傻非傻。“在麥其土司轄地上，沒有人不知道土司第二個女人所生的兒子是一個傻子。那個傻子就是我。”［6］3眾人都把“我”當成一個傻子，“我”自己漸漸也這樣認為了。哥哥對“我”是充滿憐憫的，正因為“我”是個傻子，不會對他土司繼承人的地位構成威脅，所以，“我”和哥哥的關系還不錯，而“我”也因而處于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土司父親也因為“我”是一個傻子而覺得省心，只有母親常心有不甘。這其中的權力爭奪與鉤心斗角，由一個傻子來講，便更能觸到歷史的真實，即或那真實是由作家虛構而來。

然而，“我”的傻卻不是十足的傻，偶爾“我”還會表現得相當聰明。或許正因為“我”是一個傻子，“我”不是那么專斷。或許是“我”對自己的智力也有些疑問，所以對下人的意見或建議往往能加以考慮，而這使“我”在下人眼里具有親和力，從而無意中提升了自己的威望。“我”在有些時候還表現得相當聰明。汪波土司派人來偷罌粟花種子，偷盜者因而被麥其土司砍下了腦袋，臨死時偷盜者卻露出了奇怪的笑容，只有“我”覺得那笑容里藏著什么，后來果然證明罌粟種子被藏在偷盜者的耳朵里送還給汪波土司了。因為連年種植罌粟而牟取了暴利后，在麥其土司征求兩個兒子的意見時，“我”提出了那個最驚人的而又最簡單的建議：免除百姓們一年貢賦。土司說：“你不想麥其家更加強大嗎？”“我”說，對一個土司來說，這已經夠了。土司就是土司，土司又不能成為國王。這時的“我”可以說表現得異常聰明，“我”知道土司所處的位置。如果有一天，天下只有一個麥其土司了，拉薩會看到，南京也會看到，而這兩方都肯定沒人樂意看到。“我”看到了這一點，而土司父親和土司繼承人哥哥卻不曾看到。傻子在某些時候的聰明“諭示”了歷史的不確定性，傻子的敘述是不可靠的，正是這種不可靠的敘述使作品體現出濃厚的新歷史主義色彩。

“我”是個傻子，這決定了我不可能成為土司繼承人。雖然如此，“我”在很多時候仍然想成為土司繼承人。只是因為大家都把“我”當做傻子，“我”自己很多時候便只好心甘情愿地當一個傻子。然而，傻子不是純粹的傻子，傻子在麥其土司的邊境上建立了一個貿易市場。這給麥其土司帶來巨大的利潤，使麥其土司更為強盛。當“我”從邊境上回到官寨里時，被割去舌頭的書記官說話了，“我”對著人群喊：“沒有舌頭的人說話了。”人群迅速把這一消息傳開。濟嘎活佛說：“這是神的眷顧，是二少爺帶來的！他走到哪里，神就會讓奇跡出現在哪里！”這時忽然有兩個強壯的百姓把“我”扛上了肩頭。猛一下，“我”就在大片涌動的人頭之上了。兩個肩著“我”人開始跑動了，后面是大群的激動的百姓。可以說，百姓的心這時已經屬于“我”，如果“我”想當土司，這時振臂一呼，土司的位置就屬于“我”了。“我”是想當土司的，可是“我”沒有抓住那振臂一呼的機會，當“我”想到時，激動的人群已經冷靜下來，機會由此錯過。傻子雖然有他的聰明，可是傻子仍然是傻子。書記官開口說話是一個奇跡，可是這奇跡之所以出現，卻并不是“我”能預料的。群情的爆發是一種偶然，“我”沒有抓住機會奪取土司的位置。偶然出現了，卻因為沒有被抓住而失去了轉化為事實的機會。歷史的不確定性在此得到演繹，所謂歷史的走向，往往是諸多偶然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有可能走向一個方向，也可能走向相反的方向。一切都不是絕對的，“在新歷史小說家看來，在任何歷史過程中都充滿了偶然性，它們也不是能被‘偶然體現了必然’或者‘必然體現在偶然中’這類辯證法的公式所能說明的。偶然就是偶然，就是不可把捉也無從預見的一系列非常規性因素或突發性事件。新歷史小說家所強調的和抬高的正是歷史發展中的偶然性。”［12］《塵埃落定》的敘述者是一個似傻非傻的人，敘述者的智力水平使其敘述不是那么可靠。身為傻子的“我”在那個時代曾經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然而，當歷史的機緣在剎那間來臨，使“我”可能登上那片土地上最高的權力寶座時，“我”卻坐失良機。歷史就是這么隨意，在新歷史主義小說家的筆下，這種隨意性借助“傻子”的不可靠敘述來表現，就更增添了戲劇性。

［參考文獻］



［1］石恢.“新歷史小說”與“新歷史主義小說”辨［J］.南京社會科學，2000，（2）：47．

［2］司馬光.資治通鑒·進書表［M］.長沙：岳麓書社，1990：935.

［3］錢茂偉，王東.民族精神的華章：史學與傳統文化［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317．

［4］浦安迪.中國敘述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29．

［5］阿來.塵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6］喬伊斯·阿普爾比.歷史的真相［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7］盛寧.人文困惑與反思：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批判［M］.北京：三聯書店，1997：156．

［8］祖國頌.敘事的詩學［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49.

［9］羅貫中.三國演義［M］.長沙：岳麓書社，2004：1.

［10］海登·懷特.后現代歷史敘事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192.

［11］祖國頌.論小說的敘事視角［J］.漳州師范學院學報，2003，（2）：36.

［12］王又平.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390.